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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論壇/朱啓政】世界和平的新敵人—氣候變遷

氣候變化作爲全球化經濟進程的副產品,業已成爲超越國界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在全球經濟治理缺乏重心,巴黎條約所訂規範尚嗷嗷待哺的今日,氣候變化對於資源供給的影響已經開始從發展中國家開始蔓延到發達地區。從氣候難民問題,到發展中國家國民因貧困鋌而走險加入恐怖主義行列,甚至由於鄰國罔顧環境污染而爆發的貿易戰,氣候變化將會是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爭端主要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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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論壇】從「脫亞入歐」到「由歐入亞」:日本的東南亞國策

可以預計,安倍晉三不但有望在未來五年任期內實現「修憲」終極大計(2018年9月的自民黨總裁選舉相信也沒有什麼懸念),他的「南向」政策有望延續,令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更加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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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專欄】小國應如何自處?
在合適的戰略和充分的經濟規劃眼光下,小國其實可以凴著自身靈活的優勢去填補大經濟體之間在全球供應鏈的空隙。在全球化經濟整合區塊成型,紅利漸漸見底,而大經濟體間的矛盾漸見尖銳的時候,小國家必須學會如何運用外交手腕同時保障國民生活的穩定以及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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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發展主義」的瓶頸?東南亞國家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挑戰

九十年代初期的「東亞奇蹟」(East Asia Miracle)見證了許多東南亞(與東北亞)前殖民地國家經濟急速增長,而且大部份發展模式都在威權國家體制的指揮下取得經濟成果,出現所謂「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的官商「合作」模式。此一學說與傳統西方自由主義學說的「政經自由化」主張截然不同,因此成為當代政治經濟學一門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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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消失的蜜月期:美國新總統的亞太安全困局
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終於揭曉,共和黨的川普(Donald Trump)突圍而出,成為下任白宮新主人。不過,這次選舉之中,川普和民主黨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同樣被媒體形容為美國有紀錄以來最不受歡迎的總統候選人之二,二人同受醜聞纏身,政府威望必受打擊,加上選舉造成的撕裂傷痕,川普必須撫平希拉蕊陣營的傷口。選舉過後,兩黨內部的建制和反建制陣營很有可能出現「洗牌」局面,即使現時府會同由共和黨掌控,但這次選舉有不少選民出於二擇其一的情況下轉投川普,川普的「蜜月期」恐怕很快便會耗盡。 國內如是,國外也不見得會寬待新總統。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外交政策建樹甚多,尤其是重啟與伊朗、古巴關係,正視氣候問題、恐怖主義等全球議題;但誠如《經濟學人》所形容,他對傳統地緣政治忽冷忽熱,刻意迴避投放資源處理傳統軍事安全問題。亞太地區作為他的重點區域,他在上任不久已稱呼自己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任內又配合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推動「重返亞太」(或「亞太再平衡」)戰略。不過,在他準備卸任之際,美國滿足到策略目標嗎? 「重返亞太」戰略是希拉蕊及專門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精心策劃的外交戰略。希拉蕊在2011年於《外交政策》中刊登並闡述有關「重返亞太」的六個範疇,分別是加強盟友關係、加強與中國等崛起中國家的關係、參與地區多邊機制、促進貿易投資、拓展海外軍事基地、推廣民主及人權[1]。事實上,這些觀點與美國戰後的亞太政策同出一轍,唯獨在細節上有輕微變動,以及在修辭上強調亞太的重要性而已。 歐巴馬是冷戰後相對熱衷參與亞洲多邊平台的美國總統,特別重視與東協、東亞峰會兩大主要建制的關係。今年二月,東協國家元首與歐巴馬在加州陽光莊園進行非正式峰會,待遇及形式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3年訪美一樣,明顯提高東協在美國眼中的戰略地位。此外,美國在澳洲、關島、新加坡、南韓、日本、菲律賓都拓展軍事部署,又加密進行聯合軍演數目,強化美國對盟友的軍事承擔,透過軍事威懾滿足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全。 然而,推動美國「重返亞太」另一原因,便是平衡中國在區域的影響力。歐巴馬任內強調中美關係互相依存,通過「戰略與經濟對話」、非正式峰會等機制保持與中國溝通,共同合作處理全球議題,甚至爭取到中國支持制裁北韓核試方案;但在南海、東海等牽涉到領土主權爭議問題中,中美共識十分有限。一方面美國基於國家安全利益,必須確保海洋自由航行不受阻撓;另一方面美國不欲與中國就主權爭議全面交鋒,未可透過軍事實力及國際規範逼使中國讓步。以南海為例,儘管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今年七月宣佈中國「九段線」的領海主張缺乏法律依據,但節奏主導權仍然由中國掌控。中國近日獲得菲律賓同意其雙邊會談方案,更加突顯美國在爭議上的無力感。美國對中國愈顯得模稜兩可,便愈容易削弱它在盟友眼中的信譽。 歐巴馬在推動經貿關係上也面對一大挫敗。作為「重返亞太」的重點項目,「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一向是歐巴馬亞太政策的主軸。自2010年開始,美國基本上主導了TPP談判過程、原則和規範設定,按照世貿協議內容推動「高標準」的區域自由貿易,加速國內經濟復甦。TPP佔全球經濟總量近百分之四十,有助刺激美國製產品的出口。華府主導TPP第二個目的,是藉由經濟合作手腕拉攏盟友,讓華府有更多資本抗衡中國在亞洲區域的領導能力。除了TPP以外,東亞地區還有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尚在談判階段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美國都被排除在外,因此TPP的戰略價值便更顯關鍵。然而,縱使美國和餘下十一國於去年宣佈完成談判並簽署文件,但華府仍需獲得國會通過方可正式啟動TPP。可惜條文內容無法獲得兩院足夠票數支持,計劃有機會胎死腹中。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八月訪美時再三叮囑,倘若TPP最終無法通過,那「有人會傷得很厲害,不只是情感上,而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復原的創傷」,大概總括了協議國的焦慮[2]。 在鞏固同盟關係上,歐巴馬政府亦是一波三折。與東南亞國家相比,美國在東北亞的同盟關係相對得到較理想發展:日本通過《新安保法》可以承擔更多美日同盟的安全責任;韓國通過設置「薩德」反導彈系統保障美軍及盟友面對北韓的安全威脅。與之相反,東南亞政治局勢發生接二連三的變化,徹底超出華府本身的戰略盤算。一邊廂美國與越南、緬甸修補關係,平衡中國在區內的軍事外交影響;另一邊廂,傳統盟友如菲律賓、泰國分別因國內政治變化,刻意與高舉人權旗幟的美國保持距離,轉向北京拋媚弄眼,抵消華府勢力。儘管坊間「棄美投中」的說法言過其實,不過華府在南海問題的議價能力始終會大打折扣,鐘擺很有可能繼續偏向中國一方。 歐巴馬任期餘下不足兩個月,上述問題都無法在短時間內修補。川普上任後會如何回應中國、TPP、及同盟關係?美國的「第一島鏈」又會否因為新總統上場而產生激烈變化? 希拉蕊和川普回應中國挑戰的態度相近,主要差異在於兩人聚焦議題不一樣。希拉蕊的對華政策主要繼承了歐巴馬的「戰略互信」(Strategic Reassurance)脈絡,一邊維持「一個中國」的對台政策、與中國就經濟及全球議題尋求共同合作,但可能以更強硬手段處理中國人權狀況和網絡安全威脅議題。川普甚少提及關於中國人權狀況(他曾經表示認同北京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但他在競選期間多次提倡設置貿易堡壘對抗中國廉價產品湧進美國市場,保障本地就業。二人在南海問題的立場均傾向強硬。希拉蕊任職美國國務卿時己經表示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國「國家利益」,而川普亦明言會在亞太地區增加美軍部署對抗中國在南海的軍事活動。不論是希拉蕊還是川普,軍事威懾行為相信仍會持續,甚至較歐巴馬強悍。 希、川在競選期間已經明言反對目前TPP 方案,二人憂心TPP沒有阻止貿易夥伴操控貨幣,對美國勞工階層保障有限,長遠而言將會損害國家經濟利益。事實上,二人對多邊自由貿易措施一致懷有保留心態,二人均批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損害工人權益,川普更揚言所有把製造鏈搬出美國的企業將會受到懲罰,不惜徵收重稅打擊外國進口競爭產品。不過,TPP是維繫美國與亞洲連結的樞紐,川普徹底擱置計劃的政治代價不菲,開罪與亞洲盟友關係,使他們更加靠攏中國「一帶一路」計劃。川普目前的折衷方案是修改TPP談判的部份內容,或是另行商討關於貨幣操控問題。川普現時的優勢在於共和黨壟斷府會,而共和黨主流對TPP原則上並不反感,有機會可以爭取改動。這個做法總比把亞太經貿圈拱手相讓更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希川二人對亞太戰略最大的分歧在於處理同盟關係上。希拉蕊堅持加強目前雙邊多邊並行的戰略方法,保持傳統的「軸輻」(hub-and-spoke)系統維繫與日、韓、澳等國的安全同盟關係,同時加強與東協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與新加坡、印尼等個別國家在海洋安全議題上合作。 至於川普在選舉期間經常強調「美國優先」政策,不諱言考慮從日本、韓國撤軍,或鼓勵日本發展核武對抗北韓威脅云云。川普的言論夾雜了美國戰前的孤立主義精神,但又不乏小布希(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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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轉角國際特約】來自馬拉維的警世:東亞「後ISIS時代」的來臨
儘管上個月(6)是齋戒節,伊斯蘭恐怖份子對菲律賓的毒害卻從未休止。由馬巫德集團(Maute Group)和阿布沙耶夫(Abu Sayyaf)主導的作戰團隊依舊在馬拉維市中負嵎頑抗,以出其不意的街巷戰回應政府軍的空襲,三百多條人命就此成為伊斯蘭國的祭品。 前陣子,北民答那峨島的伊利甘臨時難民營中,菲律賓總統杜特蒂請求人民原諒政府實施戒嚴令和軍隊的重奪攻勢,承認軍事行動是對付極端伊斯蘭武裝分子的必要之惡。總統承諾重建這個飽受極端組織所蹂躪的城市,把個人威信都押注在無日無之的城郊游擊戰中。殲滅伊斯蘭國武裝分子成為重建和平的必要條件,卻把南拉瑙省以致整個棉蘭老穆斯林自治區的歷史時空都直接刪除。 在杜特蒂口中,彷彿伊斯蘭國突然憑空出現在菲律賓,執行他們的「全球哈里發大計」。但如此斷裂的敘事觀卻把最基本的問題也省略:遠在中東的伊斯蘭國究竟為什麼需要菲律賓? 若我們重讀菲律賓、伊斯蘭教和恐怖組織的交鋒角力,不難發現雖然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自稱伊斯蘭國的東亞代理人,現實跟中東的關係其實並沒有想像中緊密,更多是在地組織借其名去掩蓋本身動機。整個衝突對菲律賓以至東亞地區的影響,所指涉的是東亞恐怖組織的進退失據、金三角政經交合和本土組織區域化。傳統論述只會粗淺概括為「伊斯蘭國進軍東亞」,然而地方恐怖組織跨區合作,進行失去核心統領、意識形態流動、孤狼式自發繁殖的恐攻,才是我們真正要面對的後ISIS年代。 為何打著「伊斯蘭國」的名號? 在五月底,馬巫德集團和阿布沙耶夫在南部馬拉維與政府軍展開城郊巷戰。據菲方解釋,恐怖組織是為了報復政府對阿布沙耶夫首領哈比倫(Isnilon Hapilon)的搜捕行動。哈比倫在2015年向伊斯蘭國宣布效忠,自認為「東亞使者」,並積極拓展極端伊斯蘭勢力;外界解讀這次的衝突,是伊斯蘭國在菲律賓建設「東亞維拉亞特」(East Asia wilayah)的第一步。「東亞維拉亞特」源自阿拉伯的行政單位概念,伊斯蘭國多次在官方刊物中將之定義為包含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南泰、緬甸和日本的泛東亞政治領域。 雖然哈比倫自舉黑旗統領極端份子,但近年的伊斯蘭國官方刊物《Dabiq》對他的形容,卻只是一位酋長或土地領袖(Emir),而不是地方官(Wali,wilayah的管理人),可見伊斯蘭國並沒有如實賦權予哈比倫,而兩者聯繫亦沒有預期中緊密。另外,原本的阿布沙耶夫並未背負伊斯蘭國強烈的復國史觀和意識形態,反而只是一個針對平民攻擊和時常綁架的無差別暴力組織。但2007年在原首領簡加拉尼(Khadaffy Abubakar Janjalani)死後,出現權力真空,渴望使用極端手段吸引年輕一派支持的哈比倫,故此自立成東亞酋長,藉此吸引成員目光,並提升個人威望。 同時,由於伊斯蘭恐怖組織極度碎片化,同類組織常因此需要用更極端的口號來互相競爭以吸納成員。例如七十年代,發展緩慢和長期受到中央擠壓的民答那峨島,就是摩洛人伊斯蘭分離份子的巢穴,其中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MNLF)是為最著名的反政府組織。MNLF在八、九十年代和菲方達成停火協議,並提交十三省自治區的計劃,雖然最後因總統馬可仕違約,讓雙方回復到交惡狀態,但與此同時,一批好戰的成員決定另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MILF),繼續反抗政府。 新成立的MILF與政府的戰火,要一直到2014年達成和約,才得以暫時休止。當時MILF按政府要求驅逐數位極端好戰成員,卻又意外地促成另外一個極端伊斯蘭組織邦薩摩洛伊斯蘭自由戰士(Bangsamoro Islamic Freedom Fighters,BIFF)的崛起。六月底發生在南部皮格卡瓦楊鎮(Pigcawayan)的學生人質事件,就是由BIFF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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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01特約】「菲律賓特朗普」的毒品聖戰 貧民不明不白魂斷風暴中
自今年5月10日,有「菲律賓特朗普」之稱的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當選菲律賓總統後向全國大力推行強橫粗暴的掃毒手法,延續他作為達沃市市長期間推行的緝毒模式。同時宿霧(Cebu)市長歐斯曼納(Tomas Osmena)推行獎金鼓勵警察當場殺害嫌疑犯,把情況推演得一發不可收拾。在歐美國家20世紀初,以壓抑毒品供應為綱領的緝毒範式大行其道,現在又彷彿在東南亞重燃苗頭。杜特地洋洋灑灑地跨下海口,搬出三至六個月內消滅毒品問題的不可能任務。披上「毒品之戰」的政治光環,杜特地一步步將國家推向一場更大規模的暴力螺旋中。 據菲律賓媒體ABC-CBN news 報導,直到8月10日為止菲律賓已經有943人死於警察、民間治安隊和市民自發的緝毒行動中。馬尼拉大都會區(Metro Manila)傷亡最為慘重:一共有274人傷亡,在全國的緝毒傷亡數字中佔三成左右[1]。過程中涉及大量法外處決,不少嫌疑犯未有正常法律審理的保護時已經被殺。死傷者中不乏無辜平民和基層人士,在空白無力的靈魂之歌中,我們必須叩問何以菲律賓會淪落成東方毒品天堂,依伏於甚麼的時間維度和地緣因素,造就到菲律賓在二零一二年成為全球使用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當地人稱為Shabu)最多的地方。當我們明白到整個毒品供應鏈和國家機器的愛恨纏綿後,就會發現杜特地的戰爭根本是放錯標靶,或是純粹一場政治籌碼的沙盤。 毒品徵結的界限 二零一五年,一名叫Horacio Hernandez Herrera的墨西哥人在馬尼拉涉嫌因販毒而被捕,同時他被指控是臭名遠播的墨西哥錫納羅亞販毒集團(Cártel de Sinaloa)的第三把交椅,更使這單案件變得非比尋常[2]。同年十一月,九名中國毒品卡特爾成員落網,當局更指中國人的販毒網絡已經滲透整個社區,用一系列的正當生意去粉飾不發勾當[3]。官方數據指在墨西哥和中國毒品組織的影響下,首都位處的馬尼拉大都會區成為全國最嚴重的區分,一共有92%的描籠涯(baranggay,菲律賓最小型的行政單位,大抵是一個小村落或社區)受到毒品的污染,形成國家治安的嚴重漏洞[4]。究竟一個墨西哥人、數個中國人和上千個社區的命運,為什麼會被毒品緊緊扣連在一起? 麻黃鹼和安非他命是菲律賓最常見的毒品,而安非他命更是當地人製作Shabu的主要來源。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最近一份報告[5],整個運輸過程主要由美洲的毒品組織和中國人中介主理,當安非他命由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危地馬拉等美洲國家製成後出港,之後經毒品組織西非中東輾轉運到東南亞國家,再經菲律賓海關直接進入或投入菲律賓附近海岸等待中介人組織接手。只要中介人成功接受貨品,就會分拆給菲律賓底層用家或買手進行二度散發。整個過程涉及大量層級互動,一點一滴的把遠在西方的毒品運到東方吞雲吐霧的巷弄中。由於菲律賓位處東南亞核心位置,可視之為中轉港以連接毒品金三角(緬甸、柬埔寨、泰國交界地區)、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等不同亞洲市場,故此毒梟多取菲律賓為他們在東亞的運輸據點。另外菲律賓島嶼眾多和海岸線繁雜,海洋巡防和緝毒治安根本充滿盲點,毒販可輕易和當地人上岸落貨。久而久之,菲律賓既成了毒品運輸場,亦化身為新生代使用者市場之一。 地理的便捷邊界誘使菲律賓人墮入毒品網絡中,但若果他們沒有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的時空浪潮,他們未必會成為深受毒品夢囈纏害的一群。一九九八年,時任總統約瑟夫·埃斯特拉達(Joseph Ejercito Estrada)在國家經歷瘋狂貨幣追擊後,將復甦經濟為首要任務。他推行名為「Medium Term Philippine Development Plan (MTPDP)」的拯救經濟計劃,通過市場自由化、去制度化和減低融資條件以吸引外資流入,成功國家失業率從把1998年的10.1%下降到2004年的6.7-8%[6]。好景不會每日常在,菲律賓跨國犯罪問題中心(Philippine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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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 年:暹羅的殖民免疫神話
時至今日泰國人仍會驕傲地說,他們是唯一一個從來沒有被殖民過的東南亞國家。 傳統歷史書形容十九世紀是一個弱肉強食、歐美列強蹂躪亞洲的可怕世界。然而,當時暹羅帝國(即是現在泰國)卻在西方入侵東南亞殖民時獨善其身,成為歷史鮮見的殖民免疫國家。箇中玄機可謂各有各說,有人歸咎為運氣使然、有人強調暹羅自身的民主改革;亦有人宏觀地放諸英法兩國的侵略史,認為保存暹羅是英法入侵者的共識。無論如何,任何一個理論都無法整全勾勒出歷史原貌。本文認為暹羅憑著自身的強權統治,加上和英國的密切外交關係,才促使暹羅免疫了亞洲殖民的夢魘。   地緣角力:英法殖民計算 若要解釋暹羅的殖民免疫神話,最基本的套路是審視其地緣政治角力。歷史作者 Chris Baker (1948-)和 Pasuk Phongpaichit(1946-)把暹羅戰後的身份視作英法地緣政治的考慮,英法兩國認為暹羅的中立性和國體有別於其他國家,維持現狀有助她們繼續謀利,此為「地緣說」。於是我們要了解暹羅何以能夠明哲保身,必先要進入暹羅自身和她的地緣狀況。暹羅最鼎盛的時期,其國土東接越南、北連中國雲南、南達馬來西亞、西進緬甸,是一個富饒而廣闊的東南亞理想鄉。而泰皇拉瑪四世(在位時間:1851-1868)和拉瑪五世(在位時間:1868-1910)透過引入西方思想,帶動佛教和西方理性哲學的結合,從而廢除大量封建時代的制度儀禮,實現國家現代化。 同時,暹羅享盡地理優勢並積極和國際發展航業,例如和旁邊的英屬殖民地和法屬殖民地進行原材料交易,其商貿直達新加坡、檳城和香港等自由港。雖然暹羅看似一帆風順,誰不知身旁來了兩位當時最強的殖民者,直接威脅她的安全:英國和法國。自19世紀中起英國建立了英屬印度帝國,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緬甸相繼被納入版圖之內;同時期法國遠征軍攻占西貢、安南和東京(也稱北圻,指越南北部大部分地區),整個交趾支那(Cochinchine)成為法屬印度支那,故此暹羅就處於兩個侵略者的夾縫中。 兩者在1850年代後用不同姿態接觸暹羅,而因三方的權利鬥爭鋪陳了潛在的暹羅政治危機。兩國試圖在暹羅獲取最大利益,而過程中涉及對暹羅本身的制度干預和國土侵犯。暹羅史上最凶險的衝突莫過於法暹戰爭:在1893年7月的戰爭中,三艘法國戰船經昭披耶河直上北欖(Paknam),與正駐守的暹軍發生衝突。最後法軍勝利並成功封鎖曼谷,逼使拉瑪五世簽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和割讓寮國予法屬印度支那。 不過,1893年法暹戰爭也決定了暹羅主權的國際地位:法國在英國介入下和暹羅簽訂條約,承認暹羅在東南亞的地緣位置和中立性質。後來暹羅向英法兩國割地賠款,保全國體不被法國進一步吞食,在英屬印度和法屬印度支那兩地中間成為了緩衝區。由於英法已經在暹羅鞏固了身份,並獲取足夠的政治和商業利益。後來在1907年和1909年再割讓土地予英法之後,暹羅再沒有被歐洲列強殖民者要求更多的割地賠款,而泰王拉瑪五世也穩定了暹羅並開創改革的黃金時代。 這就是地緣說的基本進程,但無可否認是地緣說過度簡化當中細節,任意歸納暹羅成英法兩國對於地緣政治的共識,反而忽略了其中三國互相外交的細節和回應。 以後大部份學者都認同暹羅的獨特地理環境,把他們各自的論述建基於地緣說上。例如學者Donald Nuechterlein(1925-)認為暹羅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交運氣,比如暹羅在法暹戰爭初期誤以為英國政府會強行介入(英國非常依賴暹羅去穩定東南亞的貿易網絡,使兩國在經濟方面關係密切),於是沒有接受法國的談判要求。但英國遲遲未有介入,至曼谷被包圍之勢才阻止法國表示不容許其利益受損。 Nuechterlein 覺得暹羅成為緩衝區乃是英法碰巧的共同想法(也就是所謂「運氣說」),這外交結果與暹羅自身無關;Daniel George Edward Hall(1891-1979)認為近代暹羅得以保存,是由於拉瑪五世忍辱割讓邊緣屬地去滿足英法殖民者的胃口;M.L. Manich Jumsai (19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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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考察新加坡的房屋與福利政策
新加坡人能夠擁有「面積大、樓價平」的組屋、現在置業率仍達八成的「新加坡人人有屋住」美麗圖像,令置身蝸居、買樓艱難的香港人非常羨慕甚至妒忌。新加坡逐漸成為很多港人眼中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快樂國度。可是,這種美好想像與新加坡現況有著明顯落差。選民不滿樓價過高,是執政黨於2011年國會大選支持度破歷史新低、在2013年年初榜鵝東補選爆冷大敗主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