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朗天

北美 政經脈絡
【HK01特約】槍械管制在恐同恐穆中無限輪迴

但穆斯林和伊斯蘭國聖戰士必然存在關係?2016年加州聖貝納迪諾(San Bernardino)一對夫妻槍殺14人,他們高舉伊斯蘭國之名,調查卻發現不到任何直接聯繫。

地區研究 學術經緯 東亞
沖繩縣/琉球國?一百年後的獨立與解殖

沖繩獨立的表徵是美日/沖繩之間的衝突,事實上緣起於他們對自我歷史的思考及對殖民記憶的割裂。本文擬15世紀到現代為定點,將述說沖繩身份的構成過程,並會以三個出發點思考:1) 在琉球的沖繩人,2) 被模塑的沖繩人及3) 再重整的沖繩人,一探當中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和展望將來。

全球政經 政經脈絡
【HK01特約】中國在領導G20 後將何去何從
今年G20 (二十國集團)峰會在中國牽頭下正式於杭州閉幕。峰會代表著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GDP 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其主調亦離不開解決全球經濟危機,和針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因素作出反應[1]。今年全球地緣局勢升溫,新興經濟體成長放緩,和經濟保守主義蔓延風潮之下;各地人民開始質疑全球化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並再度出現鼓吹貿易壁壘的聲音。如是者,本次峰會希望透過強調全球管治(Global governance),協調各國之間的矛盾衝突,以防止國際資本流動萎凋。正當中國做東道主之際,應將自身發展納入討論議程中,一同加強國際管治的合作。在會議結束之際,全球管治的想像卻與實際討論成果擦肩走過,失諸交臂[2]。 在2008年各國為了有效應對金融海嘯的管治震盪,於是G20領導人峰會是從G8峰會的光譜下擴闊出來,提供新興非官方平台讓不同地域的國家共同協商國際問題。G20峰會主要有三個目的:第一是提供除國際主要經濟組織(國際貨幣組織、世界銀行)外應付金融經濟危機的另類選項;第二是把決議能力從成熟經濟體(包括歐美、日本、韓國等國)伸延到新興經濟體(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南美各國等)上;而第三是集結國家領導人以達致全球管治去解決全球化危機。 中國以發展中國家自居會議之中,而G20平台正好提供良機去建設一個實際的「中國夢」想像。所謂「中國夢」,就是通過中國運用外交軟實力去穩定周遭地緣局勢,以保障國家內政的安全性和統一性。故此中國一直強調不會挑戰現有國際體係體系,和向鄰近國家尋求共識。更深一層的「中國夢」,就是要維持國家執政的正當性和正統性,以此為伸展一個位處國際舞台的「大國」形象。如是者這是一種軟實力的主導體現,雖然中國擁有龐大的經濟動力和生產資本,而她缺乏是在國際舞台上交流互通的形象。海牙國家法庭審判南海爭議、韓國部署「薩德」系統、美國重返亞太、和歐盟向中國鋼材徵收反傾銷稅等,一系列的中國外交觸礁反映與外國欠缺信任、溝通與互動。 「中國夢」的和平外交願景似乎久久未能兌現。   由於一直來中國推展外交軟實力未果,國家一直未能躋身國際政經系統的決策群。本次中國透過宣揚「中國夢」作為和平堀起的主要手勢,用不挑戰的姿態試圖登上舞台。中國一旦成功建構國際認可的「中國夢」,將有助國家邁進全球政經系統,令中國可透過呼應G20的三大目標時,穩步提升國內成長。 中國明顯善用今次與會機會,和美國及日本進行單獨雙邊會議。雖然中國圖盼創造外交突破,可惜效果並不顯著。儘管中美聯合宣佈簽署氣候變化協議,但依然未能解決由中方牽引的「亞投行」(亞洲投資銀行,AIIB)和美國平衡亞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的利益衝突[3]。結果出現近年習奧會同床異夢的弔詭場面:左手握手言和,右手各插一刀。比如中國繼續發展南海島嶼軍事化;美國就派遣艦隊維持南海航行自由。習近平與安倍晉三的會談亦不見得有明確突破,旨在重複老生常談的友好舊調,無助緩解國內反日的民粹情懷。一切一切,皆反映中國在推動大國多邊合作時面臨阻力,需要更多時間進行外交工程。   中國積極參與G20可謂其外交調整的第一步,盡然未能有效勾勒一個廣被承認的「中國夢」願景,中國亦可和各國提出有效的行動方針,解決國際經濟的當前阻礙。遺憾是,中國的會議中既不能提升外交軟實力,亦未有和與會者討論到具體突破方案。結果G20在未能解決全球多項問題下,被逼夾著大片餘恨完場。 近年國際安全和反恐問題凸顯了地域全球化的缺點,地方政府無力消化突如其來的治安、工作、福利等各項社會公義課題。於是經濟保護主義之呼聲在國際日益壯大:例如歐洲多國在中國傾銷的情況下失去競爭力,和美國特朗普多次提及中國工人搶奪美國工人飯碗。不少國家面臨經濟停滯困局,而G20的目標定調在解決全球經濟保護主義和進行改善全球貿易的結構性調整[4],試圖達到2018年G20各國GDP增長百分之二的目標[5]。雖然各國領袖目睹經濟壓力,但最新的《二十國集團創新增長藍圖》[6]依舊跟循貨幣和財政等政策工具刺激增長,並無針對性為國家執行高度改革[7]。比如中國面臨國企過度膨脹債台高築,應該加重供給側調整去減輕過度產能的壓力[8];放鬆私人企業和提高商業透明度,以及建立穩健的投資系統吸引外資維持競爭環境[9]。這些改革依賴多個國家的政策配合和資金緩助,但本次議案中忽略了上述要點。 現在全球需要的不是綱領式口號、行禮如儀的會議和官僚化的態度,而是要建構連接全球的國家經濟去解決眼前窘境。昔日工業龍頭的金磚五國恐怕難保優勢,巴西營商成本直逼發展成熟的德國,失去擁有龐大人口資本和天然資源的優勢。而俄羅斯在油價下滑對其國家單一能源產業影響深遠,無法重拾當年輝煌歲月[10]。G20作為讓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家的對話平台,理應著重製造業龍頭的經營壓力並提出解決方案。會議卻不幸浪費了良好機會,沒有對全球經濟轉向作出明確指示。 中國期待的全球管治沒有如期光臨,當中論調的落差錯位往往鋪展了下一輪的經濟危機,經濟保護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浪潮的反噬下恐怕與日俱增。中國除了要面對失落的外交多邊機制和日後更難改革的國際金融體系外,更應該在全球逆境中擔當經濟改革的搖旗手,和各國合作帶領經濟轉型。我們可以期望的是,當IMF把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後,中國在國際組織的討論空間中得以擴增。中國會如何配合自身「中國夢」的推想,建設面向世界的自由經濟網絡,將會是下次G20會議的前哨戰。   [1]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6/09/1600904_g20_opening_economy [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angzhou-g20-summit-ambiguous-gap-between-aspiration-and-action [3]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6/09/160905_g20_obama_xi_meeting [4]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8213 [5]…
南亞
【Yahoo奇摩特約】中印再遇錫金前:劍指洞朗實為尼泊爾的沙盤推演

除了回應國內民族情緒,為內政鋪路外(如中共十九大或印度二零一九年總理大選),是次對決亦是中印觀察周邊各國的測試點,再盤算下一步的機會。不丹是首當其衝自然不再話下,但是尼泊爾的取態才是重中之重。這個同樣被中印夾著控制喜馬拉雅山脈的地緣小國,假若從奉行外交中立變成傾向歸邊,即令區域力量洗牌重整,隨時奠定中國或印度在南亞區塊的領導地位。

中東/中亞
【UDN轉角國際特約】拯救敘利亞:聯合國調停,究竟可不可行?
敘利亞內戰自2012年爆發後,歷經21次和談,阿薩德政府軍和反抗軍更在其中的六次,成功簽訂停火協議,足證敘利亞人民、政府和反抗軍,都有意終止這場世紀災難。但每次和談後,雙方又會再次擦槍走火,相互指控對方違約;和談後不足幾天內,戰時的緊張局勢再次復燃。而21次的和談裡,聯合國則至少主導過八次,至今也仍未見合適的停火方案。 敘利亞不是單獨例子,世界各地自2003年開始爆發大大小小內戰,如索馬利亞、葉門跟利比亞等地,都是經過十年仍未得解決的戰火之地。這讓人不禁懷疑,是什麼讓和談無效、讓參戰者不願停火?而曾嘗試調停未果的聯合國,其責任又在哪? 和談失敗:缺乏互信的交戰方 專研政治、內戰與種族衝突的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James D. Fearon曾表示,任何戰爭都是基於「雙方信任不足」註1,無法達成共識和信任破裂後,被迫透過武力掠奪而產生的的副產品。溝通橋樑斷裂的主因,源自互信基礎不夠,例如甲方質疑乙方的佈局是為下一波攻擊作的準備,殊不知乙方只是為了加強防守;甲方對乙方的誤判加速失信循環,談判崩盤惡化雙方關係,久而久之便埋下戰爭的種子。 同樣的邏輯亦可運用在內戰上:內戰的參戰者從一開始就因協調失敗,無法提出具有「認受性」的和平方案,進而促使國家邁向分裂之路。然而,內戰與一般戰爭性質不同,通常帶有「下克上」的反叛含義,以及分裂國土的意圖或國族矛盾等性質。有鑑於各方建基於極端分殊的主張,期望大家單憑數次和談就達成共識,幾乎不可能,更遑論參戰者能從中建立互信關係。 參戰雙方(尤其是反抗軍)之所以畏懼和平,更在於擔憂解除武裝後,敵方可能展開的復仇行動。互不信任加上立場分裂等情況,導致無法談判出雙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條件,而形成僵局。歸根到底,停戰最核心的信任問題,只要一日未解決,和談就不會如願成功。敘利亞的談判殘局,亦不過是信任不足的表徵。 內戰一旦開始,就注定是要一路打至終局,或者持續陷入僵局。可見停火不純是舉行會議和邀請代表協商的政論遊戲,背後更牽涉如何建立有效溝通、增加行動默契,和定下長期互信的協議。誠意若未能有效傳達給對方,自然會產生誤會,進而導致和談瓦解。 由此可知,和談失敗的問題似乎不完全在參戰者身上,而是能促成停火協議的「認證關鍵」——一位有力的國際第三方保證——遲遲未能到位。聯合國作為全球跨國組織之首,自要承擔積極介入內戰討論的責任。沒有保障,何談承諾? 聯合國,你在哪? 在八零年代,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維持在每年僅五次的水平,其後在1995至2000年間,則達到每年20次的高峰,但在2003至2005年時,維和行動卻回落至每年15次的水平。2003年後世界各地有16個國家陷入內戰,而大部份沒有聯合國介入的內戰,戰火持續延燒。維和行動的歷年新低,讓停火方案沒有足夠的第三方保證,等同變相鼓勵失信者違約,導致多個內戰持續至今。聯合國維和活動的消極應對,直接促成了各地內戰的和談困境。 長期研究政治衝突與談判的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Barbara F. Walter,認為維和活動有助於執行長期停火協議,以及強化社區文化跟建立民主體系註2。首先,維和部隊可透過實行軍事控制,以提升參戰者的毀約成本,同時預防會對和談協議造成破壞的突發和走火事件;再者,維和部隊可對雙方行動進行監督,嚴防任何一方勾結其他勢力排擠對方,破壞協議中的對等關係;最後,在和談上聯合國作為中介者,可協助調停,減少雙方因資訊不對稱或溝通誤差而產生的不信。 成功案例:來自莫三比克的啟示 第三方的監察協調能增加停火和約的可信性和可行性,大幅加速內戰後的和平建設工程,這樣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22年前,聯合國曾成功協調莫三比克內戰的和平談判,使交戰雙方在1992年10月簽訂《羅馬和平條約》(Rome General Peace Accords),終止了長達十五年的殘酷戰事。該事例足以證明聯合國在內戰和談中的關鍵作用。 早在葡萄牙殖民年代,「莫三比克解放陣線」(FRELIMO)便已為這個被殖民的國家,埋下了內戰的種子。主要由黑人組成的FRELIMO,於七十年代擊退西班牙人的白人殖民政權,成功推動民族獨立運動。莫三比克的獨立戰爭,被周邊國家視為一場黑人挑戰白人、自我覺醒的範例。一旁的英殖羅德西亞意識到殖民管治岌岌可危,是故在莫三比克境內培育一批與解放陣線站在對立面的「莫三比克民族抵抗運動」(RENAMO),試圖阻止解放黑人思潮進一步蔓延。結果在意識形態對冲,以及羅德西亞的外來干預下,RENAMO與在殖民解放後已開始執政的FRELIMO,於1977年正式爆發衝突,國家全面進入內戰。 多年僵持不下的戰局耗盡國家資本,五百萬多人流離失所,作戰雙方漸入疲態,無以為繼。隨著全球冷戰格局的離去,以及外國支援日益減少,交戰的FRELIMO和RENAMO隨即面臨一個現實——在無任何一方能獲取全面勝利下,必須找到和解方案。 1989年,執政的FRELIMO提出憲法修正、政府架構重組,引入多黨和選舉制度等作為和解方針;之後FRELIMO也在首次和談中表示,只要RENAMO願意妥協,就會停火。但為何戰火還要一直等到1992年的聯合國介入,才真正熄滅?原因很簡單,因為RENAMO根本不相信FRELIMO有意終結戰爭,更害怕解散武裝的背叛後果。也因此,雙方在1990到1992年間,舉行數次談判回合,但都因為FRELIMO無法搬出具體承諾,導致和談告吹;一直到1992年,FRELIMO鬆口同意讓外國勢力監督停戰後的過渡階段,RENAMO才再次積極展開和談。 但《羅馬和平條約》之後的路依然崎嶇,FRELIMO在戰後首次大選中獲取半數州份的支持(即代表RENAMO贏取另外一半)卻不願籌組聯合政府,試圖排擠RENAMO。然而FRELIMO出爾反爾的行為,卻沒有刺激內戰再度爆發,這全是因為和平條約保證RENAMO勝選後的行政實權,就算FRELIMO無意組閣,也無礙RENAMO的地區自治權利。同時,聯合國也特派軍隊監督大選,並在和平條約中允諾RENAMO保留15,000名士兵,以保障RENAMO免受復仇行動之苦。 聯合國作為第三方角色,在莫三比克的停戰和談跟戰後重建,均有著重要的影響力。若沒有聯合國的監督加持,FRELIMO的口頭承諾很可能落得一紙空談。假如聯合國置身事外,莫三比克的內戰更可能將整個國家推向萬劫不覆的地獄邊緣。昔日的莫三比克會否成為明天的和平出路,則視聯合國有無決心阻止內戰再度回歸大地。…
北美 政經脈絡
【UDN轉角國際特約】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發展史:從南北戰爭遺毒到「捍衛州權」成為種族歧視的藉口
即使比不上歐洲的千年傳延,美國短短二百多年的國家歷史,卻是人類史上記錄最全面且廣泛的。從獨立建國,到内戰和近代,每一個歷史關鍵的轉捩點都有大量可靠的史料。於是,在高舉邦聯旗幟的時候,近代的美國保守主義者總是不忘提醒旁觀者,他們不過是在「銘記内戰歷史」,甚或「支持州權」;在新納粹黨員、三K黨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們( White Supremacist )公開攜帶自動化武器兼發表具攻擊性、威嚇有色人種的言論,他們又會搬出美國憲法第一和第二條,提醒批評者這些人不過是「履行憲法給予的權利」。 可是,正是同一群人,在關鍵的種族問題歷史上,集體患上局部失憶症;從美國内戰開火的種種原因,到20世紀初期美國社會廣泛對法西斯主義的親近,再到近代由黑人民權運動所提出的制度性種族歧視等等,都似乎是這些保守主義者想盡辦法回避的。 的確,蓄奴問題不過是美國1861年内戰起因之一,但是維持奴隸制度與否的問題早在19世紀初期已經萌芽,讓美國隨著擴展疆土的脚步而一步步加深裂痕;而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極端保守主義的氾濫,對外和法西斯德國的親暱、對内讓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三K黨員在各級政府任職的歷史、以及近代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帶領的平權運動後,依然陰魂不散的制度性種族歧視等等,那些自詡持平,將「維護歷史」宣稱為己任的保守主義者卻總是視若無睹。 歷史可以讓人知興替之餘,亦可以讓一個群人在他們所推崇的歷史明鏡前顯露原形——有鑒於美國今日可見的種族問題引致的分裂,這段過去已經到了必須正視,而非僞善逃避的時候了。 美國内戰:林肯未竟的解放大業 第一群黑奴在1619年被賣到維吉尼亞州的英屬北美開荒地後,為美國一直悶燒不息的種族主義問題掀開序幕。19世紀由於美國聯邦中的北方州份逐步工業化,在蓄奴問題上,與南方主產棉花、勞動力密集的農業生產模式產生根本上的分歧。   1828年,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推出了「憎惡關稅」(Tariff of Abominations),大幅提升關稅保障北方工業,以對抗歐洲的低價傾銷;但這卻讓依賴進出口的南方經濟大受打擊。在美國西北區早早廢除奴隸制度推行自耕經濟、東北部自主工人進入工業資本市場後,南部黑人蓄奴、封建地主階層和莊園農業所構成的經濟共同體,開始受到發展分歧的壓力。 此時,「南農北工」的問題尚可在聯邦格局中,用「南部/蓄奴州與北部/自由州」的立法框架解決,透過「密蘇里妥協」將蓄奴州限制在北緯36.5°之下,以確保國會不會被任何一方代表壟斷。但隨著聯邦西進並納入更多獨立土地,聯邦體系內的二元格局已難以平衡,例如1846年佛羅里達州和德薩斯州的加入,就令國會向南方傾斜。二元格局頓成南北政治角力,造就各方積極拉攏新進州份成為蓄奴州或自由州,埋下日後衝突的種子。 美國社會於19世紀中進入名為「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復興運動,各地教會(尤以北方為甚)積極向社會提出有待解決的道德問題,備受關注的黑奴死結自然化成眾矢之的。於1852年出版,至今仍家喻戶曉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就是由廢奴作家哈里特.斯托(Harriet Stowe)受牧師父親啟發而奮筆書寫的黑奴哀歌。此書的普及風行立刻引起南部擁奴份子的反彈,激化本已矛盾的聯邦社會,令對立旗幟鮮明、未來道路混亂的美國更走極端。 從政經版圖至社會民生,第16任美國總統林肯肩負調和國家路向之重責。當時,南部州份對北部聯邦的信任幾近破產,而共和黨的林肯當選彷彿是宣告內戰的喪鐘時刻。1861年選戰過後,七個南部州份立即表示脫離聯邦。即使林肯放棄一貫的反奴立場試圖安撫南部,象徵路線分野的內戰早就在南方打響頭炮。 後人對內戰的理解主要建基於1862年的《解放奴隸宣言》,當中肯定黑人自由身份和共和黨在內戰中的合法性,亦為後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提供立法基礎。在1865年通過國會的第十三條修正案確立全國各地再無奴隸制,並將內戰定調為南北廢奴討論的最大解放。然而在内戰中,林肯的重點並不在此,對於他來説透過戰爭防止聯邦進一步崩盤瓦解,才是主要戰略目的;他甚至在宣言發表前一個月寄予紐約論壇報編輯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信中提及: “如果不釋放任何黑奴就能挽救美國,我會去做;如果解放黑奴能挽救國家,我會去做;如果解放部分黑奴、保留部分黑奴能挽救國家,我也會去做。” 的確,林肯個人同情黑奴問題。但另一方面,林肯當選之後對南方討好無甚效用的尷尬,也讓他急需一個道德高地去維護統一美國的主張。故此,林肯在政治的迫切性下另闢《解放宣言》的道德號召,吸引支持者投靠北軍,帶著釋放陳舊制度的姿態回擊掌握黑奴經濟的南方。本來半信半疑的北軍,在戰事中感受到黑人對自身命運的追求,不少軍人亦於戰後轉型為廢奴主義者。 林肯的被動應戰和憂國情懷加速了解放奴隸的進程,但卻沒有妥善處理白人對黑人的憂慮。第一,當時白人普遍擔心大量黑人會搶奪他們的工作,妨礙他們邁向小資中產的美國夢;而廉價勞動力的湧入,將令北方工業城市受到首當其衝的打擊。於是不論南北的白人,對黑人進入經濟市場抱有不可預計的懷疑。第二,種族主義的興起使白人始終不相信黑人享有公平權利;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專員威廉遜(George…
學術經緯 政經脈絡 東亞
【UDN轉角國際特約】重讀鎖國:幕府,狹隘避世,或眼光長遠?
傳統史觀認為十七世紀的幕府政府之所以推行鎖國令,禁止民間與外國人交流、封閉國家對外貿易,是為了阻止外國文化在國內得以滋長形成管治內憂。日本持續兩百年的鎖國,甚至被視為延遲國家現代化的元兇。二戰時期和辻哲郎發表《鎖國:日本の悲劇》,把國家敗仗歸根到鎖國,令鎖國否定論成為語境中的歷史污點,化身封閉、避世和狹隘集權的代名詞。 放諸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步伐在亞洲上,日本似乎在鎖國迷思中走失。然而在寬永17年(164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正式進入長崎出島,開創與日本江戶幕府長達二百多年的貿易,為日本政府帶來國際貿易、外國情報等不同資料。荷蘭對日本的特殊性,足使日本進行高度集權的政治操作,選用鎖國去回應鄰近國家的禁海令和朝貢體系。如果我們回望東亞特有的朝貢關係和禁海傳統,不難得出日本是逐步發展出中央控制的海權意識。荷蘭正好是幕府開拓自身國際關係的契機,讓國家有效地進行現代化和主權實現的工程。也就是說,單憑這段貿易就足以影響日本的國家發展、藍圖方向和未來路線。 本文將和讀者細讀這段歷史插曲,重新探索荷蘭和日本的恩怨交集,如何將日本放置在國際格局當中,使之有機會用現代化的手段回應局勢。一片海域兩個國家,不但譜寫一個帝國的誕生,更是見證海洋外交對國家的重要性。 充滿誤導性的「鎖國」一詞 傳統而言,鎖國論者大多認為江戶幕府是通過一系列閉關政策,去應對解決國內外各種問題。鎖國政策主要根據1635年被納入法律體制的鎖國令,有以下面向: 國民出入境的自由 限制天主教的傳播 限制對外貿易 永積洋子在日本歴史叢書《朱印船》中,用「海の刀狩」形容海洋事務的限制,她把鎖國令視為中央幕府收納海權的手段。亦有學者提出鎖國令不是日本幕府的原創管治模式,更大程度是受到鄰近中國明朝和朝鮮的禁海令影響,從而制定出一套以控制海權為主的政綱。但是,「鎖國」一詞其實充滿誤導性。 首先日本在德川時代沒有完全封鎖國家,荒野泰典提出幕府長久而來有四個的國際貿易窗口,分別為連接山丹(指黑龍江一帶)的蝦夷地(指北海道和庫頁島等地)、連接琉球王國(沖繩)的薩摩藩(指九州西南部)、連接朝鮮的對馬藩(指長崎縣和佐賀縣)和連接世界的荷蘭人。 第二,幕府高層持續對東南亞國家和歐洲各國釋出外交善意,比如1599年德川家康委派對馬藩主宗義智修復與朝鮮的關係,並於1607到1682年間有七位朝鮮來使訪日。他甚至邀請英國人William Adams(日名:三浦按針)擔任外交顧問,在平戶建立起商館和工廠。第三,日方試圖多元化國內的貿易路線,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日的商業競爭。可見德川幕府並沒有想像中般封閉落後,比當時的中國和朝鮮更為國際化。 雖然幕府包容國際文化和傾向多元貿易,卻在1633年下達鎖國令,並於1641年落實全面的鎖國政策。德川政權唐突的兩極態度和自我矛盾,讓國家進入前所未有的文化限制,史學家試圖用1637年發生的島原之亂和天主教管治問題來解釋這個外交轉折。島原之亂是由於天草四郎和所屬一揆不滿幕府及大名治理,於是爆發成一場宗教衝突的內戰。無疑,島原之亂敲響了幕府政權的警鐘,但把一場地區騷動和全國規模的鎖國令劃上等號,似乎過份草率和無視歷史細節。 正如學者Michael S. Laver所言,傳統史學家過份看重商業自由和文化多元,把鎖國貶抑成幕府迂腐的管窺之見註1。本文嘗試引入多一種視覺方向,透過分析天主教的真正問題、荷蘭人的優勢、幕府和鄰近國家的管治心態、和幕府如何利用荷蘭達成政治任務,藉以窺探德川時代外交智慧的一面。 為何鎖國:天主教傳道 vs. 禁教令 日本與荷蘭人經商之前主要是與葡萄牙人貿易,長久而來雙方無論在文化、宗教和官方合作上,都顯然為傳統日本體系帶來影響。久而久之,葡萄牙人對日本西部社會的滲透發酵成管治危機,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商業和治理之間取捨。究竟鎖國是否回應天主教危機,就要審視天主教是否真正對日本構成威脅。 1549年由葡萄牙政府支持的耶穌會院士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經馬六甲海峽抵達鹿兒島,成為第一位進入日本的天主教傳教者。爾後,日本天主教發展迅速,最高峰時期吸引七十五萬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得以在日本靈根自植,實在有賴天主教院士奉行「商教合一」的原則,天主教與葡萄牙商人聯合在地區傳教,一邊成為商家中介人,與當地大名建立貿易關係。而葡籍商人最初以大分、平戶及鹿兒島作根據地,地方大名會要求傳教士傳道時進一步強化當地的商業體制,以鞏固雙方交易關係,久而久之葡萄牙商旅就於三地建立常用港口。 九州各大名在面對天主教徒的貿易和信仰衝擊時,大多採取接受或抗拒態度。例如戰國大友宗麟大名接受洗禮後,容許耶穌會在其領地建立醫院和會院;大村純忠大名對天主教極度歡迎,舉家成為日本史上第一名吉利支丹大名(キリシタンだいみょう,即是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但是肥前平戶藩主松浦隆心受到境內僧侶壓力,禁止耶穌會士傳道工作;島津義久逐教士出境外,卻被葡方斷絕生意往來。可見天主教當時對日本社會構成一定衝擊,然而真正內化天主教成管治問題正是教士採取「商教合一」的手法,令西部吉利支丹大名得以通過與葡萄牙貿易累積資本,直接增加中央管治的壓力。…
南美
【UDN轉角國際特約】下一個失敗國家:委內瑞拉,來自群眾抗爭的體制考驗
七月溽暑的卡拉卡斯街道上,混合著垃圾燒焦、催淚氣體和汽油的刺鼻氣味,直教人難以想像十年前委內瑞拉那繁華的盛景,竟隨油價崩跌谷底。委內瑞拉象徵玻利瓦爾革命的國運,似乎隨一代強人查維茲步入夕陽晚景,而風風火火的示威席捲全國二十三州,控訴日益崩壞的政府官僚體系和近乎人間煉獄的社會災難。萬人空巷的示威浪潮彷彿帶有五年前阿拉伯之春的身影,不禁令人懷疑,委內瑞拉會否是下一個被大規模抗爭引爆內戰的「失敗國家」。 自今年三月起無間斷的街頭示威和警民衝突造成最少100人死亡和過千人受傷,卻反而刺激社會動員更大力量去反撲打壓。主要反對派——民主團結圓桌會議(MUD)——領袖波赫士(Julio Borges)指責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 “(馬杜羅)不只想消滅委國民主,更想根除所有現行的體制。” 從任命極具爭議的艾爾艾薩米(Tareck El Aissami)為副總統(他被指控與黎巴嫩真主黨過度親密,以及從事洗黑錢和跨國運毒等國際罪案)並命之執行「反政變總部」,到用「恐怖攻擊」來形容直升機襲擊最高法院事件,委內瑞拉官方的主旋律因而離不開內戰、政變和叛亂等字眼。 國民之間的高度敵對狀態,連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阿爾馬格羅(Luis Almagro)都說: “委內瑞拉正處於一場由政府打壓赤手空拳的人民的內戰。” 儘管人民衝突不斷,但委國尚未至於難逃一舛的境況。對比敘利亞置身阿拉伯之春的時態,委內瑞拉至少沒有明顯的族群隔離/衝突、封閉式極權政府、宗教衝突、恐怖分子盤踞、地區局勢長期動盪和沙伊二元對立等連串不利因數。 同時,由於查維茲的民粹餘光和社會義政策依然影響甚具,查維茲主義支持者Chavista(查維茲塔)因此不會主動挑戰執政黨,更遑論推翻和否定玻利瓦爾革命的成果。委內瑞拉從帶著部分民主味道的國家跳入獨裁深淵,體制功能與結構迅速瓦解後引致的權力真空,才是引爆內戰的契機。現在所見頻繁大規模示威,僅是回應失敗政府的表徵,其背後代表對民主崩壞的擔憂,或許才是那根壓倒委內瑞拉的最後一根稻草。 為何民主國家還會出現內戰? 在討論內戰的光譜之中,國際關係學者主要分成三個派別: 第一派是以第三波民主化和戰後非洲解殖運動為背景的經濟學者,他們主張市場自由化和民主化可解決國內發展停滯的困境,從而消除因資源競爭壓力而來的內戰誘因;第二派的結構主義學者,則把族群矛盾看作衝突原點,將分離主義歸因於單一國族主義欺壓少數族裔的後果;第三派的比較政治學者,則回望國家體制作為防微杜漸的方法,試圖從比讀歷史案例中找到最穩健的管治模式。 三大學派的關注點雖各站一方,但由於民主國家鮮有自我武裝分裂的先例,包容性強的民主體系被視為阻止內戰之主要方法。西班牙政治學教授Josep Colomer認為,「民主包容性」讓各種持份者可以透過選票進入統治階層,以平衡社會需要;如此一來國內異議聲音有適當渠道被抒發、理解、和轉入體制註1,於是國家越民主則越難發生內戰。 龐培法布拉大學經濟學教授Marta Reynal-Querol的研究,即證明比例代表制選舉可以為國內各族群建立關係,以減低矛盾。註2事實上,民主經濟比獨裁政權相對來得透明自由,公眾能參與設計資源分配政策;而擁抱多元和官民權力平衡的制約過程,則可避免政權過度膨脹。 在理想民主制度,任何能引發內戰的潛在動能,均被吸收和反映在管治之中。然而若另走一端,絕對獨裁國家的內戰風險,同樣極低,是因為國家能集中所有權力在極少數人身上,強權支配國家的任何層面,自能防患分裂於未然。 不成熟民主中,被國家機器清洗的人民 然而,世界不盡然是完全民主或完全獨裁,國家大多落在部分獨裁和部分民主的光譜上。在此中間的「半民主/獨裁狀態國家」(Anocracy),是沒有人能控制全局,而又擁有大量派系在體系內外互相競爭。國家彷彿一直與政局不穩、低效管治和貪污腐敗共生,成為準備垮台的威權政府或岌岌可危的民主社會。 我們大可設想,如果完全民主和完全獨裁是政權穩定的兩極,那位於兩者中間的「半民主/獨裁狀態國家」,亦代表政權結構對武裝衝突的抵抗力,是兩極中的最低。例如亞洲的新生民主體泰國,就時常受到政變和軍人干政的威脅,而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內戰,亦是軍閥內鬥的歷史後果。 半獨裁的治理不能完全掌控社會,異議分子能輕易組成民間反對力量,但未成熟的民主制度又不足以讓和平聲音走入體系,國家因而面臨進退兩難的尷尬局面。敘利亞、利比亞、葉門等國在阿拉伯之春後所陷入的內戰漩渦,就是群眾對改革失望後而相繼步入武勇抗爭的終局。…
東盟
【UDN轉角國際特約】來自馬拉維的警世:東亞「後ISIS時代」的來臨
儘管上個月(6)是齋戒節,伊斯蘭恐怖份子對菲律賓的毒害卻從未休止。由馬巫德集團(Maute Group)和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主導的作戰團隊依舊在馬拉維市中負嵎頑抗,以出其不意的街巷戰回應政府軍的空襲,三百多條人命就此成為伊斯蘭國的祭品。 前陣子,北民答那峨島的伊利甘臨時難民營中,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請求人民原諒政府實施戒嚴令和軍隊的重奪攻勢,承認軍事行動是對付極端伊斯蘭武裝分子的必要之惡。總統承諾重建這個飽受極端組織所蹂躪的城市,把個人威信都押注在無日無之的城郊游擊戰中。殲滅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成為重建和平的必要條件,卻把南拉瑙省以致整個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的歷史時空都直接刪除。 在杜特蒂口中,彷彿伊斯蘭國突然憑空出現在菲律賓,執行他們的「全球哈里發大計」。但如此斷裂的敘事觀卻把最基本的問題也省略: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究竟為什麼需要菲律賓? 若我們重讀菲律賓、伊斯蘭教和恐怖組織的交鋒角力,不難發現雖然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自稱伊斯蘭國的東亞代理人,現實跟中東的關係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緊密,更多是在地組織借其名去掩蓋本身動機。整個衝突對菲律賓以至東亞地區的影響,所指涉的是東亞恐怖組織的進退失據、金三角政經交合和本土組織區域化。傳統論述只會粗淺概括為「伊斯蘭國進軍東亞」,然而地方恐怖組織跨區合作,進行失去核心統領、意識形態流動、孤狼式自發繁殖的恐攻,才是我們真正要面對的後ISIS年代。 為何打著「伊斯蘭國」的名號? 在五月底,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在南部馬拉維與政府軍展開城郊巷戰。據菲方解釋,恐怖組織是為了報復政府對阿布沙耶夫首領哈比倫(Isnilon Hapilon)的搜捕行動。哈比倫在2015年向伊斯蘭國宣布效忠,自認為「東亞使者」,並積極拓展極端伊斯蘭勢力;外界解讀這次的衝突,是伊斯蘭國在菲律賓建設「東亞維拉亞特」(East Asia wilayah)的第一步。「東亞維拉亞特」源自阿拉伯的行政單位概念,伊斯蘭國多次在官方刊物中將之定義為包含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南泰、緬甸和日本的泛東亞政治領域。 雖然哈比倫自舉黑旗統領極端份子,但近年的伊斯蘭國官方刊物《Dabiq》對他的形容,卻只是一位酋長或土地領袖(Emir),而不是地方官(Wali,wilayah的管理人),可見伊斯蘭國並沒有如實賦權予哈比倫,而兩者聯繫亦沒有預期中緊密。另外,原本的阿布沙耶夫並未背負伊斯蘭國強烈的復國史觀和意識形態,反而只是一個針對平民攻擊和時常綁架的無差別暴力組織。但2007年在原首領簡加拉尼(Khadaffy Abubakar Janjalani)死後,出現權力真空,渴望使用極端手段吸引年輕一派支持的哈比倫,故此自立成東亞酋長,藉此吸引成員目光,並提升個人威望。 同時,由於伊斯蘭恐怖組織極度碎片化,同類組織常因此需要用更極端的口號來互相競爭以吸納成員。例如七十年代,發展緩慢和長期受到中央擠壓的民答那峨島,就是摩洛人伊斯蘭分離份子的巢穴,其中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是為最著名的反政府組織。MNLF在八、九十年代和菲方達成停火協議,並提交十三省自治區的計劃,雖然最後因總統馬可仕違約,讓雙方回復到交惡狀態,但與此同時,一批好戰的成員決定另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繼續反抗政府。 新成立的MILF與政府的戰火,要一直到2014年達成和約,才得以暫時休止。當時MILF按政府要求驅逐數位極端好戰成員,卻又意外地促成另外一個極端伊斯蘭組織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BIFF)的崛起。六月底發生在南部皮格卡瓦楊鎮(Pigcawayan)的學生人質事件,就是由BIFF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