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最根本的問題便在於“全民”、不加以限制。但若加以限制，卻和現今綜合援助的福利制度無異，又何需更改。即使政策背後的理念崇高，但實行的流弊和受其他措施所取替，便自然令全民基本收入淪為紙上空談。
全民基本收入源自於對社會公平的追求，支持者認為基本收入將有助於追求平等、提升生活質素。的確，此政策背後的理念崇高，但在實際操作下，問題卻比比皆是。首先，其不但造成通貨膨脹，亦增加市民對企業的依賴，結果反而令企業因而坐大、物價亦有提升之虞。届時，市民的基本收入追不上物價，反而成為政策下的受害者。而政府被迫相應提高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額，轉而令公共開支增加，陷入加稅或者減福利的兩難。
早前，芬蘭政府已經拒絕擴大實施為期兩年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實驗，並宣報對參與實驗的付款將在明年1月結束。雖然報告在實驗完結後才會發佈，但芬蘭政府對全民基本收入的態度、實驗的嘎然而止正顯示當中暗藏的弊端。
談及全民基本收入，現今大致上有兩種論述: 作為福利制度的補助或完全取代現行的福利。
前者認為提供基本收入才能彰顯人權、平等的理念，無論貧富均受惠，並達滅貧、應對科技取代人力的生活保障。而且，在資本市場下，只有提供基本收入才令人在後基本溫飽，有自由選擇工作的機會。後者則認為以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現行的福利制度，將有助減低政府在處理福利開支時的流弊，並為私營企業開拓更大市場。當市民不受福利制度的制肘、不會因工作而失去福利，便會再次投身工作，提升國家就業率。政府不再提供服務改為派錢，由市場交易取代現今政府的角色滿足群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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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的取態各有支持者，卻都忽視了各自實行的困難。 首先，若單純把全民基本收入視為補助，將會增加政府額外恆常開支，令公共財政承擔莫大壓力，亦難以持續推行。以芬蘭為例。假設芬蘭政府和實驗一樣，每月向國民派發560歐元，根據2017年551萬人口推算,芬蘭每月便需額外花費約30億、每年便高達360億歐元。芬蘭政府在2017年才剛達至收支平衡，倘若實行全民基本收入，勢必會對此高福利國家帶來壓力。而每月的基本收入更不需繳税，將進一步增加政府的財政赤字。與此同時，芬蘭政府在醫療和社會補助的開支早高佔全年總支出的一半以上 ，假若再增設UBI，將令芬蘭的福利負擔更重，又或需要削減其他方面的開支。倘若再為此而新增税收，亦不合常理。政府在提供社會福利的同時，再承擔一筆龐大的恆常開支，只會拖跨公共財政，長期不利於國家經濟的根基。
而且，政府本來已經可以透過福利政策重新分配資源，以舒緩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全民基本收入不分貧富均受惠的做法，卻使資源用在一些本不用資助的階層，令緊絀的資源更被浪費。反而，當大量金錢透過全民基本收入流入市場，自然會推高物價、更容易造成通貨膨脹，令社會反受其害。介時，當全民基本收入無法再支持市民在高物價下的基本溫飽，政府便只能再次加大全民基本收入的金額。最後形成惡性循環、得不償失。
即使直接以全民基本收入取替福利系統，亦不見得有任何好處。支持者認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實際上可以比現有的福利系統更省錢，主要是因為給所有人提供統一的經費，可以節省當中實施和監控的時間和成本。政府一向以低於市價的價格提供服務，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等，交由市場機制去提供將更有效率云云。然而，私營企業以牟利作為目標，不會以低於市價提供服務。市民雖然有基本收入的幫助，但原本的公營服務，現在卻遠遠超出他們所能負擔。因此，政府對福利體系撤手不管，一昧把公營服務外判予私營企業，只會為私營企業擴大市場，得益的從來並非大眾 。公立醫院和私立醫院之間的價格差距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芬蘭的醫療服務大部份由公立醫院提供，醫療支出在2016年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9.3%，反之，美國的醫療以私營機構為主，但其醫療支出則高達同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2%，將近芬蘭的兩倍。在如此龐大的開支下，依然有不少的美國人得不到合適的治療，覆蓋率很低。根據美國私人基金會「Commonwealth Fund」調查發現，去年約有8000萬人，由於費用太高的原因沒有去看醫生或跳過了必要的醫療護理。正可反映私立醫院只會推高價格，而不是令更多人受惠。相較之下，芬蘭的所有居民均可以合理價格享受公共醫療服務。若為了全民基本收入而破壞現有的福利體系，市民將無力負擔高昂支出，生活質素隨之下降。市場機制看似可節省福利開支，但實際上不能取代政府的角色，只會市民受制於市場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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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政府推動基本收入實驗的目標較接近後者主張，對象為失業者，探討基本收入能否激勵失業者重新工作、而非純粹依賴社會福利。然而，當只考慮能否鼓勵就業，全民基本收入就會很容易被其他更有效、更低成本的措施取代。例如，芬蘭政府正準備參照英國、簡化芬蘭的福利制度；又或如在去年通過一個明顯與全民基本收入理念相違背的措施：要求失業者在三個月內至少有18小時接受培訓或打工，才可享有部分福利。當其他措施能更有效改善就業問題時，又何需推行全民基本收入？
全民基本收入最根本的問題便在於“全民”、不加以限制。但若加以限制，卻和現今綜合援助的福利制度無異，又何需更改。即使政策背後的理念崇高，但實行的流弊和受其他措施所取替，便自然令全民基本收入淪為紙上空談。
(原文刊於Yahoo奇摩，作者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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