回歸到特朗普的外交立場，他主張美國減少干預世界事務，走回較為孤立的路線，這讓大家在美國外交策略上提供了思考空間，而這也代表著近三十年美國在中東的外交失利，迫使美國走向鍾擺的另一邊。無可否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仍然模凌兩可，然而他的立場與現實主義學者所提倡的「境外平衡者」策略，孰多孰少有相似的地方。事實上，不少現實主義學者渴望此理論能夠重見天日，並認為特朗普會再次重新起用他們的方略。正如早前特朗普親自會晤冷戰時期的現實主義外交家季辛吉（Herry Kissinger），冀獲得他的背書，這事件擴大了現實主義者們的想像空間。
「美國優先」為特朗普在美國總統競選中，主張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獨善其身的口號。隨著本土思潮全球崛起，把注意力回歸至本地乃大勢所趨。除此背景外，坊間鮮有深討其在美國近代外交史上的意義，只是單純地解釋此一轉變的原因，為國內的右傾排外主義延伸至外交立場，當中並未能充分梳理此變的脈絡。
隨著大選臨近，特朗普與其敵對陣營互相指摘，其火藥味更無可避免地燃燒至雙方的外交政策上。於本周三，特朗普更稱現任總統奧巴馬為「ISIS的創建者」，其對峙狀況可見一斑。
其實，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外交並不一定是衝口而出的大放厥詞，他的外交理念是正在回應美國過去三十年外交政策。本文今次所探討的，是他的理念如何與現實主義（Realism）不謀而合：讓美國在中東上扮演著「境外平衡者」的被動角色。
在7月20日，特朗普向美國紐約時報大談他的外交方略，提出了數項觀點：敍利亞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並不是首要打擊目標；美國不應再為盟友負擔龐大的軍費開支，盟友應自保而非搭美國的便車；美俄兩國應該和諧共處；在價值觀上，他對推廣民主自由理念的價值觀外交嗤之以鼻。這些觀點對美國過往與現在的中東政策，都有一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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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平衡者」：積極不干預的外交思維
再討論特朗普之前，先談現實主義者的國際觀。在他們眼中，國際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並沒有至高無上壟斷的權力，最高權力的個體是擁有主權的國家。在這絕對權力真空的情況下，權力才是國家安全的最好保障。基於這個理由，國家生存之道只有自救及追逐相對權力，這使國家成為自身利益行動的理性行為者，而非理想道德主導著行為，做驅使他們不相信價值觀外交，即以推廣民主自由等崇高理念為對外干預行為作辯護。為了避免國與國之間引起衡突，最有利的做法是維持他們的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令其中一方不會過強或者過弱，足以讓大家互相制衡。
基於勢力均衡原則下，衍生了「境外平衡」（Offshore Balancing）這一戰略觀。近年不少現實主義學者如萊恩（Christopher Layne）鼓吹美國應減少對外過分干預，取而代之則是讓美國成為「境外平衡者」。這個角色有點像十九世紀的英國：隔岸觀火，儘量不干預地區衡突，讓該區的國家自發地互相牽制，並迫使盟友自保，減少對本國的依賴。但是，當該區域的勢力均衡被打破，在出現一個足以與本國分庭抗禮的強權（Hegemony）之前，本國便先發制人，撥亂反正，以恢復國與國之間的均勢。另一情況則是，先讓國與國互相殘殺，等他們大傷元氣後，就來一個黃雀在後，收拾殘局，這又與美國在二戰時的情況相似。
美國並非天生的世界警察
對身為世界警察的美國來說，走內向及被動的路線看似天方夜譚。然而，在近代歷史上，美國的外交取向並不是完全的干預主義。以美國在中東的政策為例，為了捍衛其在中東的石油資源利益及阻止蘇聯勢力擴張，在冷戰前期時，美國已經扮演著境外平衡者的角色，把護衛者角色留給英國，以保持中東地區穩定。當英國在1968年正式宣怖從海灣國家撤離後，美國便讓伊朗與沙地阿拉伯互相制衡。到了八十年代的列根主政時期，美國更資助時任伊拉克總統薩達姆（Saddam Hussein），對伊朗發動兩伊戰爭，讓中東兩大強權大動干戈，使該區不會出現一國獨大的情況。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這種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漸漸落魄，更被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學派（Liberalism / Idealism）的外交思維取代。此和現實主義的目標（藉口）不同，一是視己為任重道遠的民主人權推手，二是把獨裁政權更替為民主政權。
這種思維，可見於主張「人道主義外交」的克林頓主義（Clintonism）。冷戰後，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摒棄「境外干衡者」的角色，在中東實行「雙重遏制」政策（Dual Containment），即除了讓兩伊互相牽制之外，更同時開始在沙地阿拉伯重駐陸軍及空軍。到了小布殊時期，更發動惡名昭彰的伊拉克戰爭，把伊拉克人民從薩達姆獨裁政權的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這一戰爭，打破了兩伊本身的勢力均衡，使區內相繼地出現不少武裝叛亂分子 。直到伊斯蘭國及努斯拉陣線等等的出現，已經註定中東陷入覆水難收的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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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時候返回正軌？
近年，不少現實主義學者主張美國返回正軌，重演「境外平衡者」的角色，減少干預中東的區內衡突。著名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及沃爾特（Stephen Walt）在最新一期的的《外交事務》中出謀獻策，認為美國在中東事務上，有數項具體做法：在海灣地區上，由於暫時沒有一個強權壟斷該地區，因此美國應該撤回「雙重遏制」政策；在伊斯蘭國問題上，美國不應派遣地面部隊，充其量只提供武器，情報及軍事訓練，讓地區盟友自己解決；在敍利亞前途上，美國可讓俄羅斯作主導，並且不要強硬的要求阿薩德下台，因為一個團結的敍利亞對美國更為有利；對伊朗上，美國應該與其保持良好關係，對伊朗發展核武一事上留有談判餘地，除了日後可寄望伊朗制衡中東地區的潛在強權外，更加避免其與中國靠攏，這做法才最合乎美國利益。
為何美國應該在中東事務上扮演「境外平衡者」呢？在地理上，相比起北非與歐洲，伊斯蘭國對美國並不構成直接威脅。就算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美國逐漸枱頭，這並不是單靠軍事行動就可以解決到的問題。過分干預中東更會適得其反，反而激起該區民族主義或是國內的極端思潮。再者，中東暫時並沒有足以與美國對抗的大國，因此沒有干預的必要。最重要的是，撤回駐兵對美國來說更能節省國家財政負擔，可以把財力集中在自身的科技與經濟等等的相對優勢上發展。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此做法，提出美國走向被動的孤立路線等同於「美國淡出世界舞台，令美國影響力下降」等等的濫調。然而，再制定外交政策時，應抱著「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維。以美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收放自如方為上策。正如中國在九十年代行「韜光養晦」策略一樣，在低調之下一樣能夠迎頭趕上，後來更成為舉足輕重的強權之一。
回歸到特朗普的外交立場，他主張美國減少干預世界事務，走回較為孤立的路線，這讓大家在美國外交策略上提供了思考空間，而這也代表著近三十年美國在中東的外交失利，迫使美國走向鍾擺的另一邊。無可否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仍然模凌兩可，然而他的立場與現實主義學者所提倡的「境外平衡者」策略，孰多孰少有相似的地方。事實上，不少現實主義學者渴望此理論能夠重見天日，並認為特朗普會再次重新起用他們的方略。正如早前特朗普親自會晤冷戰時期的現實主義外交家季辛吉（Herry Kissinger），冀獲得他的背書，這事件擴大了現實主義者們的想像空間。
就今天而言，「境外平衡者」是一種激進的戰略，畢竟對華盛頓精英來說這是政治不正確的。但此現實主義思維，從前的確為美國順利渡過不少個年頭。
（原文刊於HK01，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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