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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是種帝國殖民的手法嗎?從一個歷史的觀點

一間民間企業如何成為跨國公司,往往是金融財經學或管理學關注的議題。但其實,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也常著墨於這個問題。在國際關係的體系裏,跨國企業不只代表一國的政經實力,本身亦是極具影響力的單位(unit)——能夠左右國與國之間的互動,亦是國家權力外擴的標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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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論壇】從「脫亞入歐」到「由歐入亞」:日本的東南亞國策

可以預計,安倍晉三不但有望在未來五年任期內實現「修憲」終極大計(2018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相信也沒有什麼懸念),他的「南向」政策有望延續,令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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沖繩縣/琉球國?一百年後的獨立與解殖

沖繩獨立的表徵是美日/沖繩之間的衝突,事實上緣起於他們對自我歷史的思考及對殖民記憶的割裂。本文擬15世紀到現代為定點,將述說沖繩身份的構成過程,並會以三個出發點思考:1) 在琉球的沖繩人,2) 被模塑的沖繩人及3) 再重整的沖繩人,一探當中來龍去脈、前因後果和展望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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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專欄】習川會之前:淺談川普内外困局

在近年穩定地獲益於西方國家政治的混亂和經濟結構上失衡的中國面前,美國雖然尚有經濟規模上和軍事上的優勢,川普上任到今日作爲一個領導人無法讓美國各階層以及盟友信服絕對是自由世界的一個警示:國際政治,簡而化之,對領袖講求的是對於世界經貿利害局勢的認識,進而籠絡盟友的游戲—- 缺乏這種認知的領袖對於國家的長遠利益根本是腐蝕性的—-尤其是當對手是無需顧忌民意的威權國家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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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專欄】期待新總統的對華政策大轉向並不現實

正如先前的總統辯論已經相當清晰的指出,縱使美國會在一些在公衆中普及性較高的題目,比如在中國鋼鐵傾銷上采取如歐盟般的懲罰性關稅可能會導致雙方關係的一些小波動,但是總體上因爲中美雙方在全球產業鏈各自的地位非短期内可以逆轉,而且軍事上的差距雙方亦心知有數,目前美國在歐洲聚集盟友預防俄羅斯動武,并且在亞洲按兵不動,而另一方面中國則打經濟牌籠絡鄰居維持共榮,這雙方在亞洲維持穩定的共識,除非美國或者中國一方主動決定玉石俱焚,相信不容易被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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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轉角國際特約】重讀鎖國:幕府,狹隘避世,或眼光長遠?
傳統史觀認為十七世紀的幕府政府之所以推行鎖國令,禁止民間與外國人交流、封閉國家對外貿易,是為了阻止外國文化在國內得以滋長形成管治內憂。日本持續兩百年的鎖國,甚至被視為延遲國家現代化的元兇。二戰時期和辻哲郎發表《鎖國:日本の悲劇》,把國家敗仗歸根到鎖國,令鎖國否定論成為語境中的歷史污點,化身封閉、避世和狹隘集權的代名詞。 放諸歐洲民族國家的發展步伐在亞洲上,日本似乎在鎖國迷思中走失。然而在寬永17年(164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正式進入長崎出島,開創與日本江戶幕府長達二百多年的貿易,為日本政府帶來國際貿易、外國情報等不同資料。荷蘭對日本的特殊性,足使日本進行高度集權的政治操作,選用鎖國去回應鄰近國家的禁海令和朝貢體系。如果我們回望東亞特有的朝貢關係和禁海傳統,不難得出日本是逐步發展出中央控制的海權意識。荷蘭正好是幕府開拓自身國際關係的契機,讓國家有效地進行現代化和主權實現的工程。也就是說,單憑這段貿易就足以影響日本的國家發展、藍圖方向和未來路線。 本文將和讀者細讀這段歷史插曲,重新探索荷蘭和日本的恩怨交集,如何將日本放置在國際格局當中,使之有機會用現代化的手段回應局勢。一片海域兩個國家,不但譜寫一個帝國的誕生,更是見證海洋外交對國家的重要性。 充滿誤導性的「鎖國」一詞 傳統而言,鎖國論者大多認為江戶幕府是通過一系列閉關政策,去應對解決國內外各種問題。鎖國政策主要根據1635年被納入法律體制的鎖國令,有以下面向: 國民出入境的自由 限制天主教的傳播 限制對外貿易 永積洋子在日本歴史叢書《朱印船》中,用「海の刀狩」形容海洋事務的限制,她把鎖國令視為中央幕府收納海權的手段。亦有學者提出鎖國令不是日本幕府的原創管治模式,更大程度是受到鄰近中國明朝和朝鮮的禁海令影響,從而制定出一套以控制海權為主的政綱。但是,「鎖國」一詞其實充滿誤導性。 首先日本在德川時代沒有完全封鎖國家,荒野泰典提出幕府長久而來有四個的國際貿易窗口,分別為連接山丹(指黑龍江一帶)的蝦夷地(指北海道和庫頁島等地)、連接琉球王國(沖繩)的薩摩藩(指九州西南部)、連接朝鮮的對馬藩(指長崎縣和佐賀縣)和連接世界的荷蘭人。 第二,幕府高層持續對東南亞國家和歐洲各國釋出外交善意,比如1599年德川家康委派對馬藩主宗義智修復與朝鮮的關係,並於1607到1682年間有七位朝鮮來使訪日。他甚至邀請英國人William Adams(日名:三浦按針)擔任外交顧問,在平戶建立起商館和工廠。第三,日方試圖多元化國內的貿易路線,接受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日的商業競爭。可見德川幕府並沒有想像中般封閉落後,比當時的中國和朝鮮更為國際化。 雖然幕府包容國際文化和傾向多元貿易,卻在1633年下達鎖國令,並於1641年落實全面的鎖國政策。德川政權唐突的兩極態度和自我矛盾,讓國家進入前所未有的文化限制,史學家試圖用1637年發生的島原之亂和天主教管治問題來解釋這個外交轉折。島原之亂是由於天草四郎和所屬一揆不滿幕府及大名治理,於是爆發成一場宗教衝突的內戰。無疑,島原之亂敲響了幕府政權的警鐘,但把一場地區騷動和全國規模的鎖國令劃上等號,似乎過份草率和無視歷史細節。 正如學者Michael S. Laver所言,傳統史學家過份看重商業自由和文化多元,把鎖國貶抑成幕府迂腐的管窺之見註1。本文嘗試引入多一種視覺方向,透過分析天主教的真正問題、荷蘭人的優勢、幕府和鄰近國家的管治心態、和幕府如何利用荷蘭達成政治任務,藉以窺探德川時代外交智慧的一面。 為何鎖國:天主教傳道 vs. 禁教令 日本與荷蘭人經商之前主要是與葡萄牙人貿易,長久而來雙方無論在文化、宗教和官方合作上,都顯然為傳統日本體系帶來影響。久而久之,葡萄牙人對日本西部社會的滲透發酵成管治危機,而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商業和治理之間取捨。究竟鎖國是否回應天主教危機,就要審視天主教是否真正對日本構成威脅。 1549年由葡萄牙政府支持的耶穌會院士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經馬六甲海峽抵達鹿兒島,成為第一位進入日本的天主教傳教者。爾後,日本天主教發展迅速,最高峰時期吸引七十五萬人信奉天主教。天主教得以在日本靈根自植,實在有賴天主教院士奉行「商教合一」的原則,天主教與葡萄牙商人聯合在地區傳教,一邊成為商家中介人,與當地大名建立貿易關係。而葡籍商人最初以大分、平戶及鹿兒島作根據地,地方大名會要求傳教士傳道時進一步強化當地的商業體制,以鞏固雙方交易關係,久而久之葡萄牙商旅就於三地建立常用港口。 九州各大名在面對天主教徒的貿易和信仰衝擊時,大多採取接受或抗拒態度。例如戰國大友宗麟大名接受洗禮後,容許耶穌會在其領地建立醫院和會院;大村純忠大名對天主教極度歡迎,舉家成為日本史上第一名吉利支丹大名(キリシタンだいみょう,即是信奉天主教的大名)。但是肥前平戶藩主松浦隆心受到境內僧侶壓力,禁止耶穌會士傳道工作;島津義久逐教士出境外,卻被葡方斷絕生意往來。可見天主教當時對日本社會構成一定衝擊,然而真正內化天主教成管治問題正是教士採取「商教合一」的手法,令西部吉利支丹大名得以通過與葡萄牙貿易累積資本,直接增加中央管治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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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失去尊嚴的韓國高齡化社會
眾所周知,韓國是一個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甚深的國家,這種文化現象已有過千年的歷史,迄今為止依舊未有絲毫變異。在廣闊的儒家價值裡,敬老想必是韓國人最珍而重之的社會核心元素,也是維繫著韓國國家向心力的鞏固力量之一。因而在韓劇中,我們每每看到劇中的長者人物,大多是家中最受尊重的角色,他們的一言一行也成了家族裡的指導權威,沒人敢於挑戰。 而且,一般而言,劇集裡的銀髮一代,他們不是生活無憂,就是過著令人羨慕的奢華生活,不管是什麼背景的人,總是手拿著最新款式的手提電話。透過這些文化素材,便建立出我們一直以來對韓國老人的主觀印象。 可是,早年前一篇來自英國BBC新聞關於韓國老人的報導,卻一改我們對韓國長者的既有想像。原來近年韓國不少老婦人,因為傳統的家庭價值被瓦解,子女也要應付支不抵債的生活壓力,因而抵受不住經濟上的衝擊,被迫走上賣淫的不歸之路。我們才知道,其實在韓劇的風光包裝背後,韓國老一輩的生活卻不是擁有應有尊嚴地活下去。 遲來的老人福利保障 跟西方國家發展的軌跡不同,韓國從二戰後建國起至60年代以前,經濟仍是停留在極落後的階段,社會也混亂,根本沒有社會保障制度可言。雖然自60年代起,韓國政府開始建設「福利國家」的目標,設定了不少社會保障法律,但由於當時韓國朴正熙政府把經濟增長視為國家最高使命,分配式社會保障然最終只是口號而已,那些法律付諸實施不多,而且當時國民對社會保障的要求也不算強烈,因為只要能解決基本生計便能滿足。所以,福利保障於整個經濟啟蒙期內,不算是有任何進步。 到了70年代中期,雖然韓國國會、政府、老年團體、老人福利設施經營者等各界都提出了制定老年人福利法規的訴求。然而,當時的國情仍然是將經濟開發放在了首位,而且由於儒家中尊敬老人的傳統,國民也有著老年問題應由家庭內部來解決的思想。因此,老年福利問題未能納入法制軌道中。 經過多年努力後,韓國福利制度終於在88年漢城(現稱「首爾」)奧運會以後通過成立。但對一班已踏入中年人的一代,這個政策來得太遲,他們根本未有足夠時間儲備金錢來應付退休後的生計,結果大多數於 2000 年代踏入退休年齡的韓國長者,都是與貧窮離不開。 老人貧窮成計時炸彈 名義上,韓國人把每年10月2日定為韓國老年日,65歲以上長者也可獲得敬老年金,每兩年一次免費體檢,他們更可以獲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折扣優惠,但這些小恩小惠,在面對著韓國老人人口不斷飊升的難以抵擋趨勢時,只是杯水車薪。2000年,韓國65歲以上的老人佔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2%,已進入聯合國規定的老齡化社會之列。推算到2030 年,韓國老年人口依賴比為37.7%,即平均每3位工作年齡人口要扶養一位老年人口,到那時,韓國政府需要負擔的老人福利,必定會為他們國家經濟帶來龐大壓力。 隨著長者比例於韓國社會中的比例不斷增高,迫使政府提供更多老人保障外,當前一個更嚴峻的問題是,目前韓國老人貧窮的比率高達接近4成,3成獨居老人得靠政府低收入戶補助金過日子。這些問題,都是指向一個方向 – 老人問題不但影響未來的社會生產力,同時更引爆了即時的經濟危機。 老人貧窮的一大原因,其實與他們多是獨居有密切關係。今天,不少韓國老人都不會與子女同住,有違了我們一直所想,韓國人尤其重視傳統家庭價值的觀念。2011 年韓國政府公布的統計,全韓國中,獨居(單身)老人或老年夫妻的獨立家庭佔全國家庭中有老人家庭的比率高達52.3%。老人選擇獨居,一來是認為自己不想成為子女的負擔。就如一個關於供養父母作為其義務的問題調查中,認為父母自己解決的回答率,從2006年至2011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五。 而且,韓國政府對於發放老人福利也有嚴苛的審批要求,家中長者一旦與子女同住以後,便被視為擁有子女供養,他們所獲得的福利津貼便要被扣除一大部份,所以,不少長者為了取得國家發放的老人福利,結果選擇獨自搬家,過著孤獨的生活。 重投工作的韓國老人 韓國經歷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韓國稱為「IMF危機」),被迫提早退休成為普遍現象,不少於55歲前後便已失業,打亂了他們的人生計劃。再加上遲來的福利制度,沒有積蓄且獨居的韓國老人,拿著一筆過的遣散金,不消數年間已花光。 現在,他們唯有靠著卑微的福利金過日子,根本難以應付日漸高昂的生活開支。為了解決生活,他們不少也要在銀髮的年紀重投社會,找尋工作,有些更被迫走上性買賣的絕路。在OECD國家中,韓國高齡就業老人的勞動參與率有9.4%,中僅次於冰島,成為世界第二高。 現在在韓國的長者,他們都是曾經在60年代、70年代咬緊牙關地過著,為國家忍受著每天工作15小時的工廠艱困工作,為家人的未來爭取改善生活的可能,把生活與時間通通都奉獻於公司,為今天韓國各間能夠蜚聲國際的公司立下不少汗馬功勞。如果沒有他們,韓國社會就不可能享受如今的生活水平。儘管如此,如今他們卻被社會拋棄,被逼上死亡的絕境,這些都是在韓劇中看不到韓國的真實一面。 作者/鍾樂偉(韓國研究學者,《韓瘋—讓世人瘋狂的韓國現象》的作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韓國翰林大學言論情報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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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川普上台,會改變朝鮮半島的外交格局?
美國人勇於冒險的精神,再一次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赤裸裸地體現出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相信從候選人宣佈參選的那一刻開始,從來沒人敢說出作為以非共和黨出身的商人川普,面對著不論是從政經驗與精英階層支持都遠超他的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時,他會有任何入主白宮的勝算。但是,就在歷史最關鍵的一刻,不少美國人都毅然決定把手上的一票,給予一位滿口豪言壯語的政治新丁,讓他成為華盛頓的新主人。所以,笑到最後的,不是原來的劇本主角希拉蕊,而是獲得了289張選舉人票的新美國總統川普。 不如希拉蕊般曾任美國國務卿一職,擁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川普最為人了解的外交一面,只是在他曾經在公開場合上說過的每一句令人震驚的理念宣言。當中,尤以針對著近十年美國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的種種失當表現,川普也曾預示會大破朝鮮半島的政局常規,一方面希望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作正式外交會面,另外也會以經濟壓力,迫使中國負擔更多的制止北韓進一步發展核武的外部責任。除此之外,作為調整過往八年美國的亞洲政策,他也表明為了節省美國在外駐軍的負擔,入主白宮後考慮讓南韓建立自己的核保護設備,並把駐韓美軍撤走。 「戰略性忍耐」成為歷史? 如何處理北韓與應對其作出的核危崖政策,向來是每一位入主白宮的新主人,必定會著手定立新政策方針的重點範疇之一。當年,奧巴馬政府於第一任總統任期時間,對北韓保留著上任小布希後期的與北韓開放部份對話可能空間的較積極的外交政策,這也因而釀成了2012年北韓新領導金正恩決定就核問題與美國,達成了改善兩國關係的「閏日協議」。然而,就在協議生效不到半個月,金正恩便宣佈無視當中北韓不再進行導彈試射的內容,聲稱將要發射一枚衛星來慶祝其祖父金日成的百年誕辰紀念日。那一次再被北韓的語言欺騙,使華府放棄了對北韓的互相,決定封上了與金正恩對話的可能性,並把這個已調節的新方針,命名為「戰略性忍耐」。 「戰略性忍耐」的意思是指往後華盛頓不再受平壤的挑釁行徑影響,而貿然向北韓開啟對話之門,只會一直忍耐。至於金正恩若然真心希望重啟與美國的溝通,一切的前題在於北韓方面必須有實質性的行為上改變,尤其在棄核工作上有具體的執行動作,美國政府才會相應配合,重開對話之門。 4年間,奧巴馬以「戰略性忍耐」來處理北韓核問題,未有實質成果下,卻同時給予了平壤空間,進行了兩次地下核試。明年華府政權易手,如若川普在選舉前所說,他會主動邀請金正恩進行「漢堡包外交」,而且也會借以經濟手段脅迫中國向北韓施以更大壓力,阻止金正恩發展其核計劃。兩者政策雖然有其矛盾,但卻可讓美國回到「胡蘿蔔與棒子」兩手策略在手的彈性年代,取回處理北韓核問題的主動權,不再是被動地待平壤進行核試與試射導彈後才回應的受制方針。當然最後能否壓制北韓,仍是未知之數,但畢竟處理北韓的格局已靜止了4年,讓新思維破舊立新也未嘗不何。 危中有機的韓國外交 川普帶來的新思維,不止於針對朝鮮半島的北部,他的驚人言論也包括了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韓國。選舉競選過程中,川普曾明言上任後,會要求韓國負擔全數駐韓美軍的開支,否認會便撤走所有駐軍,並也把韓國的安保責任轉交首爾,透過建核讓韓國獨力承擔。就在此番言論出台以後,多年來視駐韓美軍為阻礙南北韓統一最大分歧的北韓政府,便率先表明歡迎川普的新方針,並在官媒撰文稱讚川普為「有智慧、有遠見的政治家」,並表示如果他上台會對北韓有利。 視美國作為半世紀以來,鞏固外交安全與提供最重要「核保護傘」的韓國政府,無可避免地會對川普的新朝鮮半島政策大為憂心,尤其是北韓竟然破天荒地以如此高格調讚揚華府新主人,對韓國而言確然是「死亡之吻」。如照川普所言,韓國政府只能從「財失與人失」之間作出選擇,即一是選擇加重財政負擔,或是讓駐韓美國全數撤走。但萬一首爾失去29,000名駐韓美軍的象徵性安保姿態,北韓或許會藉兩韓勢力「再平衝」下而對韓國發動更多挑釁行為,這正是韓國最不願意在華府易權中看到的結果。 但從川普口中所說的朝鮮半島政策,已能窺看出甚有「重北輕南」的端倪。面對著東北亞格局,如應川普所言作出的調節,青瓦台勢必不能坐以待斃,也要改變其外交部署。然而,備受崔順實干政醜聞纏身的朴槿惠,在餘下一年多任期內只能淪為青瓦台的「跛腳鴨」,外界不敢再對她能對北韓實施任何政策改變抱有絲毫期望。幸好適逢2017年正是韓國進行總統大選的時機,據現時多位有意角逐青瓦台新主人的候選人當中,不論是即將卸任聯合國秘書長的潘基文、上屆韓國總統大選落敗給朴槿惠的在野派領袖文在寅、現任首爾市市長朴元淳與現時韓國國民之黨領袖安哲秀等等,他們的北韓方針,都不如現時朴槿惠政府般被動,全都是較能放下成見,不介意甚至主動與北韓溝通的新型態度。 最後,不論他們任何一位入主青瓦台,都會推翻多年來被圍困的韓國外交施政,並回應川普「重北輕南」的新措施,嘗試突破「中美朝」三國控制下被忽略的對外身份,繞美國而行而積極推動對北韓的雙邊接觸,大有類似重回昔日前韓國總統金大中與盧武鉉年代的美韓與兩韓關係。當然這樣子沙盤推演的格局改變,是老調重彈還是在新領袖下出現破舊立新的可能,現在還是言之過早。但朝鮮半島自5年前金正恩與今天川普上台後,格局已再不一樣,明年年底韓國更會迎來新一位青瓦台主人,改變還是帶來可能突破的契機。 作者/鍾樂偉 (韓國研究學者,《韓瘋—讓世人瘋狂的韓國現象》的作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韓國翰林大學言論情報學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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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泉忠 | 中日問題】安倍晉三「右翼軍國主義者」的虛實
在「安倍經濟學」的效應仍然受到期待、「2020東京奧運」的振奮消息在日本還在發酵之際,勤快的安倍晉三首相又馬不停蹄地再次外遊,上台才九個月,已經跑了幾十國,名副其實地成爲歷史上外訪頻率最高的首相。 訪美期間,安倍提出新概念「積極的和平主義」,為他正在推動的透過釋憲賦予自衛隊「集體自衛權」及修改日本和平憲法辯護,也為今年增加的軍費護航。中國隨即批安倍的「積極的和平主義」是為擴軍找藉口。安倍除了加以反駁,聲稱日本是在相隔11年後才增加了0.8%,遠低於中國自1989年來持續每年增加逾10%的軍費的情況外,更情緒化地表示「如果大家想稱我為右翼軍國主義者,那就請便!」。 記得今年初與日本外交官交流時,這位外交官就我在文章曾使用「右翼」(其實我只是使用加引號的「右翼」)有所微詞,並向我解釋:安倍只是「右傾」而不是「右翼」。現在安倍自己都不介意了,看來日本駐外官員日後也可以省下不少口舌。 那麽,究竟安倍是否「右翼軍國主義者」?恐怕要先從「右翼」的定義說起。 「左」和「右」是指某個人或組織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上的位置,如在紙媒方面,《朝日新聞》被視爲偏左的報紙,《產經新聞》則是偏右的報紙。在日本社會,「右翼」多被理解極端民族主義者,甚者被視爲異端,不過較輕的「右傾」則還好。 筆者並不迷信,不過安倍的「右翼」細胞似乎有遺傳的影響。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在是戰前東條英機內閣的工商大臣,戰後一度被認定爲甲級戰犯。不過年岸信介後來參與籌組自民黨,並於1956年登上首相寶座,安倍晉三曾坦言受外祖父影響極深。 被視爲「右翼」的政治主張包括強調「愛國」、擁護「天皇制」、反共、強化軍力、質疑「東京審判」、反對「自虐史觀」,以及支持首相參拜神社等,而這些主張確實與安倍的政治理念及他高舉的政治目標有相當的重疊。 不過,話説回來,儘管筆者多次指出安倍晉三是戰後「右翼指數」最高的日本首相,不過他個人政治理念想要在任內一一付諸政策而實施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日本畢竟是亞洲國家中民主發展最早,也是最成熟的國家,無論是釋憲賦予自衛隊「集體自衛權」,還是修改日本和平憲法,還是增加軍費,都不是首相一個人說了算,既有民意(修憲還需要全民公投這道門檻)的牽制,也有各個政黨的制衡,更有來自輿論的監督與壓力,此外戰後曾在日本走向重建和平道路上扮演積極角色的日本和平勢力,雖然力量明顯轉弱,卻也大致依然存在,這都將繼續成爲影響日本「右傾化」速度的有效力量。   本文經作者授權上載,文章內容或與國內或原載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