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阿拉伯之春」時代，雖然津巴布韋、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地的強人政治在短短數年內相繼劃上句號，但就此斷言非洲大陸威權政治就此成為過去，依然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區外其他國家始終以不同原因，關切著非洲國家的發展。
4月11日，在位蘇丹總統近三十年、第一位現任國家元首被國際刑事法庭起訴的巴希爾 (Omar al-Bashir) 被罷免。發動政變的國防部長阿瓦德．穆罕默德．艾哈邁德．本．奧夫 (Awad Mohamed Ahmed Ibn Au) 隨即宣布國家進行緊急狀態、開始兩年的過渡期。雖然現時對於政變的詳情仍有待傳媒報導，但蘇丹的幾個威權國家盟友中國，土耳其和北韓卻對情況加倍留意。它們關注的理由由投資，經貿關係到地緣政治紐帶等不一而終，再一次證明了在今日全球化網絡的年代，國際間的互動產生的漣漪效應，無論國家規模實在不容小覷。
第一個會關心蘇丹後續發展的，首先要數到以「一帶一路」名義向當地大舉投資，並且極受巴希爾歡迎的中國。事實上，中蘇兩國在早在1959年建交，情誼甚深。加上之前蘇丹亦受分離主義問題困擾 (直至南蘇丹在2011年獨立) ，所以一直在西藏、新彊、台灣等議題上支持中國，在領土完整此一國家核心問題上同聲同氣。經貿關係方面，對蘇丹國家經濟舉足輕重的能源業和農業，也是中國集中投資的領域，可見中國對蘇丹的情況難以置諸腦後。然而對於今次政治危機，中國的關注，並非如緬甸軍政府下台、馬來西亞反對派勝選這一「因為政權改變，引致對中國政策轉變」形式的政治風險。首要原因，在於觸發今次政變、持續長達四個月的示威中，對中國不滿並非民眾訴求之一。再者，今次發動政變的不是反對派，而是官至國防部長的高級官員，所以政變後的蘇丹會一改前朝對中國和中資的態度此一情景，出現的可能性不大。中國的焦點，更多是落在當地會否爆發武裝衝突、 (大規模失控) 群眾運動這一類會危及整體營商環境的政治風險。由於國防部長下令成立的軍事委員會未有納入反對派，因此不能排除當地民眾會否認為過渡政府沒有誠意改變而引起另一波社會動蕩。當然，其他原因如蘇丹地理位置鄰近蘇伊士運河此一具戰略意義的地點，也是中國不能掉以輕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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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應蘇丹的情況，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是其中一個最早表達關注的外國領導人，也絕非巧合。事實上，土耳其－甚至埃爾多安本身－都與蘇丹淵源不淺。在埃及紮根的穆斯林兄弟會 (Muslim Brotherhood) 在蘇丹也有一定影響力，如在六七十年代，就有不少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在蘇丹的法律、教育、金融部門位居要職；而埃爾多安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 (AKP) 」與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形態相近，多年來一直互有往來。即使後來巴希爾掌權，禁止了政黨 (包括穆斯林兄弟會) 在國內存在，但巴希爾畢竟在國內大力推動伊斯蘭教，又在國內實行伊斯蘭律法Sharia Law，都與埃爾多安希望復興鄂圖曼帝國的願景引起共鳴。因此，埃爾多安上台後與蘇丹發展經貿關係的積極性，其實亦不下於中國。例如土耳其石油公司 (Turkish Petroleum Corporation) 就和當地相關部門簽下開發油田協議、更有傳言指蘇丹當局預留了近八十萬公頃土地予土耳其公司，方便土耳其資金在當地投資，安卡拉自然十分關心蘇丹局勢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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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遠在東北亞的北韓也值得一提，因為蘇丹對北韓來說，別具參考價值。2017年10月，美國正式解除對蘇丹實施多年的制裁，各界本來期望蘇丹經濟就此起飛，但礙於美國未有同時將蘇丹在支持恐怖主義名單上除名，其發展資金來源仍然多少受到限制(如美國不能對蘇丹進行債務寬免)，蘇丹經濟始終不見起色。作為最後手段，蘇丹政府突然在2018年6月宣布跟隨當時美國對北韓實施制裁，取消所有與北韓在國防生產方面的合約，令兩國本來無人知曉的關係得以曝光，爭取美國在名單上除名之心顯然易見。這一切在正爭取美國解除制裁的北韓眼中看來，就是一個警號，畢竟北韓和另外兩個名單上的國家－敘利亞和伊朗－在政治經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交流，北韓得到美國解除制裁後會重蹈蘇丹覆轍、資金來源受到其他制肘，亦非不可能。
在「後阿拉伯之春」時代，雖然津巴布韋、阿爾及利亞、蘇丹等地的強人政治在短短數年內相繼劃上句號，但就此斷言非洲大陸威權政治就此成為過去，依然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區外其他國家始終以不同原因，關切著非洲國家的發展。
(原文刊於Yahoo論壇，作者朱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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