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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奇摩特約】抗爭一定流血嗎?——鏡頭背後的巴勒斯坦「非暴力抵抗」運動

事實上,非暴力抗爭(Non-Violence Resistance)早已根深蒂固於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文化中。然而,經歷了六次中東戰爭、兩次大起義、哈瑪斯的崛起、及死傷枕藉的加沙戰爭,無可避免地,以巴衝突給予人一種暴力、流血、激進、戰爭的想像。因此,不少主流傳媒在報導以巴衝突時,卻把焦點投射在暴力的面向。

 

永無休止的以巴衝突,於日前再次爆發。事緣於兩名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舊城區的聖殿山上,遭兩名巴勒斯坦人槍殺,令以色列政府得以藉安全為由,加強聖殿山的安檢措施,在阿克薩清真寺附近設置金屬探測門。此舉一石擊起千重浪,令怒火沖天的巴勒斯坦人強烈抵制。

結果,巴人組織了持續兩星期的抗爭,加上國際社會對以色列施予壓力,以方終於決定拆除金屬探測門及監察器,改用其他較為寬鬆的安檢措施。雖然只是「階段性勝利」,但對巴人來說,他們終嘗抗爭勝利的滋味。更重要的是,縱使發生零星爆力事件,在整個抗爭過程中巴人大致能保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表達訴求,例如拒絕穿越金屬探測門進入清真寺、在外面進行禱告、進行公民抗命、示威等等,亦吸納了不少巴人婦女、老人、兒童等手無寸鐵的人士參與其中。

事實上,非暴力抗爭(Non-Violence Resistance)早已根深蒂固於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文化中。然而,經歷了六次中東戰爭、兩次大起義、哈瑪斯的崛起、及死傷枕藉的加沙戰爭,無可避免地,以巴衝突給予人一種暴力、流血、激進、戰爭的想像。因此,不少主流傳媒在報導以巴衝突時,卻把焦點投射在暴力的面向。

是次聖殿山這一役非暴力抗爭,只是在以巴衝突中冰山一角的例子。由此,本文嘗試解構巴勒斯坦的非暴力抗爭方法,發崛巴人具創意及多元化的抗爭哲學。

非暴力抗爭(Non-Violence Resistance)早已根深蒂固於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文化中。(資料圖片:Wikimedia Commons)

非暴力抗爭方法層出不窮 可追溯至英託管時期

非暴力抗爭並非嶄新的概念,由美國黑人平權運動到近年茉莉花革命,都被廣泛應用。「非暴力抵抗教父」政治學家夏普(Gene Sharp)對此概念,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在其著作中,他認為政府權力取決於民眾,而權力是多元的,並非被政府所壟斷。政治權力之所以脆弱,是因為需依賴不同單位去建構而成。因此,民眾可以透過公民抗命,扭轉被政權壓迫的局面。[1]

夏普的非暴力抗爭方法,大致上分為三大類別,分別為抗議與遊說(遊行示威、請願、宣傳)、不合作運動(杯葛、罷工、拒絕交稅)、及直接干預(靜坐、設置路障)。這些抗爭方法旨在把聲音與訴求傳遞給社會甚至國際每一個角落,創造新的社會關係、規範與行為,以提高政府的管治成本,對其施予公共財政及社會輿論的壓力,迫使政府改變行為。非暴力與暴力抗爭的最大分別,除了把傷亡降至最低外,在於前者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令訴求更易吸納同情與支持。

關於巴勒斯坦「非暴力抗爭」的淵源,可從以色列立國前說起。身為巴勒斯坦裔的「非暴力國際」創辦人阿瓦德(Mubarak Awad)認為早在猶太立國前,巴人就開始利用和平的方式,去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威脅。[2] 在1925年英國前外相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以及1933年英國艾倫比將軍(General Allenby)造訪聖城耶路撒冷時,巴人都曾發起大罷工及杯葛運動以對英國「帝國主義」入侵表達不滿。

其中最矚目的一次發生在1936年。當時面對源源不絕及不斷收購土地的猶太移民,讓巴人有感被外人入侵家園,於是在1936年4月,由各階層組成的高級阿拉伯委員會(Higher Arab Committee)發起了長達半年的大罷工,呼籲英治政府停止輸入猶太移民,及禁止把土地售予他們。雖然這場大罷工因為面對英國及阿拉伯君主們的干預而終結,且漸漸轉向暴力,但無可否認,巴人有能力,亦早已懂善用和平方法去表達訴求。

隨著1948年以色列正式立國,多場的兵戎相見令到巴人長久以來的「非暴力抗爭」文化黯然失色,直到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First Intifada)才回復生氣。

風靡一時的阿瓦德在這場大起義中,成為了提倡非暴力抗爭的佼佼者,並成立了國家聯合起義軍(United National Command), 領導與團結巴人以和平方式抵抗以色列政府。[3] 起義軍的主要工作是鼓勵民眾抵制以色列的商品、拒絕繳交稅項、罷工罷市、以及呼籲以色列公務員及警察辭職以示抗議。除了這些公民抗命外,起義軍更嘗試在體制之外,與各地由巴人組成的地區委員會建立獨立的社會福利網,向民眾提供兒童托管、衛生保健、教育和食物等等服務,其後起義軍更發表了「公民抗命宣言」,指導各巴人只聽命於地區委員會,而非以色列政府。

這場大起義的首年,一直被學術界視為巴勒斯坦非暴力抗爭的典範,與主要靠流血的第二次大起義(Second Intifada)的性質大相徑庭。隨著阿瓦德版被以方驅逐,起義才漸趨流血,但其暴力程度遠遠不及第二次大起義。由此可見,非暴力抵抗運動在巴勒斯坦史上,一直可見於由下而上的抗爭之中。

「非暴力抵抗教父」政治學家夏普(Gene Sharp)的著作《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資料圖片:Wikimedia Commons)

抗築牆、擁杯葛:民間與政府的合作無間

縱使巴勒斯坦的立國前景渺茫,巴人不但沒有摒棄非暴力的抗爭方式,更被民間組織、在野政黨、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等不同的角色廣為採用,發展成一套可持續、多元化的抗爭策略。

在民間組織方面,其多樣化實在令人驚嘆:在2005年發起的杯葛、撤資、制裁(BDS)運動,至今影響力已無遠弗屆,全球已有多處地方響應,抵制以色列的商品;在2001年成立的國際團結運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倡議民眾以非暴力的方式抗議以色列在西岸建立屯墾區及隔離圍牆;「Anarchists Against the Wall」是由一群以色列無政府主義者及反獨裁主義者所創立的組織,其宗旨是以和平方法,抗議以色列政府封鎖加沙地帶及在西岸建立隔離圍牆;自由加沙運動(Free Gaza Movement)則以非暴力行動,去破除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封鎖,例如多次透過海路前往加薩走廊進行人道援助等等。

以上的民間組織,不是只有巴人參與,更吸引了全球各地,甚至是以色列人的支持,其倡議內容更包括了大大小小的議題,其多元化程度可見一斑。

在政壇方面,由巴爾古堤(Mustafa Barghouti)在2002年所創立的巴勒斯坦國家行動黨(Al-mubadara),標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以色列的入侵。國家行動黨譴責腐敗及獨裁的法塔赫(Fatah),及激進且暴力的哈馬斯(Hamas),並揚言在這兩大黨之外走出「第三路線」。這自居中庸和平路線的政黨,在巴勒斯坦政壇上並不活躍,因此不被外界所認識,但其在基層抵抗運動的組織能力,實在不容忽視。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推動非暴力抵抗運動的角色上,亦舉足輕重。在總理法耶茲(Salam Fayyad)及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治下,自治政府的路線漸趨溫和務實,例如在2010年的一次內閣會議上,首次制定「和平抵抗及國家建設同步進行」為重點治理方針,而在當時命名為「巴勒斯坦 – 結束佔領,建立國家」的第十三項政府計劃,更是推動非暴力抵抗的重要官方文件。[4]

非暴力抵抗運動百花齊放,其實有賴於政府、政黨及民間組織之間的默契與合作。為了防止抗議高牆的示威演變成流血收場,時任總理法耶茲成立了圍牆與屯墾區事務部(Ministry of the Wall and Settlement Affairs),負責向地區委員會在進行和平抗爭期間提供援助。

此外,在第二次大起義後漸生的「Stop The Wall」運動,更得到各方支持。這場運動的目標,是抵抗以色列建立圍牆、為村民討回因建立圍牆而被沒收的土地、以及向以色列政府索償。「Stop The Wall」最著名的行動,是在西岸小鎮Bil’in的村民於每個星期五,都堅持在圍牆附近舉行和平的示威抗議,此舉令其他小鎮的村民都紛紛效法。除了由各地村民自發組成的行動委員會外,國家行動黨及法塔赫亦有成立協調委員會參與當中。

在2005年發起的杯葛、撤資、制裁(BDS)運動,至今影響力已無遠弗屆,全球已有多處地方響應,抵制以色列的商品。(資料圖片:Wikimedia Commons)

另一典形例子是杯葛、撤資、制裁運動。其中一位發起人Omar Barghouthi曾言及成立這場運動的靈感,是源於國際社會杯葛成功,令南非放棄種族隔離政策的經驗。這場運動一呼百應,成功號召了巴勒斯坦總工會聯合會(PGFTU)及132個民間團體去參加。除了杯葛以色列製造的商品和與以色列有商業利益的企業外,更鼓勵國際社會切斷與以色列的學術交流、機構合作和研究合作等等,務求全方位向以色列施加壓力。

這場運動除了得到國家行動黨的援助之外,自治政府的推動也功不可沒。自治政府成立了名為「The Karameh National Fund」的公私合營的基金會,主要任務是履行政府頒布的「杯葛產自屯墾區商品」的政令,並教導市民識別高達500種被杯葛的商品。但是,自治政府在這場運動的角色受到限制,為了不影響將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條件,因此不能公開抵制以色列的企業與產品,只能公開杯葛來自屯墾區的商品。即使如此,政府和民間組織在這場運動上依然能夠互補不足,達到相輔相成之效。

高舉非暴力抗爭的旗幟,能否阻止以色列侵蝕巴人家園,並逐步實現「兩國方案」?奏效與否見仁見智。在2013年,歐盟提出指引,要求成員國不要資助在以色列屯墾區內的企業與項目,而上年法國電信巨頭Orange英國保安公司G4S都因受到杯葛運動的壓力,而撤出在以色列的業務——看似與非暴力抗爭有關的成功例子不少,但與之的關聯性亦遭受不少質疑。

巴勒斯坦人的抗爭方法,不是只有暴力的一面。姑勿論能否帶來最終勝利,其獨特的非暴力抗爭方法,仍是值得各地借鏡。

 

參考資料:

[1]. Sharp, Gene. (1973).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Porter Sargent.

[2]. Awad, Mubarak. (1984). Non-Violent Resistance: A Strategy for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3, No. 4 (Summer, 1984), pp. 22-36

[3]. Palestinians wage nonviolent campaign during First Intifada, 1987-1988. Global Nonviolent Action Database, January 5, 2010.

[4]. Bröning, M. (2011). The politics of change in Palestine: state-building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 London: Pluto. P. 132 – 160

(原文刊於Yahoo奇摩,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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