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正是這份信心，為五年前的《巴黎協定》精神增添著生命力；「從巴黎到2030年」國際峰會雖然落幕，人類在氣候行動上再出發，卻不過是剛剛開展。
今年2021年，是象徵應對氣候變化里程碑的《巴黎協定》蓋章五週年，然而，迄今大部份締約國在實現2030年減排温室氣體目標方面，仍遠遠落後當初承諾。有見全球近年在潔淨可再生能源經濟上有顯著發展、惟獨領導力卻往往不足，國際頂尖評論網站 Project Syndicate聯同歐洲投資銀行以及政治組織The Elders「元老會」，夥拍「歐洲氣候基金會」、「開放社會基金會」和Econ Films，於2020年12月9日舉辦了名為「從巴黎到2030年」的實時虛擬峰會，檢視過去五年《巴黎協定》的落實情況，集中探討氣候領導問題，特別展望歐盟、美國和中國三大支柱在「世紀疫症」後十年的減排前景。
疫情關係，是次峰會全程用網上形式進行，除了以身作則實踐「零碳排」外，更重要的是完全向公眾開放，讓世界各地的民眾也能參與其中，共同承擔綠色責任。峰會共有兩個專家小組討論主題，分別是較原則性的「未來十年氣候領導，誰之重責？」和行動主導的「2030年的壓根逼切性」，並各設傳媒提問環節，獲全球愈100家媒體代表採訪，反映氣候問題已成國際焦點。
峰會先以「五年前的《巴黎協議》」記錄短片揭開序幕。影片簡白交代了該協定獲194個國家背書走來不易的進程、以及限制全球升温在1.5至2度內的目標，配以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前常務秘書Christiana Figueres的解說，強調氣候變遷關切全人類福祉，我們不單要在應對措施上達成共識，更講求行動一致，務必「讓每個人都納入命題當中」。兩位專家異口同聲地警告，人類已經來到了一個關鍵時刻 —— 包括今年勢成史上最高温一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意孤行退出了《巴黎協定》、各國普遍跟達標猶有一截距離、世紀疫症蹂躪全球等等；但同時，我們也不必過份悲觀，可以藉著疫情讓各國經濟稍停、地球難得喘息的「契機」，反思人類處境並決心以綠色經濟作為重啟地球的新動力 ——「我們深信，群策群力不是沒可能的，端乎態度使然。」
誰該領導氣候改革？
至於如何加強國際合作應對氣候挑戰、以及當中的權力關係，正是第一節專家小組討論的核心。「未來十年氣候領導，誰之重責？」邀請了愛爾蘭前總統暨「元老會」主席Mary Robinson女士、前美國氣候變化特使Todd Stern先生、以及亞洲發展銀行前首席經濟師Shang-Jin Wei先生，並由BBC政治組主播 Jo Coburn女士主持。Robinson前總統的立場相當鮮明，開宗明義指出欠缺強制執行能力致《巴黎協議》淪為「無牙老虎」，故此她倡議根本性改革，由目前容許各國自訂減排目標、且基本上不設罰則的「國本決定貢獻機制」(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改成法定強制性質，直接由聯合國負責監管和追蹤，統一標準加強嚇阻力。
Robinson還特別呼籲中美兩大國應擔起更主動的領導角色，分別作為發展中和發達國家的減排榜樣。儘管她表明疫情讓2020年全球碳排放大降8% 的現象只屬短暫、無助亦不應理解為有效扭轉全球暖化的軌跡，但她同意人類可以從中學習到三點，一是集體行動是成敗關鍵；二是公共衛生和氣候問題已讓大眾尤覺切身；三是政府應該對科學和專家判斷予以更大信任。Robinson 期望各國政府可以仿傚歐洲投資銀行般設立氣候指南和基金，用作支援綠色科技、農業發展等減碳實務。
前美國氣候變化特使Todd Stern先生亦有類似觀點，他認同國際在落實《巴黎協議》減排目標上尚有很大進步空間，且相信中美兩國的表現將左右大局。Stern指出儘管對比協定生效前的全球3.6度升温趨勢，《巴黎協議》落實後升温幅度目前已收窄至2.7度，可惜依然距離1.5度目標相去甚遠，畢竟「協議只是設立了減排框架，真正決定成效的始終是政治意願」。Stern對美國減排措施的前景充滿信心，他指出就算總統特朗普退出了《巴黎協定》，不少州政府、市政府和商界均維持著綠色政策，例如參與國際氣候聯盟Under2 Coalition等。更甚，總統當選人拜登答應了重返協議，且追求2050年零温室氣體排放的目標，「因為他明白必須以綠色政策重啟疫後經濟」。相反，Stern質疑中國縰使承諾了2060年前達至「碳中和」，卻對未來十年欠奉清晰的路線圖和執行細節，沒有為其作為全球最高碳排放經濟體的問題負上全責。因此，他建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日後批出貸款前應把各地環境狀況和政策納入更重要考量。
然而，同場的亞洲發展銀行前首席經濟師Shang-Jin Wei先生則對Stern的看法不予苟同，直言不應把氣候議題視為「零和遊戲」的地緣博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義務保護環境，硬稱責任孰輕孰重並不公允。他反駁Stern有關中國是全球碳排放量最高國家之說，強調要準確測量温室氣體排放額，不能單看製造一方，還要計算人均數值及消費一方。因此，倘把消費方涵蓋在內，歐美地區的人均碳排放實質超出中國，各自也有同等責任。不過，他亦承認中國尚有改進空間，例如不少國內低下階層還未懂得分辨空氣污染和温室氣體的關係，所以建議加強環保教育。
此外，Wei認同Robinson女士對疫症無助逆轉氣候變遷的觀點，指出石油危機和2008年金融風暴的經驗反映，經濟復甦時碳排放量將呈急促反彈，所以各國政府應積極未雨綢繆，制定綠色工業規劃並加強注資氣候基金，讓環境友好經濟成為「後疫情時代」的推動力。當被記者問及在中美關係緊張之際，兩大國還有否可能合力應對氣候危機時，Wei先生回應即使兩國矛盾存在，但在關乎全人類福址的命題上總會找到共同利益，況且國家級以外，省份、城市層面之間也可彼此合作，這類空間還有不少。
基於氣候變遷影響全人類利益，也難言哪個國家必然有更大責任，共同努力就必不可少。但客觀的事實是在《巴黎協議》落實首五年，國際智庫氣候行動追踪組織 (Climate Action Tracker) 去年年底的數據顯示，全球僅得摩納哥和甘比亞的綠色政策有效把溫度升幅限制在1.5度內，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減排措施均被評為「不足」或「極度不足」。所以，若要追趕進度、防範本世紀全球暖化的危機加劇，大多數國家現在都必須將其承諾增加一至三倍，並且迅速行動。中國承諾的2060年減排目標、歐盟和美國預算的2050年氣候計劃固然重要，但是次峰會特意推前時間表至探討未來十年，旨在強調立刻起行，引出第二節主題 ——「2030年的壓根逼切性」。
2030“大限”意味著什麽？
第二節專家小組討論環節中，嘉賓包括挪威前總理暨「長老會」成員Gro Harlem Brundtland女士、歐洲投資銀行首席氣候變化專家Nancy Saich女士、和 Inclusive Growth中心主席暨創辦人Shamina Singh，同樣由BBC主播Jo Coburn女士主持。會議由Brundtland前總理首先發言，她明言對絶大多數國家、包括挪威未能履行自訂的減排承諾感到失望，認為很多新一屆政府都因各種短視的理由對協議目標不再重視，這種欠缺長期規劃和周全準備的態度某程度反映了在處理肺炎疫情之中，本來可以透過國際合作化解的問題最終淪為互相猜忌，恐怕只會形成惡性循環，長遠窒礙全球在環境議題上的協作。企業創辦人Singh女士亦擔心國際間的互不信任情緒會加劇，正如疫症初期生產鏈分佈讓各國在搜羅口罩上出現爭拗、疫苗供應和分配問題也成為了現時國際間的分歧，顯示「政府在人本和自然這兩方面的思考都應加強」。
氣候專家Saich女士亦表贊同，認為疫情正好是讓人類再思全球合作的關鍵時刻。產業鏈除了受今次疫症干擾外，她補充若然氣候暖化問題惡化，日後商業受到極端天氣影響的風險只會更高，也可能衍生更頻繁流行疾病。因此，歸根究底還是要正視氣候題目，不要誤以為疫情令全球碳排放減少是好事，因為這只屬短暫且效果極之輕微、無助逆轉氣候大勢。不過，疫症也不無契機，它測試了世界經濟的韌度，拓展了「人們對生活模式的更多新嘗試」，假如我們把握得好，疫情其實開啟了人類以綠色政策重置地球的空間，包括在舊時「製造就業機會」方針上加添一重思考，力求「製造綠色就業機會」。舉例說，57% 歐洲被訪者認為疫後經濟應以綠色方式重啟，正是可喜的訊號。
當被傳媒問及歐盟能否制訂更嚴格、直接的氣候法律框架時，具資深治國經驗、曾任三屆挪威總理的Brundtland女士表示歐洲訂立了2050年實現温室氣體中和的目標是正確方向、上月通過的「氣候銀行指南2021-2025」—— 包括在2030年前投放一萬億歐元在氣候和可持續發展行動方面、2025年時超過一半財政投入綠色投資上，等等 —— 更是教人欣躍的消息。不過，Brundtland認同記者所言，進程還是太緩慢。她於是提議更多進取措施，包括統一歐盟各國「污染者自費清理」的標準和加強執法、加碼發售綠色債券、政府向化石燃料相關行業大幅增稅、以科技提升農業精準權溉、增加經濟誘因減少碳排放，例如完全豁免電動汽車所有稅項等；Saich女士則認為在國際貿易中開設「碳關稅」也是可行之舉。
除了由政府主導的上而下政策，Singh女士從商業角度出發，表示由下而上、讓消費者充權來保護環境的策略同等重要。她建議製造商可以更積極地標明產品製作過程中的碳排放量，既可提高大眾知情權又能在企業間促成良性競爭，以環保作為品牌青睞。另外，這些標示亦有助消費者追蹤自己的碳足印，數據愈充足人們對實踐環保的意識和誘因愈能提高，長遠或可改善社會整體的消費模式，在供需兩則均為環境出一分力。
有記者提問企業或國際間的碳排額交易是否可行，氣候專家Saich女士說明歐洲投資銀行已正進行有關工作，但前提還需要得到各國政府的支持，才能大規模且有效地建立碳交易市場，達至互惠局面。另有媒體擔心有關交易以及《巴黎協定》若改革成強制執行的話，會對非洲等落後國家的發展構成不利，畢竟為何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任意破壞環境後，現在倒要窮國負上同等（變相更大）責任「賣單」？Saich女士同意協議不能只談硬數字或要求，發達經濟體和國際組織更有義務協助發展中國家制定可持續的發展方案，以人為本務求提升當地人的生活水平，而且資金援助更是不可或缺。
最後，主持人Jo Coburn女士提問三位小組成員會如何總括對2030年前景的看法，Brundtland前總理表示個人持樂觀態度，深信各國已汲取了過往幾年經驗，在未來十年會做更多實事；Nancy氣候專家也樂觀認為隨著綠色政策成為「後疫症時代」重啟經濟的主旋律，這股動力有望得以持續；Singh主席雖然比較審慎，猶豫了一會兒，但還是選擇相信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會為「人類命運共同體」設想，可以群策群力地「把對的事情用行動表達出來」。正正是這份信心，為五年前的《巴黎協定》精神增添著生命力；「從巴黎到2030年」國際峰會雖然落幕，人類在氣候行動上再出發，卻不過是剛剛開展。
（作者：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文俊偉）
如欲瞭解更多峰會資訊，可參閱以下網站：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event/from-paris-to-2030
假如對以上有興趣，你可能會希望知道更多：
「Virtual Island Summit 2020」 新聞發佈會
歐盟能源轉型必須“過三關” 發展平衡，經濟體系改革，公民社會缺一不可
如你對本文章有任何看法或有其他國際政治經濟學題目想與我們團隊探討，歡迎電郵至 editor@theglocalhk.com！
The Glocal 和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學者合作為華文圈讀者帶來深入的國際政經評論。喜歡我們的話請向我們捐款並多多支持！你的支持是我們做得更好的動力: https://liker.land/glocal_hk/ci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