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

敘利亞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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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戰變成多強立體角力舞台

就算西方國家不斷譴責俄國支持巴沙爾暴政,但就最近的導彈空襲看來,他們仍不敢與俄國硬碰。反而,西方聯軍為自己設下紅線:只要敍國不再用化武,就不會再空襲,更稱無意推翻巴沙爾。這種被動,默認了俄國在敍國不可觸動的勢力範圍,也揭露了美英法都沒法撼動俄國支援巴沙爾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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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日線特約】「在敘利亞,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三國競利、美國迴避,庫德族恐淪最大輸家

雖然阿夫林衝突比起最近東古塔區的人道危機,顯得微不足道,但這突如其來的發展,對國際政治卻有很重要的啟示。土國與俄羅斯自從在 2016 年修補關係後,就一直保持緊密的戰略合作。另外,敘國總統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一向親俄,加上俄國影響力遍佈整個敘國。所以,令人驚訝的是,為何阿薩德會聯同 YPG 抵抗土軍呢?土俄關係會因此破裂嗎?這些都是中東觀察者對敘國政府這一決定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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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日線特約】後 ISIS 時代的敘利亞:俄國撐腰的「橄欖枝行動」,是否將令美國「敘北夢碎」?

1 月 20 日,土耳其展開「橄欖枝行動」,揮軍南下敘利亞西北面的阿夫林(Afrin)地區,旨在殲滅邊境地帶的庫德族「恐怖份子」,並朝敘國國境線內推建立「緩衝區」。戰事至今已持續了兩星期,土國似乎要達到目的才會罷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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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特約】肆無忌憚的土耳其,無牌可出的歐盟,與新普世主義的可能

可以預見,一個自我極爲膨脹,又在外交戰略上讓歐盟無可奈何的土耳其,將會是今年歐洲各國右翼政客最大的箭靶;非土耳其裔的穆斯林被歸納到同一個對立面,亦難以避免。而這種從反土耳其延伸到反穆斯林的邏輯論調,雖然或許有助歐盟進一步整合,比如共同建立軍隊,甚至是協助建立歐盟夢寐以求的 「歐洲身份」。可是,這種將他者變成一種 “counter- image” 的共同身份建構,實際上只會造就一種消極、具攻擊性的集體亢奮,而不是對歐洲有建設性的共同協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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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特約】記土耳其政變一周年:在群眾的歡呼聲中冒起 埃爾多安的獨裁之路
七月十五日——正正是土耳其流產政變的一周年,被土耳其政府定為「民主與團結」全國假期。一年已經過去了,相信正常關心土耳其政治的朋友們都會質疑:土耳其真的比起過往更民主嗎?政變失敗後,儘管不計其數的政治清算,在背後卻贏得了群眾的歡呼。另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過去這一年,一反傳統與西方陣營的親密關係,無論在內政上抑或在外交上,都令北約盟友大感不滿。 自流產政變後,昔日的「阿塔圖克」已不復存在。此後的一切行為,都仿佛正在為埃爾多安服務。 獨裁的埃爾多安 不乏選票 自政變後,埃爾多安的政治清算實在鑿竹難書。據英國衛報的調查顯示,過去一年估計分別有約5萬及17萬人因涉嫌與策動政變的主腦「葛蘭運動」有關係而被扣留或被調查,當中包括警察、公務員、士兵以及學者。其中,埃爾多安狂言要提早釋放其他刑事犯,以騰出監獄空位給政治犯之外,更聲稱修憲後要恢復死刑去處決這些「賣國賊」。 若論這一年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變革,不得不提在剛過去4月16日舉行的修憲公投。是次修憲令土耳其由「議會制」改為實行「總統制」,廢除了總理一職,改為由總統包攬。總統被賦予挑選及委任兩位副總統及政府部長的權力,亦包括解散議會、強制頒發行政命令、實行「緊急狀態」等權力,更可參選未來兩屆的總統選舉,所以理論上埃爾多安可繼續執政至2029年。這次的修憲公投,看起來讓總統的權力過度膨脹,但最終卻得到了51.4%的民眾支持。說來諷刺,此舉無疑是破壞了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關係,但這種獨裁傾向卻被過半數群眾所認同。 修憲公投也令土國外交節外生枝。在公投前夕,土國鼓動在德國及荷蘭的海外僑民舉行造勢大會,令這些歐洲國家大為不滿,因為這與他們的自由理念格格不入,在其中更發生土國官員因為到德國公開造勢,而被當局驅趕出境的事件。最終,從結果看來,超過六成在德國的僑民投票贊成修憲。除了親俄之外,這些外交事件令土國和西方陣營疏遠,但卻令不少土國民眾樂在其中。 「民主」的勝利?奉伊斯蘭之名的獨裁統治 相信大家也不會忘記,於當日政變發生後兩小時,埃爾多安透過Facetime呼籲群眾上街,去瓦解這場「破壞民主」的政變,結果更是一呼百應。此後,姑勿論埃爾多安清算異已或是修憲,都不乏民意,他究竟有何等能力動員群眾的支持呢? 重點在於埃爾多安的策略得宜。筆者在一年前早已明言,埃爾多安的保守且趨向伊斯蘭化的作風,重點不在於他是否真的有心推行伊斯蘭主義,而是他只當此為鼓動民粹的手段。若純粹觀察修憲公投的結果,就會發現不少支持修憲的選民來自安那托利亞內陸一些經濟條件較落後,人數眾多,且較傳統的穆斯林地區,他們與近伊斯坦堡的沿海精英及更歐化的地區不盡相同。因此,這些在世俗化,甚至乎是全球化之下的輸家,成為了埃爾多安的拉攏對象。 在內政上,指摘同情政變的人為「賣國賊」;在外交上,眼見入歐無期便重整戰略,欲恢復昔日鄂圖曼的光茫。過去一年的這些作為,都是鞏固其支持者的深耕細作,為他的權力擴張之路鋪上紅地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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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特約】中東三國誌:卡塔爾斷交風波會一發不可收拾嗎?
六七月的中東可謂悲歡交集。卡塔爾斷交風波令中東烏雲密怖,同時摩蘇爾之戰終於落幕,如此場景交織起來,既來得巧合也來得合時。伊拉克總統阿巴迪親赴摩蘇爾宣布勝利之時,中東伊斯蘭世界的新秩序已在背後逐漸成形,另一場大國競爭正在上演:土耳其、伊朗和沙地阿拉伯三分天下,正正體現了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Realism)以國家利益凌駕意識形態、宗教取態的外交思維,也造就了新的區域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s),使中東列強互相牽制,沒有一強獨大。 於6月初,沙特阿拉伯聯同其他的海灣國家紛紛宣布與卡塔爾斷交,譴責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及努斯拉陣線等恐怖組織。雖然多國介入調停,但依然不得要領,反令沙地阿拉伯的陣營更加強硬,更向卡塔爾提出13項天方夜譚的要求作最後通牒,如關閉半島電視台及要求卡塔爾與伊朗及土耳其等國切斷軍事交流。最後卻事與願違,卡塔爾企硬無懼之,令沙地阿拉伯等國唯有對其實施新一輪政治及經濟的制裁。 這樣演變下去,卡塔爾會因此屈服嗎?衡突雙方會繼以動武嗎?就觀察最近土耳其、伊朗及沙地阿拉伯之間的互動,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 土耳其與伊朗聯盟的可能 不少論者認為卡塔爾斷交風波,令土耳其與伊朗走得越來越近。事實上,早在此風波之前,中東的局勢已經為他們帶來合作契機。自2011年戰爭爆發以來,雖然伊朗和俄羅斯暗中支持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政府軍,而土耳其和美國支持自由敘利亞軍等反對派,本來隸屬於不同立場、不同陣營,但是兩國基於共同利益而走向合作。 在去年7月土耳其政變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批評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踐踏人權,而今年4月的修憲公投更令土耳其與歐盟的關係逐漸疏遠。埃爾多安借助宗教和民粹來建立獨裁聲威,與西方核心價值相違背。土國心知入歐無望,便將計就計,由「零問題外交政策」慢慢轉向更進取的春秋大夢——成為區域伊斯蘭霸權,恢復昔日鄂圖曼帝國的光茫。身為遜尼派大國的沙地阿拉伯自然首當其衝。雖無證據證明土耳其一早有意得罪沙國,但早於2014年土國與卡塔爾簽了軍事協議,可在塔國建立軍事基地,這舉動無疑是入侵沙國的海灣勢力範圍。 至於身為什葉派的伊朗,一早與沙國有著不共載天之仇。而且,維持在海灣地區的影響力本來是伊朗外交政策的綱領,除了在也門支持屬於什葉派的胡塞武裝組織外,卡塔爾亦成為伊朗在海灣地區拉攏對象。在卡國外交危機中,堅持維護卡國的立場有兩個好處,除了可以站在道德高地之外,更可以分化中東土沙這兩個遜尼派大國,確保他們不會合作對抗自己。因此,伊朗與土耳其在卡塔爾風波上立場一致,背後理由是有跡可尋的。 庫族問題 生死與共 與俄友好的伊朗更在庫爾德族的問題上,與土國立場一致。由於庫族散居於兩國境內,因此靠打擊ISIS而擴大領土的庫族慢慢令土伊兩國感到威脅。而且,與西方關係變差的土國,唯有另覓隊友,使其與親伊朗的俄國關係日親。在這些客觀條件下,使俄、土、伊三國走在一起,共同建立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Astana)舉行敘國停火會談,欲在日內瓦體系以外爭取更多話語權。縱使在7月初的阿斯塔納會談,三國未能在敘利亞應否設立4個「緩和衝突地帶」(de-escalation zones)達成協議,但無可否認,土伊兩國預見了共同利益。隨著伊拉克政府正式宣布擊退ISIS後,這利益關係只會越來越鞏固。 後ISIS時代的中東勢力均衡 不難想像,遜尼派的土耳其會與什葉派的伊朗走在一起,與同樣是遜尼派的沙地阿拉伯為敵,情況猶如在1972年美國與中國建交,旨在利用中國制衡蘇聯。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道出了國與國之間是靠共同利益去建立關係,並非靠意識形態與宗教,這打破了中東政治中「什葉—遜尼」二元對立的外交思維。 土耳其、伊朗和沙地阿拉伯三強的局面,完美演譯了現實主義中的勢力平衡。在提出了13項要求之後,埃爾多安首先開腔,稱最後通牒「違反國際法」,而伊朗官方立場亦始終於一。顯然,最後通牒的要求只是天方夜譚,根本就是試水溫。因此,在試過伊朗和土耳其的反應後,雖然沙地阿拉伯等國揚言實施新制裁,但並不會以武力解決問題。 在中東伊斯蘭世界中「三極」的局面基本形成。因為經此外交風波後,三強均露出了外交底牌,亦出現以勢力平衡的方式去阻止升級為武力衡突——這就是後ISIS時代中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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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特約】歐盟同情庫族 土國怨憤爆錶
3月的歐洲風起雲湧,土耳其與歐洲諸國關係急速惡化。荷蘭大選前夕,因為土耳其煽動當地僑民支持修憲公投,終導致土國部長被荷蘭驅逐出境。然而,此事件卻掩蓋了同月發生的另一宗衝突。 3月18日,近3萬名庫爾德人在德國法蘭克福舉行示威,抗議土國總統埃爾多安的獨裁政權和對庫爾德人的壓迫。現場示威者高舉着早被歐盟列為恐怖組織的庫爾德工人黨(PKK)的旗幟,以及正身陷囹圄的領袖奧賈蘭(Abdullah Ocalan)畫像。土國批評德國對此視而不見,並譴責默克爾支持恐怖主義活動。 軍隊跨境剿PKK 雖然在敍利亞內戰中土耳其與歐盟同樣支持敍利亞反對派抗衡巴沙爾政權,但在主要的中東問題上,土國與歐盟深藏着不可解決的矛盾。除了難民危機,雙方還在庫爾德族前途及人權問題上一直存在嚴重的分歧。這問題對土耳其有何重要?土國的中東政策主要目標是維持國家領土完整,反對任何分裂勢力。庫爾德族散居於土耳其、敍利亞、伊拉克及伊朗四國邊境,而早在1970年代境內的庫爾德工人黨欲在該區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度,因而他們一直被土國政府視為眼中釘。 庫爾德問題緊扣土耳其國家安全,但與歐盟有何關係?第一,歐洲一直是庫爾德流亡分子的庇護所。自從離開土國後,奧賈蘭在上世紀八十到九十年代都遊走於意大利、希臘等這些歐洲國家,在境外指揮PKK與土耳其政府對抗。雖然該組織於2004年被歐盟列為恐怖組織,但正如以上提及在法蘭克福的示威中,身為歐盟龍頭的德國並沒有對示威者嚴厲執法。事實上,歐洲議會已有不少的聲音要求歐盟把PKK從恐怖分子名單中剔除。在土耳其眼中,歐盟的舉動形同匿藏恐怖分子,終至雙方關係決裂。 第二,自敍利亞戰爭以來,庫爾德難民的數目不容忽視。乘着「伊斯蘭國」(IS)崛起,以及國內發生多宗恐襲之勢,埃爾多安政府多次借反恐之名對付庫爾德族人,這被稱為「亞爾欽烈士行動」(Operation Martyr Yalcin)。自從前年720恐襲事件後,土國政府便加強打擊境內「恐怖分子」,甚至去到不分青紅皂白的地步,例如對境內東南地區的庫爾德武裝分子據點猛烈空襲之外,甚至跨境執法,到伊拉克北部轟炸PKK的陣地。而且,土國視敍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族武裝組織「人民保衞軍」(YPG)為威脅。即使歐盟支持該組織抵抗「伊斯蘭國」及敍國政府軍,土國亦毫不留情地對其打擊。 濫殺製造大批難民 根據民間組織The Kurdish Project蒐集的數據,自2011年以來,單是來自敍國及土國的庫爾德族國內流離失所者(IDPs)及難民人數已達到1000萬人。對視阻止中東難民入境為當務之急的歐盟來說,實在是一個潛在威脅。現實上,土國打壓區內庫族並不符合歐盟利益。當庫族問題演變成難民議題,雙方自然因這個燙手山芋而交惡。 第三,歐盟被視為一個捍衞人權自由等核心價值的規範性權力,自然與土國對庫爾德族的政策有所牴觸。土國政府猛轟境內的庫爾德武裝分子,令不少無辜平民死於無情戰火中,而歐洲人權法院亦多次就此對作為《歐洲人權公約》簽署國的土耳其作出違反人權的裁決。 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一貫立場是反對任何與庫爾德族有關連的組織與代表(包括PKK及YPG),參與日內瓦和平談判。在歐盟多次譴責土國違反人權下,一直處於劣勢的庫族較易獲取歐美陣營的同情,以至在談判中可能對其作出有利安排,對敍伊兩國庫爾德人來說是立國的一絲曙光,對土國境內的庫爾德族產生了鼓舞作用;但是對土國來說,卻是一場夢魘。 庫爾德問題一直攸關土耳其國家安全,敍利亞內戰以來,其重要性更有增無減。最後,在歐盟無法保證土國利益時,埃爾多安注定向俄羅斯靠攏。自從親俄的敍國政府軍收復阿勒頗後,除了讓土俄關係更上一層樓,同時又增強了內戰和談的主導權。相比與歐盟,與俄國合作似乎在此問題上有更多的談判空間。但事實是否如此呢?對着老謀深算的北極熊,恐怕要令埃爾多安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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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轉角國際特約】俄羅斯大使刺殺案:斐迪南大公暗殺的聯想謬誤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巡其帝國之波士尼亞,檢閱軍事演習,此舉觸動了塞爾維亞這宿敵的敏感神經。日耳曼與斯拉夫的民族對立情緒早已高漲,這次演習更激起千重浪,最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刺客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殺了這位奧匈皇儲,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是為「薩拉耶佛事件」。一個世紀後,上星期二(12月20日)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洛夫(Andrey Karlov)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術館內,為「土耳其人眼中的俄羅斯人」攝影展致歡迎時,被土耳其休班警員阿爾丁塔斯(Mert Altıntaş)以無情的槍擊刺殺,諷刺地仿如正在回應攝影展的主題——土耳其眼中的俄羅斯人,猶如斯拉夫民族眼中之日耳曼人。 暗殺事件後,不少論者都煽情地把卡羅夫暗殺事件描繪為一百年前的薩拉耶佛事件,好似歷史悲劇再度上演;更甚者,主流媒體都不負責任地大肆煊染悲觀情緒,形容這次的卡羅夫暗殺事件,就像一世紀前的刺殺般,是一場戰爭災難的導火線。 卡洛夫暗殺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大多數人膝射式地憶起奧匈皇儲被暗殺的一剎間,但阿爾丁塔斯與普林西普在犯案動機與組織上,都能夠相提並論嗎? 雖然百年前,我們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現在則有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稱之「世界火藥庫」的歐亞大陸地區。但我們都必須明白到,把安卡拉暗殺事件對比為刺殺斐迪南大公,根本言過其實。 肇事者背後的動機與組織,都揭示了兩宗暗殺事件在性質上的分野:阿爾丁塔斯行兇背後的動機並非基於大鄂圖曼大民族主義之故。若設身處地代入土耳其發俄羅斯的處境去分析,都推斷出卡羅夫暗殺事件不可能成為大戰的導火線。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阿爾丁塔斯於暗殺後的一段呼喊: 真主偉大!勿忘阿勒頗!勿忘敍利亞!我們的土地不安全,你也不會安全。我不會活著出去。在這暴政中有份的人,個個都會付出代價! 可見槍手對的情感超越了鄂圖曼的土壤,進而為自阿拉伯之春後,飽受戰火蹂躪的敍利亞去力竭聲嘶,更為阿勒頗的慘劇而咆哮。這種讀白,已經超越了一戰時期狹獈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高舉真主的旗幟,就等於是「伊斯蘭國」(ISIS)的同路人嗎?非也。這類暗殺事件的特徵,並沒有極端原教主旨義者濫殺無辜平民的色彩。槍手所訴諸的情緒,仿如代表著中東伊斯蘭文明,對自「塞克斯‧皮科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後外來入侵者的反抗,對其他伊斯蘭世界的悲劇產生了如民族主義般「榮辱與共、生死與共」的情緒,或是體現出對抗威權政體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身份認同,與中東這片土地建構了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超越了國族之分野。 俄羅斯在中東傾力支持敍利亞什葉派的阿薩德(Bashar al-Assad)獨裁政府,對阿勒頗進行一場生靈塗炭的戰事。槍手以對抗暴政的姿態,刺殺了在具有外交經驗、在中東的俄羅斯代言人卡洛夫,極具抗爭的象徵意義。這種意義,普林西普之塞爾維亞「黑手黨」(Black Hand)是無法比擬的。由此可見,卡洛夫暗殺事件,比起刺殺斐迪南大公的悲劇事件,當中的來龍去脈更是南轅北轍。 若果形容卡羅夫暗殺事件為世界大戰前夕的鐘聲,未免過於危言聳聽。事件發生後的翌日(20日),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Erdoğan)容許俄羅斯派遣調查人員進入土國境內進行案件調查,而土耳其當局已針對該謀殺案逮捕了相關疑犯。相反地,於奧匈皇儲被刺殺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提出了十項要求的最後通牒,雖然十項之中塞國答應了其中八項,但仍然不肯聽命地鎮壓境內所有顛覆奧匈帝國之勢力、以及讓奧匈協助其執法,最終依然躲不過戰爭。 由此觀之,俄土兩國在衝突之後的發展,與薩拉耶佛事件後的「七月危機」(July Crisis)不同,沒有擦槍走火的徵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機會率近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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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特約】土俄和解的背後:同床異夢的婚姻
雖然雙方有不同的戰略利益,令結盟關係難以長久。但是,大家視之為權宜計謀:土耳其想靠此迫歐盟退讓之餘,俄羅斯也希望藉此舉分化歐盟,削減北約在黑海的勢力範圍。對莫斯科而言,無論最終土歐之間的談判結果為何,舊好注定難以重修。土俄聯盟,猶如同床異夢,並非基於實在的共同利益,為的都只是各取所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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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特約】土耳其的「核心價值」:伊斯蘭化的本質與未來(下篇)
上文提到土耳其的世俗化傳統,以及總統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傾向。 其實,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作風,只是民粹政治手段。他在乎的,是如何透過伊斯蘭化,擴大他及其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簡稱AKP)黨羽在社會上無孔不入的影響力,從而建立威權統治。先了解這點,我們先了解埃爾多安伊斯蘭化政策的本質。 坊間甚少檢視伊斯蘭化政策的本質在多大程度上,威脅了土耳其世俗主義的核心價值。伊斯蘭化有時候與世俗主義兼容,有時候卻與之抵觸。無可否認,埃爾多安與 AKP 脅伊斯蘭宗教的保守力量,以影響土耳其政治,嚴重破壞世俗主義的原則,但是,伊斯蘭化與世俗主義真的相違背嗎? 伊斯蘭化是否必然違背世俗主義? 埃爾多安主政下的教育制度改革值得我們深思。2012年,土耳其議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教育法,要求增加宗教學校(İmam Hatip school)在高中學校的比例。近 20 年來,宗教學校佔整體高中學校的比例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根據土耳其國家教育部的數據顯示,1995年至2015年間,就讀宗教學校的高中學生,由10.9%下跌至9.6%。背後的故事是:在1997年,土耳其軍方通過了一項備忘錄,除了推翻當時親穆斯林的總理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並且大幅削減宗教學校。直至2002年 AKP 上台前,宗教學校學生比例佔全國高中,只有2%左右而已。與此同時,高中學校還可以自選伊斯蘭教相關課程作選修課。 再看看其他例子:2013年及2014年,土耳其議會先段通過解除禁止女性公職人員在政府機構(除了法官、檢察官、警察等公職人員),及學校裏(除了10歲以下的女童)佩戴頭巾(Hijab)的法律。及至去年5月,土耳其首家國營銀行 Ziraat Bank 率先推出伊斯蘭金融業務,另外兩間國營銀行 Vakıf Bank 及 Halk Bank 隨後亦正式拓展伊斯蘭金融業務(此制恪守可蘭經教義,不容許提供收取利息的金融產品,而且禁止投資和酒精、豬肉、賭博等有關的業務)。根據土耳其媒體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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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特約】土耳其的「核心價值」:伊斯蘭化的本質與未來(上篇)
7月16日,土耳其軍方發動20年來第一次軍事政變,以捍衛世俗主義自居的軍人,意圖推翻日益伊斯蘭化的埃爾多安政府。然而,最終政變卻以失敗告終。此一軍事政變背後的啟示,是世俗勢力與宗教勢力之間的角力升溫,甚至去到訴諸武力的程度,而土耳其的「核心價值」似乎正逐漸被蠶食。 較早前,土耳其議會議長卡拉曼(İsmail Kahraman)公開支持在宗教原則上制定新憲法,亦指明新憲法文本不應包含世俗主義的措辭,言論引起嘩然,大眾對此口誅筆伐。 引來民間的反彈,皆因現任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上台以來的伊斯蘭化(Islamization)傾向,令人擔心土耳其走回昔日奧斯曼帝國之路,抹去自立國以來奉行的世俗主義,變成另一個類似伊朗和沙地阿拉伯等神權政治及政教合一的國家。 西化的穆斯林國家 文明定位模糊 儘管經歷了90多年的西化工程,土耳其的文明定位依然模稜兩可。世俗主義者擁抱西方,卻仍被歐盟拒諸門外,證明西方仍視土耳其為外部文明;其他伊斯蘭國度則視土耳其為西化的穆斯林國家,認為土耳其與她們不可同日而語。此議題的重要性,在於土耳其在歷史上正處於文明轉型的交叉點;而埃爾多安的伊斯蘭化傾向,就是利用國民對自身文明身分的茫然,拉攏群眾以鞏固政權。 土耳其的模糊文明定位,亦影響了其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土國為奉行世俗主義的穆斯林國家,在冷戰時期加入北約,成為北約在中東對抗蘇聯的橋頭堡。這種與西方親密的關係持續至今,例如土耳其向美國借出南部城市吉爾利克和迪亞巴克爾的軍事基地,以協助打擊極端伊斯蘭勢力。 由國父確立 世俗主義植根憲法 土耳其世俗化的淵源可追溯至1839年,時任蘇丹阿卜杜拉.邁吉德一世的坦志麥特現代化改革(Tanzimat)。然而一切要等到土耳其正式立國後,世俗主義才正式抬頭。 自1920年代開始,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奉行世俗主義(或稱凱末爾主義),他意識到若要將土國現代化,必先要抹掉伊斯蘭宗教勢力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他擁抱西方的文明制度及其船堅炮利,例如廢除哈里發制度、規定土耳其文要用羅馬文字書寫而非阿拉伯文字等。根據土耳其憲法第二條,土耳其是一個民主且世俗的國家,採納三權分立,實行議會民主,以及賦予人民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等。在宗教事務上,土耳其宗教事務局(Diyanet)加強了國家對宗教事務的控制權。 宗教與公共事務不相往來,成為了土耳其的社會規範。稍有偏差,司法制度與軍人都能撥亂反正。例如在 1990 年代,軍人推翻親伊斯蘭教的政府;而司法機關亦以「反世俗主義核心價值」為由,先後取締主張政教合一的福利黨(Welfare Party)及美德黨(Virtue Party)。 往日宗教與公共事務不相往來 今天埃爾多安逐步打破 然而,在 2003 年埃爾多安上台後,宗教及世俗之間的角力愈見鮮明。埃爾多安通過不少帶有教條主義的法案。最具爭議的法案莫過於 2013 年的「禁酒令」,內容包括禁止商家在晚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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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cal獨家分析】解構土俄之大棋局 – 「世界巴爾幹」之爭
自從上年年尾土耳其聲稱俄羅斯戰機僭越其國界,於敘土邊境擊落了俄羅斯的一架戰機後,兩國關係急速惡化,引起外界關注。其實,土耳其及俄羅斯兩國有著互相敵對以至兵戎相見的傳統。俄土之戰(如克里米亞戰爭,1877年俄土戰爭等等)於歷史上屢見不鮮。在廿一世紀的外交棋局,這種情況只會延續下去。 「裹海」及「中亞」 廿一世紀之心臟地帶 著名地緣政治戰略家,如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及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一直都有為下世界地圖劃分不同價值的地緣戰略區域。最為矚目的為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The Heartland Theory)。而斯皮克曼更承襲前者理論,再劃分不同的戰略區域。然而,斯皮克曼的著眼點有別於麥金德,前者認為爭奪邊沿地帶(Rimland)才最重要,多於爭奪心臟地帶。有一句出自斯皮克曼的名言,就是「誰掌握邊沿地帶,就能控制歐亞大陸;誰控制了歐亞大陸,就能操控世界的命運」。 到了近代的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認為整個歐亞大陸部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他的區域劃分多了「世界巴爾幹」區域(The Global Balkans),認為這才是廿一世紀的火藥庫。 「世界巴爾幹」區域,包括了「裏海」(Caspian Sea)及「中亞」(Central Asia),也是我們將會論及俄土相爭的地方。 「能源外交」 生存第一步  就俄羅斯戰略文化基金(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的觀察,土耳其在尋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於外交上合縱對抗俄羅斯時,遭到冷待。隨著與俄羅斯的關係日益惡化,土耳其不得不對其能源安全鋪定後路,全因為土耳其在國家能源上,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俄羅斯,令其不得不另覓新來源。根據土耳其能源市場監管局最新的數據顯示,天然氣佔土耳其的能源結構三分之一。而2014年,土耳其從俄羅斯輸入了270億立方米,佔其天然氣入口超過一半,令俄羅斯成為土耳其最大的天然氣供應國。安卡拉對莫斯科的能源依賴程度,可見一斑。在此迫在眉睫的環境,迫使土耳其當局不得不頻頻尋找新的能源入口管道。 被主流傳媒忽視的重大事件,莫過於上年12月3日土耳其總理達武特奧盧出訪阿塞拜疆,外訪發生於俄羅斯戰機被擊落後的兩星期後。此次重點,除了雙方強調大家的親密雙邊關係之外,土耳其總理與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就加速完成跨安納托利亞天然氣管線項目(Trans-Anatolian Natural Gas Pipeline, TANAP)達成共識。跨安納托利亞天然氣管線將阿塞拜疆於裹海的天然氣,經格魯吉亞和土耳其輸送到歐洲國家。這一項目剛剛在3月舉行了開工儀式,計劃2018年年底竣工。另一邊廂,俄羅斯能源部長於同日宣佈暫停俄羅斯經土耳其輸送到南歐的天然氣管道工程。 這次的出訪,背後有著深刻的意義。就時間性而言,俄土交惡與土耳其尋找新能源管道的時間差不多一致;就能源安全而言,也是擺脫對俄羅斯能源依賴,防患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