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學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論，道出了獨裁者的維穩技倆。事實上，打著反恐旗號清算異己的手段，並非獨裁政權的專利，就算是民主國家進行反恐，也會遇上國家權力與公民自由互相衝突的困境。
冷戰結束，並未為民主自由帶來勝利。雖然共產政權逐一倒下，結束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爭。然而，衡突從未間斷，極權陰霾從未消逝，世界並沒有更和平、更民主、更自由。恐怖主義與排外思潮依舊存在，並成為當前全球共同面對的主要挑戰，同時為民主帶來了嚴重的衝擊。
在此背景下，後冷戰時代掀起了一場全球反恐戰爭。前蘇聯衛星國的中亞國家搭上了這場戰爭的便車，尤其是在2001年阿富汗戰爭之後，得到不少大國的軍事及經濟援助，大大提升其地緣戰略價值，美中俄都不得不爭相拉攏之。而這些與大國的多邊合作，都打著反恐旗號，主要原因是繼中東之後，中亞一直是極端宗教勢力的溫床。
其實，這一背景正合乎獨裁者的心意——以反恐之名行獨裁之實。反恐逐漸成為一個陳腔濫調，毫無意義的詞彙，容易給予獨裁者利用為一個看似振振有詞藉口去鎮壓異己，將一切國內管治問題與反對力量定性為「極端宗教勢力」的威脅。極端宗教勢力所導致的衝突固然存在，然而這問題又加強了獨裁勢力的氣焰，使民主自由在中亞國家毫無立足之地。
安全議題 自圓其說
反恐的目的，在於確保「安全」，但問題是甚麼才算是「安全問題」？誰來定義「安全」？「安全」是客觀或是主觀的概念？這些正是本篇文章要探討的問題，因為這與獨裁政權的慣用「維穩」技倆有密切關係。
傳統安全理論或戰略研究中一般都會用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點去詮譯何謂安全問題，而這觀點的解釋是國家面對外部軍事威脅，即為安全問題。為了確保安全，國家必先把相對實力最大化如擴充軍備，才能確保不會被其他國家威脅其生存。
但是，新安全理論與傳統理論對安全的定義有著天壤之別。後者指的安全是物質的、是客觀的；然而前者指的安全是主觀的，可透過主體間的互動而建構出來的概念。新安全理論提倡者是哥本哈根學派的著名安全理論家巴瑞布贊（Barry Buzan）及奥利維夫（Ole Weaver）等人，他們在其著作《Security :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認為軍事安全僅僅是五個安全領域中（其他有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的一部分，並非全部。其次，此學派提出了「安全化」理論（Securitization Theory），認為安全是社會建構出來的概念。具體的操作是安全化行為者（Securitizing Actors，一般指國家和政府）透過言語 – 行為（Speech-act，指一些具體的官方論述、宣傳或行動）指涉某一對像或社群（Referent Objectives，例如恐怖分子或異見人士）具有存在性威脅，因此政權得到了公眾的認可，利用特權去任意動用社會資源解決這「安全問題」如清算異己。這可解釋為何安全化是獨裁政權慣用的管治技巧，因為在這過程中能給予國家膨賬而具認受性的權力，隨意剝奪任何人的自由與權利。
簡單地說，只要將一件事物視作為安全問題的話，它就是安全問題，因此在新安全理論中，「安全」的定義是開放的。當然，哥本哈根學派並不是認為何謂「安全」是一人說了算，而是需要透過說服群眾去建構出來的，這就是新安全理論強調的主體間 （Inter-subjective）政治，能否成功說服群眾還需取決於本身客觀環境（催化條件，Facilitating Conditions）及安全化行為者的權威。若條件得宜，一切就能事半功倍。
由國家、區域到全球：反恐成為共識
中亞諸國的獨裁者正是能把「安全化」理論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專家。本文將集中引用烏茲別克作個案研究。究竟烏茲別克有甚麼有利條件，能把國內所有反對派貼上「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標籤，使打壓異己更出師有名呢？
首先要理解的是伊斯蘭教在烏茲別克的地位。在烏國，伊斯蘭教代表國族認同多於實質的宗教，而且都趨向去政治化。伊斯蘭教自公元七世紀傳入中亞草原，民眾信仰的一直是性質較少溫和的蘇菲派。由於中亞草原主要以遊牧民為主，他們本質上不太拘泥於教條。到蘇聯時期，蘇共成立了中亞穆斯林精神行政中心（SADUM），控制國內宗教活動，確保伊斯蘭教去政治化。但是獨立後，極端伊斯蘭思潮如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漸漸滲入該區，以致出現了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且與國內的溫和派大相徑庭，你們富有激進的政治主張如以武力在費爾干納盆地（Fergana Valley）建立伊斯蘭國。因此，當國內出現稍為出現政治上的反對勢力，政權都能輕影地把他們和這些激進宗教組織扣上關係，使維穩功夫更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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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局勢亦為政權提供力據以「安全化」反對勢力。奥利維夫曾提出地區安全複合體理論（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認為一個地區國家之間的安全環境互相牽連，從而按地區權力結構分怖形成一個個地區「命運共同體」。已故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Islom Karimov）在位期間，視九十年代的的塔吉克斯坦內戰及阿富汗戰爭為兩大外部威脅。牽涉前者的伊斯蘭復興黨（IRPT）與後者的塔利班組織均為伊斯蘭的反動勢力。再者，2005年吉爾吉斯爆發鬱金香革命，推翻時任總統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卡里莫夫擔心鄰國的動亂會產生溢出效應，影響烏國政權穩定，希望引以為戒。因此，中亞地區仿佛連成奥利維夫所說的安全複合體，對卡里莫夫發動國內反恐戰爭更有說服力。
全球恐怖主義勢力崛起亦成為了卡里莫夫的福音。九一一事件後，國際恐怖主義盛行，反恐成為各國間的共識。烏茲別克鄰近反恐戰爭的主要場所阿富汗，使之戰略價值提升，例如該國亦曾租借南部漢納巴德（Khanabad）機場予美軍作軍事用途。加上，在2016年，美國又與中亞五國建立了「C5+1」外長會，合作建立反恐機制；與中國方面，因為中亞地區為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重要基地，因此在2001年，中國、中亞國家及俄國成立了上海合作姐織，以打擊「三股勢力」；在俄國方面，2002年亦與中亞國家成立了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借此打擊國內激進宗教勢力。烏國乘著全球反恐的便車，得以與多個大國合作反恐，為卡里莫夫的專制締造有利條件。
除了以上提及的「催化條件」之外，烏茲別克亦符合了安全化理論的其一成功要訣，就是擁有具權威的安全化行為者。自冷戰結束後，烏茲別克從蘇聯解體中獨立，但政治卻只是新瓶換舊酒，卡里莫夫由鳥茲別克蘇聯第一書記順利過渡選舉成為總統，而且到2016年逝世前，其國內支持率一直接近9成以上。即使行多黨政治，在最近2015年大選中，卡里莫夫所屬政黨自由民主黨在議會的150席中獲得52席，而其前所屬政黨人民民主黨（前身為共產黨）也取得27席，兩者相加超過半數；加上在威權政體下，議會淪為橡皮圖章，因此他的管治權威實在牢不可破。由於新安全理論認為「安全化」是否成功，乃依照安全化行為者的權威立場而定，在這威權政體下，卡里莫夫更能有效地把反對派標籤為「極端宗教分子」。
打壓異己 何患無辭
烏茲別克達成了以上有利條件，把反對派標籤為「極端伊斯蘭勢力」加以打壓，簡直易如反掌。除了透過嚴厲的宗教政策如關閉不合規格的清真寺、嚴禁男性留鬍鬚、禁止女性於公眾地方穿罩袍、和定義「官方」及「異端」伊斯蘭教之外，卡里莫夫曾多次把一些國內大型事件斬釘截鐵地定性為「極端宗教勢力」的動亂。
一、1999年塔什干大爆炸（1999 Tashkent bombings）
1999年2月16日，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發生了一宗爆炸事件，六輛的士連環爆炸，致16人死亡。事件發生後，政府立即把矛頭指向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順道嫁禍給卡里莫夫的政敵薩利赫（Muhammad Salih）所領導的地下反對派自由黨（Erk Party）。薩利赫在蘇聯解體之際成立自由黨，欲推動國內民主改革，並曾經在1991年與卡里莫夫角遂總統之位，因此自由黨一直是卡里莫夫的眼中釘。而薩利赫的胞弟貝克雅諾夫（Muhammad Bekjanov）為黨報Erk的記者，然而在1994年該黨報被政府立例禁止。
不幸的是，在1999年塔什干一案中，身為黨員的貝克雅諾夫難逃一劫，於爆炸案發生一個月後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被拘捕，最後被引渡回國並監禁了17年，到了今年2月才獲釋。
至今此案仍然疑點重重，又說法是塔吉克的伊斯蘭復興黨所策劃的，原因是為了報復在內戰時卡里莫夫支持親俄的政府軍陣營。無論如何，此案正正是透過「安全化」極端伊斯蘭勢力，作打壓異己之實的典型例子。
二、2005年安集延大屠殺（2005 Andijan massacre）
2005年5月13日，烏茲別克東部城市安集延發生了一場血腥鎮壓，死傷慘重。該場示威要求政府釋放被控與激進宗教勢力有關連的23名年輕商人，他們都被控參與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這次的血腥鎮壓令政府在國際上惡名昭彰，儼如中亞版的天安門事件。
官方把此示威蓋棺定論為一場極端宗教主義引起的動亂，但坊間對此並未有定案。政府把示威歸咎於伊斯蘭運動及鼓吹和平建立全球伊斯蘭國的伊扎布特（Hizb ut-Tahrir）。然而，這種為伊斯蘭貼上激進標籤的方法，其實只是一種維穩手段。除了因為於事發兩個月前，鄰國吉爾吉斯爆發顏色革命而令到卡里莫夫不按情理鎮壓之外，有一說是因為背後隱藏著錯綜複雜的派系鬥爭。
前安集延州州長Kobiljon Obidov因為捲入多宗政治醜聞及與貪污舞弊，而被卡里莫夫所革職，之後安插了其心腹Saidullo Begaliyev擔任該州州長。據聞被拘捕的23位年輕商人，正正與Obidov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從而被借以參與激進宗教勢力之名拘捕。此外，國家安全局局長伊諾亞托夫（Rustam Inoyatov）為首的塔什干派系在事件中比起內政部大臣Zakir Almatov為首的撒馬爾罕派，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故於國安局掌控下的安全部隊大大參與了是次鎮壓。在烏國政治中，主要是這兩派平分秋色，而此兩家分天下的格局，乃為卡里莫夫的精心計算。1990年代，由於內政部所控制的警察體系日益坐大，卡里莫夫為了阻止其威脅，便成立國安局分而治之。
由此可見，此兩宗烏國史上重要的案件，並非單純的鎮壓極端宗教勢力，而是把一切反對勢力集中打造成「極端伊斯蘭教徒」，視他們為國家存在的威脅，使他們成為被「安全化」對象，最終達到政權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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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學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論，道出了獨裁者的維穩技倆。事實上，打著反恐旗號清算異己的手段，並非獨裁政權的專利，就算是民主國家進行反恐，也會遇上國家權力與公民自由互相衝突的困境。有些問題需要我們思考：如何界定至上緊急狀態（Supreme Emergency）？威脅去到甚麼程度，才能合理化國家進行反恐？我們應賦予國家多少權力進行反恐？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未能回答以上問題。難怪在恐怖主義盛行的世代，全球民主退潮並非一場夢。
參考資料 :
- Buzan, B., Waever, O., & Wilde, J. D. (2013).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 Khalid, A. (2014). Islam after communis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孫力、張寧、楊進、吳宏偉 (2016)：《中亞國家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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