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特約】【核協議之後】對伊朗「不忠」、「腳踏多條船」的俄羅斯，如何在西亞外交戰中「全拿」？
只要無論是以國、沙國與伊朗的期望，都是希望靠俄國制衡對方，就能夠鞏固俄國在西亞作為仲裁者的地位。俄國的取徑不僅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發生，更讓俄國的「新歐亞主義」的大戰略思維得以實現。
英國對俄諜中毒案未審先判
英國因俄謀中毒一案對俄羅斯實施外交制裁，其後美國和多個歐洲國家紛紛和應。然而，中毒一案疑點重重，毒劑來源及俄國的殺人動機尚未釐清，英國便急忙指責俄羅斯，背後目的顯然為了挽回脫歐後逐漸停滯的內政與外交發展。
台俄關係之發展：從國際經貿角度談起
台灣在對外關係開展歷程中，一向是以經貿作為主軸。身為外向型經濟體，台灣在製造業發達，天然資源相對缺乏的條件下，經濟發展一直有賴於國際市場。而在俄羅斯天然資源豐富，民生產業相對落後的情況下，如何能把握這看似與台灣產業結構具高度互補性之市場，則成為台灣在國際經貿戰略中的重要課題。是故，本文將從台俄經貿互動沿革開始談起，並整理兩國雙邊經貿重要數據，繼而配合台俄經貿交流特色而總結出筆者對於如何拓展台俄經貿之個人觀點。
【Yahoo論壇】新任總統普京的難題：俄羅斯90年代經濟轉型回首
經濟議題始終是俄羅斯的燙手山芋：俄羅斯何以從蘇聯時期共產式的平均主義，演變為現今產業與收入結構極度不均的情勢，一切都得從90年代經濟轉型開始談起。
為何俄國人如此支持普京？——俄國政壇「不死鳥」前後任期之回顧與前瞻
本篇文章，除了試圖解釋為何普京能如此「深獲民心」外，也藉由普京 2012 年至 2018 年的第三任總統任期中，所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評估普京第四任任期執政重心。最後，筆者嘗試將焦點拉回台灣，對於普京勝選後，台俄戰略關係有無任何發展空間，提出自己的一些見解。
【信報特約】俄羅斯新任總統的挑戰？從新創產業的角度談起
下周十八號的俄羅斯總統選舉，除非有極大的意外，對於强人普京來説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在民調享受著壓倒性的優勢，連參與競選活動都興致缺缺的他，恐怕心思並不在此。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雖然對外以强硬的外交手段示人，但是實質上俄羅斯經濟前景並不樂觀。
【Yahoo奇摩專欄】川普展示武力換來喘息機會
美國不過數年前方從小布什挖下的阿富汗泥潭爬出，轉眼間川普又已經在敘利亞跟前。口口聲聲要“美國優先”的川普，諷刺地靠對外發動攻擊暫時穩住陣脚。
【Yahoo奇摩專欄】國家安全顧問因醜聞下臺 川普的聯俄策略退燒是美國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嗎？
從蘇聯解體以來，以强大軍事實力背書全球安全的美國强權看似在自世紀初干預伊拉克及後一次又一次的失策以後，漸漸褪色。美俄失聯，觀乎美國對於敘利亞危機以及伊朗重整的無力，再加上川普一邊繼續孤立北約歐洲的盟友，另一方面又削減其他公共開支加大軍費，一切都指向了一個焦慮，政策方向混亂，並且全球影響力持續衰退中的暮年超級强國—一如英國在蘇伊士運河一戰失利丟失帝國身份之後。
【HK01特約】薩拉熱窩事件與射殺卡爾洛夫：恐怖主義、極端組織、背景成因初探
如果以比較這兩件相差百多年的事件來看恐怖主義和極端組織存在的本質，恐怖主義和它的載體是必然關乎政治、暴力及權力：從追求權力，到獲得權力，以至到利用權力實現政治變革。縱使一百多年的差距做成極端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和領導方法極為不同，但兩件事件呈現出，我們必須根據孤立行動者之目的和行動來定義和了解恐怖主義，而不是依靠各國對行動的感覺來詮釋行動者的信息。
【上報特約】俄羅斯「大棋局」思維：從塔吉克政經形勢談起
這場歐亞大陸的「大棋局」只是冰山一角。從歐亞小國的政治經濟弱點中乘虛而入，不是只有中國會懂的把戲而已——例如以石油抵債（Oil-backed Loan）的方法去操控別國政治經濟大局。以國外經濟來影響他國政治，是棋手們的常用的技倆，亦是政治經濟學的精髓。無論是中國的「一帶一路」，或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盟，其戰略思維都是殊途同歸吧。
【HK01特約】被遺忘的入侵者：俄羅斯與中亞的前世今生
於本周一，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地鐵站發生了自殺式炸彈襲擊案，目前已增至14人死亡。和過往發生在俄國本土的恐襲不同，此案的疑犯是來自中亞國家吉爾吉斯的烏茲別克裔青年賈利洛夫（Akbarzhon Dzhalilov），而非像過往般由同是伊斯蘭教背景的車臣分離主義分子所策動。 有專家認為，這次襲擊是伊斯蘭國向俄國報復在敍利亞的軍事行動。雖然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對此不以為然，但無可否認，這次恐怖主義的陰霾來襲，令人注視俄國與中亞伊斯蘭勢力的恩怨情仇。 北極熊南下 侵擾中亞民族的生活 談兩者之間的關係，離不開蘇聯時期的脈絡。縱觀整個中亞近代史中，中亞人一向視俄國為入侵者。早在七世紀，伊斯蘭教哈納菲派（Hanafi）在該地區逐漸盛行。但是，到十九世紀末，俄國向中亞擴張，在蘇聯時期強行把中亞納入其管治範圍內，更限制當地伊斯蘭教傳播。無論是以東正教自居的帝俄，抑或是無神論的共產蘇聯，是被以伊斯蘭教為民族身份認同的當地人視為壓迫者。 到後期極端思想傳入中亞，滋潤了當地極端宗教組織的成長。雖然後期蘇共並用高壓懷柔政策，成立了中亞穆斯林精神行政中心（SADUM），透過嚴格的審核機制，放寬學生赴中東國家交流。但此時，極端保守的伊斯蘭教思潮如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已滲入中亞，成為了日後的在極端宗教組織的主導思想：以聖戰對抗異族入侵者，在當地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度。 不得不提的是，是次恐襲疑犯是來自吉爾吉斯的奧什（Osh）。該市位於費爾干納盆地（Fergana Valley），一直是極端宗教勢力的溫床。與主張和理非非的伊斯蘭解放黨（Hizbut Tahrir）不同，於2015年宣誓效忠伊斯蘭國的「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揚言在該盆地以武力立國，一直是鄰近中亞國的夢魘。 中亞：伊斯蘭國的宣傳戰場 有了這先天性條件，加上自蘇聯解體後當地社會經濟不振，都成為了伊斯蘭國在當地招攬「聖戰者」的契機。有異於其他中亞國，吉爾吉斯天然資源貧乏，加上獨立後失去了俄國這條大水喉，使之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近年國內經濟增長不穩，令伊斯蘭國有機可乘，利誘不少當地人加入聖戰。 隨著伊斯蘭國的領土縮減，使之改變策略，轉為發動海外恐襲作招攬，使中亞成為其宣傳戰場。俄國高調介入敍利亞進行軍事行動，亦自然成為了伊斯蘭國的主要敵人。最後，俄國為了保持與中亞的關係，獨聯體（CIS）成員國之間實行寬鬆的簽證政策，卻使中亞的聖戰士更容易進入俄國本土發動恐襲。 過往以入侵者的姿勢出現在中亞史上，現今又成為了聖戰者的敵人。極端宗教勢力在中亞的影響力如日俱增，對普京來說實在是一大隱憂。
【UDN轉角國際特約】俄羅斯大使刺殺案：斐迪南大公暗殺的聯想謬誤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巡其帝國之波士尼亞，檢閱軍事演習，此舉觸動了塞爾維亞這宿敵的敏感神經。日耳曼與斯拉夫的民族對立情緒早已高漲，這次演習更激起千重浪，最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刺客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殺了這位奧匈皇儲，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是為「薩拉耶佛事件」。一個世紀後，上星期二（12月20日）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洛夫（Andrey Karlov）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術館內，為「土耳其人眼中的俄羅斯人」攝影展致歡迎時，被土耳其休班警員阿爾丁塔斯（Mert Altıntaş）以無情的槍擊刺殺，諷刺地仿如正在回應攝影展的主題——土耳其眼中的俄羅斯人，猶如斯拉夫民族眼中之日耳曼人。 暗殺事件後，不少論者都煽情地把卡羅夫暗殺事件描繪為一百年前的薩拉耶佛事件，好似歷史悲劇再度上演；更甚者，主流媒體都不負責任地大肆煊染悲觀情緒，形容這次的卡羅夫暗殺事件，就像一世紀前的刺殺般，是一場戰爭災難的導火線。 卡洛夫暗殺事件所引起的軒然大波，大多數人膝射式地憶起奧匈皇儲被暗殺的一剎間，但阿爾丁塔斯與普林西普在犯案動機與組織上，都能夠相提並論嗎？ 雖然百年前，我們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現在則有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稱之「世界火藥庫」的歐亞大陸地區。但我們都必須明白到，把安卡拉暗殺事件對比為刺殺斐迪南大公，根本言過其實。 肇事者背後的動機與組織，都揭示了兩宗暗殺事件在性質上的分野：阿爾丁塔斯行兇背後的動機並非基於大鄂圖曼大民族主義之故。若設身處地代入土耳其發俄羅斯的處境去分析，都推斷出卡羅夫暗殺事件不可能成為大戰的導火線。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阿爾丁塔斯於暗殺後的一段呼喊： 真主偉大！勿忘阿勒頗！勿忘敍利亞！我們的土地不安全，你也不會安全。我不會活著出去。在這暴政中有份的人，個個都會付出代價！ 可見槍手對的情感超越了鄂圖曼的土壤，進而為自阿拉伯之春後，飽受戰火蹂躪的敍利亞去力竭聲嘶，更為阿勒頗的慘劇而咆哮。這種讀白，已經超越了一戰時期狹獈的民族主義情緒。 而高舉真主的旗幟，就等於是「伊斯蘭國」（ISIS）的同路人嗎？非也。這類暗殺事件的特徵，並沒有極端原教主旨義者濫殺無辜平民的色彩。槍手所訴諸的情緒，仿如代表著中東伊斯蘭文明，對自「塞克斯‧皮科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後外來入侵者的反抗，對其他伊斯蘭世界的悲劇產生了如民族主義般「榮辱與共、生死與共」的情緒，或是體現出對抗威權政體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身份認同，與中東這片土地建構了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超越了國族之分野。 俄羅斯在中東傾力支持敍利亞什葉派的阿薩德（Bashar al-Assad）獨裁政府，對阿勒頗進行一場生靈塗炭的戰事。槍手以對抗暴政的姿態，刺殺了在具有外交經驗、在中東的俄羅斯代言人卡洛夫，極具抗爭的象徵意義。這種意義，普林西普之塞爾維亞「黑手黨」（Black Hand）是無法比擬的。由此可見，卡洛夫暗殺事件，比起刺殺斐迪南大公的悲劇事件，當中的來龍去脈更是南轅北轍。 若果形容卡羅夫暗殺事件為世界大戰前夕的鐘聲，未免過於危言聳聽。事件發生後的翌日（20日），土耳其總統厄多安（Recep Erdoğan）容許俄羅斯派遣調查人員進入土國境內進行案件調查，而土耳其當局已針對該謀殺案逮捕了相關疑犯。相反地，於奧匈皇儲被刺殺後，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提出了十項要求的最後通牒，雖然十項之中塞國答應了其中八項，但仍然不肯聽命地鎮壓境內所有顛覆奧匈帝國之勢力、以及讓奧匈協助其執法，最終依然躲不過戰爭。 由此觀之，俄土兩國在衝突之後的發展，與薩拉耶佛事件後的「七月危機」（July Crisis）不同，沒有擦槍走火的徵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機會率近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