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國內政治勢力單位之間流動多變，十分立體，沒有絕對的「民族鬥民族」、「部落鬥部落」這類定律。若過份強調民族主義或部落主義來看阿富汗政治，都是站不住腳的。
美國撤出阿富汗後，塔利班席捲全國，推翻加尼（Ashraf Ghani）政府。有論者認為，過往數十年，阿富汗四分五裂的根源，除了是受極端宗教意識形態影響之外，民族主義或部落主義都是舉足輕重的原因。
的確，阿富汗擁有多元的民族結構 —— 第一大族普什圖族（Pashtun）佔 4 成，塔吉克族（Tajiks）佔 2 成 5 左右，其他民族如哈札拉（Hazaras）、烏茲別克族（Uzbeks）也不算少，各佔 1 成；更複雜的，還有在普什圖族吉爾吉（Ghilji）、加爾加什蒂（Gharghashti）、杜蘭尼（Durrani）、卡爾蘭里（Karlanri）等部落邦聯之下，又有如天上星星般繁多的部落。但是，國內多元民族或部落的結構，一定是政治分裂的主因嗎？
根據海德堡大學南亞研究中心人類學學者 Bernt Glatzer 的理論，民族主義和部落主義往往看似是造成阿富汗動亂的罪魁禍首。然而，每個阿富汗人都有一個民族，而每個普什圖族人都屬一個部落。因此，阿富汗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好容易被理解為民族或部落衝突，所以不能完全證明這是導致政治分裂和暴力衝突的原因。
無可否認，阿富汗政治單位（或政黨）確實具有可識別的民族印記。但是，這主要與其領導人的當地背景有關係，而非與他們的民族背景有關。若某地方存在一個民族群體或一個部落的人口多數，那麼當地政治領導人（或軍閥）最親密的伙伴，很可能屬於同一群體。而且，他們通常會從家鄉徵兵，並使用當地語言進行內部交流。
先來看看一個案例—— 著名軍閥杜斯塔姆將軍（Abdul Rashid Dostum）。雖然他是烏茲別克裔，在烏裔佔多數的北方朱茲詹省（Jowzjan Province）出生。然而，他的根據地是北方巴爾赫省（Balkh Province）及其省會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該地較多塔吉克人及流行達利波斯語。此外，杜斯塔姆在吸納成員上並無太大民族考慮。直到 2003 年，其政黨 「伊斯蘭民族運動黨」（Junbesh）在巴格蘭省（Baghlan province）試圖招募塔吉克裔指揮官，並和同樣是烏裔的政府指揮官哈比比（Hashim Habibi）分庭抗禮。
也有相同的事情發生在塔吉克族政治勢力身上。阿富汗西南的普什圖努爾扎伊部落 （Nurzai）有說波斯語人口，他們在 90 年代軍閥內戰時期，投向由塔吉克裔時任總統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領導的「伊斯蘭促進會」（Jamiyat-i Islami）。
還有一個更明顯的例子，證明民族因素不一定是大規模衝突的起因。1992 年，由軍閥拉巴尼成立的「阿富汗伊斯蘭國」搖搖欲墜，由於新政府各派勢力分權不成，短短一年後便爆發名為「阿夫沙爾軍事行動」（Afshar Operation）的軍閥大混戰。彼此敵對陣營十分有趣：親拉巴尼的塔吉克裔馬蘇德將軍（Ahmad Shah Massoud）聯同普什圖族的抗蘇聯聖戰士薩耶夫將軍（Abdul Rasul Sayyaf），對抗同是普什圖族的抗蘇聯聖戰士的「喀布爾屠夫」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和哈扎拉族領袖馬扎里（Abdul Ali Mazari）的陣營。對此其一解釋，就是這場戰爭牽涉到沙地阿拉伯（支持伊斯蘭教遜尼派薩耶夫將軍）與伊朗（支持伊斯蘭教什葉派馬扎里）之間的代理人戰爭。
所以，民族主義並非一定是阿富汗政治勢力的對立因素，以及作為號召的理由。
亦有論者認為，普什圖民族各部落（Tribe）身份認同之因素，界定了民族內部的政治版圖。可惜現實是，就算是來自相若部落背景的群體，都未必互相擁有政治忠誠，更非一定進行相同的政治行為，部落背景只是其中一個影響群體決策的因素。如剛才說到的「阿夫沙爾軍事行動」中，互相敵對的薩耶夫將軍和希克馬蒂亞爾，同屬普什圖族吉爾吉哈羅蒂部落（Kharruti）。
日本著名哲學學者柄谷行人在其著《帝國的結構》中，對部落有精闢的見解 —— 部落（或氏族）社會的統合，並不是因為血緣的力量，而是來自互酬與贈與的力量。簡單來說，就是領導人只能透過提供利益和適當資源分配，才能集結支持。普什圖族的部落制度雖平等且可靠，但部落領導人則非完全穩定，因為他們要提供足夠的誘因才能維繫跟隨者，所以部落內的政治忠誠十分流動易變。
Bernt Glatzer 提到，歷史上 18 世紀的杜蘭尼王朝（Durrani Dynasty）如上述情況一樣。開國埃米爾艾哈邁德沙 · 杜蘭尼（Ahmad Shah Durrani）立國後，與地方部落基礎疏遠，唯有向不同部落領袖購買政治忠誠。雖然這樣有助治理國家，但卻同時出現了一批新中央政府的精英，令他們脫離本來的地方部落或跟隨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不斷擴大差距，使社會和文化凝聚力紐帶破裂。
另外，其實近十數年，阿富汗普什圖部落體制受到一定的挑戰。第一，就是連綿不斷的戰爭破壞了部落連繫。第二，阿富汗經濟發展及城市化，令當地部落精英末落，城市精英興起，大大削弱部落身份認同及體制，例如長期在海外及首都的前總統加尼（Ashraf Ghani）雖屬吉爾吉艾哈邁德扎伊（Ahmadzai）部落，但部落認同未必深厚。90 年代內戰重災區、如今正經在經濟發展的阿富汗東部（特別是首都喀布爾）就是最受影響的地方之一。
這並非說部落不真實，或與阿富汗人無關。相反，部落作為身份和團結紐帶的基礎非常真實，但只屬形成政治版塊的一塊拼圖而已。
由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組成的美國陸軍「人文地形系統」（HTS）項目，有對阿富汗群眾政治進行深入研究。研究認為，「族群」（qawm）才是較合適的政治勢力單位，而非單純的民族（Nation）或部落（Tribe），不單通用於普什圖民族的部落社會系統，亦可用於非部落組成的其他民族身上。
「族群」指在某共同身份認同的基礎上，凝聚及團結行動的群體。身份認同可以是建基於共同政治目標、意識形態、宗教、語言、民族、部落，地理、個人經歷及人際網絡之上。比如說，有可能某塔吉克族「族群」認為自己歸屬潘傑希爾山谷（Panjshir Valley）居民，其次才是塔吉克民族身份。這可解釋，為何會有地方軍閥出現，例如「潘傑希爾之獅」馬蘇德及「赫拉特雄獅」伊斯梅爾汗（Ismail Khan）。
放在普什圖族佔多數的塔利班亦然，塔利班成員的身份認同建基於不同因素，亦有先後次序之分。有些人可能先基於政治目標，個人經歷及人際網絡、部落身份，先後次序不一而足，而且是經常改變。
在筆者《塔利班公佈「新政府內閣名單」：20 年後奪回政權 ，神學士如何「再進化」？》一文中，就分析了組織在過去20年的政治勢力構成變化 —— 1996 至 2001 年的塔利班政府 ，除了擁有共同宗教意識形態（迪奧班迪派，Deobandi）及普什圖族為大前提之外，地理（南部省份坎大哈省出生）、部落（吉爾吉部落）、個人經歷及人際網絡（畢業於「聖戰大學」 Darul Uloom Haqqania 經學院）也是促成內部勢力版圖的重要因素。但在 20 年後 ，塔利班內閣背景愈來愈多元化，例如，重要權力不再只集中在某地區或部落的人身上，個人經歷及人際網絡變成各派勢力相對立的主因，特別是較溫和的「海外派」及較保守的「本土派」之間的對立。畢竟，組織已有超過 20 多年的發展，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歷史時刻，造就了不同人士的身份認同。
阿富汗國內政治勢力單位之間流動多變，十分立體，沒有絕對的「民族鬥民族」、「部落鬥部落」這類定律。若過份強調民族主義或部落主義來看阿富汗政治，都是站不住腳的。
（作者 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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