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國際秩序尚在形成當中，歐盟以及中國各自有鞏固勢力的障礙的前提下，不難相信，在法國自己的產業亦正被中國所威脅下的馬克龍代表歐盟以及法國對於中國所釋放的善意，僅僅是北京和巴黎當局初步試探彼此的浪花。
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到訪中國，正值歐盟和中國貿易逆差前所未見地大，法國企業渴求國外訂單之際；關於貿易方面的考量固然重要，但是結合雙方的外交歷史以及歐盟自馬克龍上臺之後局勢的回穩，這一次的會面對於中歐關係在政治上有另一層深意。
傳統上，中法兩國自戴高樂掌權時期（1959-1969）便已經相當友好，法國作爲第一個承認北京政府而非蔣氏政權的西歐民主國家，當時的法國爲了扶植美蘇以外的“第三極”，對於中國無論是貿易還是外交上均大開便利之門。此一立場，在美國正被川普的拖累而漸趨内向，傳統上親美的英國脫歐，另一歐盟核心國德國的政府又在大選後難產的當下，更加顯得重要。
當然，今日的中國國勢和戴高樂以及毛澤東的年代不可同日而語— 正如中國和歐盟之間的隔閡：從傾銷和限制歐盟成員國投資中國企業，到中國在歐盟邊緣成員國越發有“政府俘獲”嫌疑的直接投資，都是今日的法國必須領導歐盟去應對的難題。在新的國際秩序尚在形成當中，歐盟以及中國各自有鞏固勢力的障礙的前提下，不難相信，在法國自己的產業亦正被中國所威脅下的馬克龍代表歐盟以及法國對於中國所釋放的善意，僅僅是北京和巴黎當局初步試探彼此的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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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外交：多極至上傳統的延續？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歡迎馬克龍到訪的時候特別提及到戴高樂和毛澤東在1964年建交歷史性地“改寫了當時世界格局”，以及奠定了今日“新時代中法關係”美好將來，絕非偶然。
和共產中國建交這個在冷戰高峰的六十年代極爲破格的外交舉動，戴高樂將軍的考量有二；第一，法國在平息阿爾及利亞獨立事件之後，和中共在北非地區再無衝突（中方當時支持反抗法國利益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戴高樂認為法國，以至歐洲要不被美國或者蘇聯兩極主宰，必須要在外交上走出自己的路，而中國大陸的體積以及人口注定了和中共政權而非台北政府建交，也是西方國家必然的趨勢。
雖然中法之間的交流幾乎完全被文革（66-76）十年所中斷，亦無礙戴高樂的繼任人蓬皮杜（69-74）繼續對中國友好，以作權衡美蘇霸權的砝碼。1975年歐盟前身歐洲經濟共同體和中國的相互承認，法國在其中的角色舉足輕重。今日，在美國深陷川普所導致的混亂，外交政策方向模糊的當下，中法重返尋求多極的全球局勢傳統，理論上對於歐盟在後盎格魯薩克森時代鞏固聯盟有幫助。
衹是，這種理想的狀態建立於中法兩國從各自地區引申到全球的影響力平起平坐之上；作爲崛起中的超級大國，中國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上固然有相當的底氣稱雄亞洲，但是反觀法國，雖然在馬克龍上臺之後政經局勢稍有回穩，能否在德國夥伴暫時停步的情況下領導歐盟，依然是未知之數。
不要忘記，歐盟不久前方向波蘭正式啓動歐盟里斯本條約第七條，亦即懲治違反歐盟自由民主精神成員國的所謂“法律核選項”，在歐盟内部團結都有隱憂的狀況下，剛接手法國的馬克龍能否充當當年戴高樂政府的角色，領頭和北京打交道，不止是處理中國貿易上對歐盟的傾銷問題，甚至是給予北京夢想多年的世貿市場經濟地位（Market Economy Status，MES）或者取消89年後對於中國武器禁運令等更爲進取的政治議題，都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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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法國之間存在結構性和原則性衝突
雖然，中法兩國的經貿關係穩定的成長，法國常年和德國，英國及意大利是中國在歐洲前四的貿易夥伴，中國亦是法國在亞洲的首要市場，但是這並不代表中法，以至中歐經貿關係一馬平川—其實在處理好一些原則上的衝突之前，雙方實際上真正結盟合作的空間不多。
首先，中國向歐盟傾銷的問題由來已久，不止是鋼胚以及鋼筋等的低端工業產品，中國製造的紡織品產品對於紡織業蓬勃的法國亦有頗大的影響。比如說2005年，中國紡織品向歐盟出口突然大幅增長，某些布料甚至在數月内增加超過500%；2006年，法國總貿易逆差356億歐羅有一半就是屬於中國。當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北京當局接受了世貿自由貿易原則的同時，也接受了中國將有十五年時間改革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如今，該時限早已過去，但是中國市場依然存在偏袒國營企業，以及用行政手段去干預市場運轉，甚至以人工提高商品價格坑殺投資者等等的現象存在，無怪乎歐盟和美國均不認爲中國在短期之内有成爲市場經濟的希望或者意欲。
這在一定程度上亦説明了中方官方支持貿易自由主義立場外袍下，對於歐盟所著重的，以國際或者本地規管保障公平競爭原則的輕視。這一種對於國際秩序虛而委蛇的態度，貫徹了中國和歐盟原則上的分歧，而馬克龍今次訪談反復提及到“互惠”理念，正是提醒中方這一點。
在中方近年大舉在歐盟東和南端大舉購入戰略性企業，港口和物流中轉站等的同時，歐盟企業在中國投資卻越發困難：雖然根據2017年中國歐盟商會年度信心調查報告指出，56%歐洲企業願意加碼投資到中國，但事實卻是由於對北京政府允許的國内市場準入感到憂慮，過去七年之間歐盟成員國在中國的投資減少了25%之多。在北京當局改變這種國際合作的態度之前，中歐的合作注定是議題性的：比如說在互動性較少的環境問題上。
這一次的訪華行程，對於首次以總統身份到訪馬克龍來説是一次不錯的表演：恭維到中方，也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捍衛歐盟利益的立場—不過馬克龍以至法國有否能力在安撫中國之餘，領導歐盟從中歐互動中實質得益，就不一定了。
（原文刊於UDN轉角國際，作者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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