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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難關重重的一帶一路

中國本來已欠缺有利的合作背景,沿路國家並無參加一帶一路的必要。如果中國不改變合作方式、不能為合作國家提供經濟紅利,只會令更多沿路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熱情冷卻。一帶一路無論是對於中國形象上還是實際效益上的貢獻,目前來說都存在極大的問號。

中國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計劃,旨在通過推動和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將中國的影響力擴大。將其與二戰後美國領導的馬歇爾計劃作對比,兩者均屬於全球性國家戰略,期求通過商貿輸出國內的產能、資源、勞動力到外國,以換取提升國際地位和國際間話語權。然而,中國不如美國在戰後有顯著領導地位,現今的國際形勢亦令沿路國家無和中國合作之必要。而且,當一帶一路計劃的“合法性“僅係於經濟效益,當合作方式不能為沿路國家提供足夠經濟紅利,沿路國家對於計劃的投入度便成疑,令一帶一路無法如馬歇爾計劃般,為中國帶來制定國際秩序的盟友和權柄。

中國並非沿路國家唯一的合作對象

「馬歇爾計劃」的開展源於西歐國家在美國以外並無其他選擇。西歐各國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內一片頹垣敗瓦,急需資源重建城市和改善殘破不堪的經濟。昔日的強國,如英,法二國,在戰爭的打擊下早已勢力倒退、自顧不瑕,更難以兼顧西方在戰後的重建。所以,當美國提出資援歐洲戰後重建,推行的「馬歇爾計劃」,正符合西歐各國的需要。其時雖然有經濟相對強盛的俄羅斯在旁,但二戰結束時,世界正面對意識形態的爭奪:信奉資本主義的歐洲各國和美國以正及主張共產主義的蘇聯。一貫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的西歐各國不可能向主張共產主義的蘇聯尋求援助之餘,,更需要遏止共產思想在國内趁經濟危機冒起。冷戰陣營的分野、資本主義的體制將他們在利益上捆綁一起。西歐國家在冷戰格局下,接受美國支援以合作恢復歐洲經濟及抗衡蘇聯可謂當時唯一的選擇。

中國雖然希望藉”一帶一路”增加全球影響力,甚至抗衡美國。可惜中國在亞洲並沒有如美國一樣有冷戰時代的顯著強權,更無共同敵人可以招攬盟友組成聯盟,只能以利益作為雙方的唯一紐帶。一旦合作無法為“一帶一路”沿路國家帶來好處,又或和鄰國有政治角力的考量,便容易為脆弱的聯盟添上變數。例如尼泊爾本於2016年同意把布達甘達基水力發電廠交給中國葛洲壩集團興建,卻在翌年以得標過程有瑕疵為由,取消與中國的合作協議,更立即向全球招標。隨即,印度國營的印度國家水力發電公司便馬上表示有意爭取建造此項目。不得不令人聯想尼泊爾政府是在顧慮印度的觀感,為平衡中國和印度在尼泊爾的勢力,而放棄和中國的合作。當中國不是唯一強權,而有鄰近國家可以提供經濟誘因時,「一帶一路」便不再是唯一的選擇。

「馬歇爾計劃」海報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合作方式令沿路國家難以從中得益

「馬歇爾計劃」和「一帶一路」在合作方式的分別,進一步令沿路國家打退堂鼓,不少原定項目均受挫。

「馬歇爾計劃」的合作方案互補雙方需求、大抵達至雙贏的結果。美國截至1951年底通過捐贈、貸款、有條件補貼等形式提供了價值130億美元的援助,其中以無償捐贈佔總援助額的將近九成。美國通過無償捐贈,推動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自由貿易,並令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奠定其在全球貿易中的角色。馬歇爾在「哈佛演說」中強調「歐洲必須先行一步」,美國從不單方面制定援助方案、只會提供援助:由歐洲先行內部制定計劃,再與美國協商,最終形成具體方案。美國經濟合作署和歐洲經濟合作組織聯合實施"歐洲復興計劃",不僅使得歐美雙方能找到利益的平衡點,也使援助盡可能合理地發揮效用、獲得支持。例如歐洲復興計畫為德國提供食物,協助英國償還戰時債務。在美國的幫助下,歐洲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47 年的1196 億美元上升到1951 年的1588 億美元,西歐各國工業產量超過1938年的40%,西歐經濟逐步從戰時的蕭條中恢復正常運作。

中國的合作方式則反而令“一帶一路”沿路國家更難以發展。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中國在34個歐亞國家已出資建設的交通基建項目中,89%的承建商是中國企業,只有11%的承建商來自其它國家。可見,中國推銷“一帶一路”項目、主張構建一個“命運共同體”和別國分享基建合同和資金,僅僅是一個口號,最大得益者始終是中國企業,而當地企業難以在合作中分一杯羹。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現時,“一帶一路”不斷受阻,正由於項目的得益者局限於中資業企,從中國獲得巨額投資和貸款的周邊國家反而有可能因此陷入債務危機。「一帶一路」的68 個國家之中,已有23 個陷入「債務困擾」的風險,當中更有8 個國家已因「一帶一路」的未來融資,而增加了陷入「主權債務」的風險。中國熱衷於向全球出口與水電有關的機械和建築服務,但較貧窮的國家越來越認識到這些建設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計划代價極高, 擔憂中國試圖通過“一帶一路”插手內政而紛紛退出計劃。斯里蘭卡在去年因無力向中國償還貸款,而需要把南部的戰略港口漢班托塔港交由中國管理,令人譁然。同樣,馬哈迪多次批評中資“搶了本地人飯碗”、稱馬來西亞“並沒有從中國投資中獲得任何利益”,並於繼任首相後宣布放棄興建大馬往來新加坡的「一帶一路」高速鐵路,以免債台高築。

中國在外國項目企業大都是垂直壟斷,往往從承建商資金,工程師到工人,都是直接從中國帶過去被投資國工作,項目完結便會離去。當地的商人和勞工不但根本無法參與其中,工廠的設置,更被當地人視為犧牲本地工人利益,破壞環境和剝削資源的元兇。例如巴基斯坦在2017年11月便因大壩所有權歸中國所有的融資條件太苛責和啟用1.7萬名中國建設工人對本國工人沒有好處為由,而取消了140億美元規模的迪阿莫- 巴沙大壩建設項目。吉爾吉斯一處中國金礦加工工廠因為帶來汙染,而遭民眾抗議,甚至放火破壞工廠以洩憤。吉爾吉斯民眾對中資企業不滿已久,中國駐吉爾吉斯大使館甚至遭到汽車炸彈攻擊。

中國本來已欠缺有利的合作背景,沿路國家並無參加一帶一路的必要。如果中國不改變合作方式、不能為合作國家提供經濟紅利,只會令更多沿路國家對“一帶一路”的熱情冷卻。一帶一路無論是對於中國形象上還是實際效益上的貢獻,目前來說都存在極大的問號。

( 原文刊於Yahoo奇摩,作者陸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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