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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轉角國際特約】大西洋同盟的終曲?美國正將德國徹底推向歐洲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史密斯(Julianne Smith)在一篇訪問中提到,前總統奧巴馬就任後,其中最先學到的一堂外交課,就是在危機出現的時候,首三通電話必先打往巴黎、倫敦和柏林——但是,如果特朗普繼續帶領著美國在單邊主義的路上走下去的話,2020年,甚至2024年的美國總統打到巴黎和柏林的電話,未必會有人接聽。

美國從貿易和外交上回歸單邊主義之後,開始站在歐盟利益的對立面。(圖片來源:路透社)

戰後70年來所建立的跨大西洋聯盟,雙邊之間的大小裂痕,在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後,根本性地撕裂了大西洋兩岸——在美國從貿易和外交上回歸單邊主義之後,以德法爲首的歐盟面對的不單是傳統盟友的疏離,亦象徵著美國以「世界警察」身份保護歐洲的終結。

以二戰歷史爲背景,德國(前西德)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從冷戰時代直至千禧年的半個世紀都保持著極爲密切的從屬關係。但是自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伊始,歐盟——尤其是領頭羊德國——已經從多個方面確認到:這個自03年伊拉克戰爭便開始衰落,並和歐洲多邊主義價值開始相左的霸權,不但已經無法作爲歐盟的後盾,甚至要開始站在歐盟利益的對立面了。

如果說2003年斷然拒絕參戰伊拉克象徵著德國在外交政策上脫離美國的監護,今日特朗普在貿易上威逼歐盟、劍指德國的攻擊,外加一再在歐洲受安全威脅和難民危機的情況下,退出歐盟苦心斡旋多年的《伊朗核協議》,正是核心利益被攻擊的德國,必須更為積極地轉向、秉持歐盟多邊主義的警號。

1963年冷戰高峰期間,甘迺迪總統(左)特別訪問柏林,並在柏林市長布蘭特(中:Willy Brandt,日後也當上總理)、第一任西德總理艾德諾(右:Konrad Adenauer)的陪伴下,走訪布蘭登堡門,與見證興建中的「柏林圍牆」。(圖片來源:美聯社:我們曾是柏林人。)

向伊拉克戰爭説不!「站起來」的德國

德國不參與伊拉克戰爭是德美關係的一個里程碑:第一次,德國在美國和國際機構多邊主義秩序之間,選擇了後者。

首先,由於挑起大戰和納粹的歷史,戰後德國對於戰爭的態度不但謹慎而且極具批判性;另一方面,美國有在戰後德國,基於共同普世價值幫助建立國族認同的成就,讓德國(西德)不論是人民還是領袖對於美國本來就長期有著極大支持,在外交政策上由於冷戰的原因更是幾乎自動追隨。

但是,在美國總統小布希和他的内閣(尤其是當時的副總統錢尼)決議在聯合國調查開始之前,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的情況下對伊拉克動武開始,德國對於美國違背自己一手創立的戰後秩序,並採行單邊主義政策感到反感。

2003年1月,巴伐利亞邦的駐德美軍,正積極動員,準備「傳言中的伊拉克入侵行動」。 (圖片來源 :法新社)

當時德國社民黨–綠黨聯合政府,雖然視911恐攻為對於美國盟友,甚至是整個「和平與自由」 (Deutscher Bundestag, 14. Wahlperiode, Plenarprotokoll 14/186, 12 Sept. 2001)世界的攻擊而支持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德軍到2018年的今日,在阿富汗是緊隨美國之後的第二大駐軍),但是卻對於小布希政府(尤其是錢尼)將伊拉克指為「恐怖主義以及強大殺傷力武器」交匯點的説法不以爲然。

是以,雖然當時的德國總理格哈特.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和綠黨外長約瑟夫.菲舍爾(Joseph Fischer)願意爲了出兵阿富汗,而在聯邦議會召開對政府的信任投票(僅以336對326票通過),爾後卻對出兵伊拉克斷然説不。

在美國占領伊拉克後,多次搜查都未能找到任何強大殺傷力武器以及核武蹤跡之後,德國情報部門提供施若德總理的情報,以及德國不參戰的決定,更被證明是正確的。這一次德國抗拒美國單邊主義的行爲,代表了德國終於脫離美國的陰影,在外交上獲得主權,亦展示了德國「依賴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去解決問題」的決心。

 

「倫斯斐!小布希!冷靜,不要戰爭」2003年3月,入侵行動開始前,德國科隆的反戰大遊行。(圖片來源:美聯社)
2003年對伊開戰之際,作為反對黨領袖的梅克爾,卻公開支持小布希的伊拉克戰爭,也因此在當年的杜賽多夫狂歡節中,梅克爾才會遭到圖中的花車諷刺。當時梅克爾強調,維繫與美國的「親密結盟」,才應是德國的首要考量。(圖片來源:美聯社)

但這次的分歧,由於德國的核心利益當時未有可見的傷害,尚不足以撕裂美德之間的同盟關係。德國綠黨(1998–2005年和社民黨聯合執政)領袖——菲舍爾——在2004年接受《紐約時報雜誌》訪問時,被問到德國外交政策會否在拒絕伊拉克戰爭之後,更爲反美和獨立,或者說,更「戴高樂主義」的時候,依然是這樣說的:

「我們有在20世紀初企圖競逐世界霸權的歷史、我們在納粹獨裁中毀滅了自己、我們發動了猶太大屠殺(the Shoah)。而戰後歐洲建立的目的,亦不止是防衛蘇聯,更是爲了堵截德國再度威脅的手段。所以,當然德國可以變得更戴高樂主義——如果我們沒有納粹和二戰那段歷史的話——但是我們在現實中的確有那段歷史。我們著重跨大西洋同盟的原因,不止是因為對我們有利,更是因爲那是我們建構的一部分,和我們的生存之道。」

始終,美德雙方政府以及國民亦有比戰略更深一層,對於共同價值的遵守和向往,而這一層信任,讓奧巴馬年代回歸多邊主義的美國,和漸漸有歐盟領頭羊模樣的德國在外交上,如伊朗核問題上合作。

2011年梅克爾訪美,在白宮國宴上,對歐巴馬總統講笑話的反應。(圖片來源 :美聯社)

歐盟是德國唯一選擇

當然,德美關係在特朗普意外地成爲美國總統之後急轉直下。

特朗普這位總統在外交上的建樹,除了迎合那些滿腦子19世紀重商主義兼外交盲支持者的外交「表演」(比方説,近來的川金會)之外,剩下的只有看似極力要將美國最親密盟友推離的舉動。

這一方面,尤其體現在美國2016年後對歐盟的態度:先有特朗普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持英國脫歐,近日更有在公開發言上稱歐盟 「是爲了占美國便宜而創立」的招牌荒唐言論;在實際層面,先有對歐盟鋼鐵徵收關稅,實質劍指德國汽車出口業的舉動,後有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更不用提他置2014年北約各國協商的十年緩衝期協定於不顧,指責歐洲成員國們——尤其是德國——軍事預算不足北約要求的2%以上。

特朗普置2014年北約各國協商的十年緩衝期協定於不顧,指責歐洲成員國們——尤其是德國——軍事預算不足北約要求的2%以上。(圖片來源:歐新社)

首先,德國製造商佔美國豪車市場90%市占率,可能的關稅對德國重工業打擊極大,也將與德國出口經濟的核心利益衝突;北約共同防衛問題則構成了對於歐盟乃至於德國的直接國土安危;《伊朗核協議》關乎的中東穩定,更可能加劇難民問題的蔓延。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然後轉而和擁核、並且無可靠跡象顯示將放棄核武的北韓獨裁者金正恩會面,等同於變相鼓勵獨裁者們發展核武——反正,多邊合作協議的約束重如泰山,輕若一條推特發文。

美國再次重返單邊主義的後果,雖將威脅到德國貿易、防衛以及内政的核心利益,但特朗普惡意毀壞美國戰後秩序的言行,也正是促化德國加深「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催化劑。

這種單邊主義對於德國以至歐盟來説不止危險,更是一種對於歐盟安全的背叛。

特朗普本人可能未必對於這些逼近德國核心利益底線的舉動有所自覺,甚至有著希望以此威脅德國撇開歐盟,開展雙邊談判一類相當莫名其妙的想法(最近就有報導指出,特朗普在和法國以親歐有名的馬克宏總統會面時,企圖以雙邊貿易協定利誘「法國脫歐」),但是對於德國來説,這些問題必須有一個平臺去解決,而歐盟正是答案。

特朗普一直嘗試著「離間」歐盟各國的彼此關係。(圖片來源:美聯社)

特朗普,正如許多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和左派空想家一樣,將歐盟僅僅看作是一紙貿易協議而已。但歐盟對於個別成員國來説,尤其是對歐陸創始成員國們,首先是一個政治上的共生體——貿易和產業鏈的經濟紐帶固然將歐盟各國的福祚捆綁在一起,但是歐盟成員國願意將政治權力上繳到歐洲議會和歐盟執委會等機構,不讓各國分別被中美俄等超級强國予取予携,方是初衷。

比如說,特朗普對於歐洲鋼鐵徵收關稅的舉動,在歐盟機制下,會被先法國貿易大臣警告,再由瑞典籍的歐盟執委會貿易專員馬姆斯壯(Cecilia Malmström)出面代表整個歐盟和美國談判,正是這種想法的體現。

近日荷蘭總理呂特(Mark Rutte)到訪白宮,在特朗普表示將向歐盟就汽車出口問題施壓,並暗示如果商談對美國沒有「公平」結果,將會有後續行動時,以耿直聞名的荷蘭人以一句「No」 打斷了他,並再次强調歐盟和美國之間必定會達成協議,亦是這種歐洲團結的體現。

雖說德國在貿易方面的談判可以依賴歐盟,對於因難民問題近日備受國内壓力的總理梅克爾來説固然是個好消息,但是要和歐洲同盟國家們協調共同防衛政策,則還需要些時間。無論如何,在特朗普時代,德國必須將外交中心放在歐盟,但這種轉向是否屬永久性的,則視乎軍事合作長遠的成敗。

「No」荷蘭總理呂特再次强調歐盟和美國之間必定會達成協議,亦是這種歐洲團結的體現。(圖片來源:路透社)

歐盟軍事合作尚需時間成熟

在剛過去的歐盟峰會,除了難民問題在歐盟執委會和柏林當局合作下,終於在歐盟層面達到共識,梅克爾領導的聯合政府得以堵住國內背刺抗議的姐妹黨基社盟(CSU)繼續執政之外,另外一個談判結果在於更進一步確認了歐盟共同防衛政策的協調方向。

包括「永久性防禦結構合作」(PESCO)的一籃子政策、歐盟在去年11月新增到現有「共同安全與國防政策」(CSDP)中的幾個關鍵的政策措施,比如說主責研發的「歐洲防禦基金」(EDF)和 「歐洲防禦工業發展計劃」(EDIDP,以及監控調節各國國防預算的「年度共同防禦回顧」CARDS) 等,都在峰會後由歐洲理事會確認進展。

在新的CSDP中,德國尤其青睞的是EDF和EDIDP,這兩項科研相關基金對於德國工業的投資;而歐盟防衛政策最大的項目——PESCO——實際上是一系列由歐盟成員國自願加入(僅丹麥,馬爾他和即將脫歐的英國沒有加入)和領導的防禦計劃,整個PESCO的決策便十分依賴歐盟機構和成員國政府們之間的協商。因此儘管28日的峰會確認了PESCO中,關於部隊運輸的成員國協作計劃,但是該計劃不但是唯一一個所有參加國都參與的計劃,實際細節亦仍需各成員國政府各自敲定。

在新的CSDP中,德國尤其青睞的是EDF和EDIDP,這兩項科研相關基金對於德國工業的投資(圖片來源:美聯社

整體而言,歐盟的防禦協作依然處於非常初步的階段,這對於希望歐盟更爲進取,甚至依此政策框架建立所謂的「歐盟軍團」的法國,亦或多或少造成打擊。話雖如此,厭戰的德國在PESCO的17個防禦計劃中,參與8個並領導其中5個計劃所展示出的企圖心,對於歐盟整體來説,也是打下了一支定心針。

短期之内,歐盟的共同防禦政策CSDP依然只能夠當成輔助北約的作用存在,德國和歐盟大體的共同防禦依然必須跟在美國後面,故此,柏林,布魯塞爾和華盛頓三者之間友好關係的根基仍在。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史密斯(Julianne Smith)在一篇訪問中提到,前總統歐巴馬就任後,其中最先學到的一堂外交課,就是在危機出現的時候,首三通電話必先打往巴黎、倫敦和柏林——但是,如果特朗普繼續帶領著美國在單邊主義的路上走下去的話,2020年,甚至2024年的美國總統打到巴黎和柏林的電話,未必會有人接聽。

(原文刊於UDN 轉角國際,作者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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