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歐盟預算僅是以全歐盟經濟產出的1%去計算編列，絕不足以讓歐盟發揮穩定經濟的復甦功效，在此情形下要如何增加歐盟拯救成員國們的財政能力？成了一大課題。接下來，新稅款很可能會是歐盟迎來的機會。比如：德、法目前已經陸續向美資科技巨頭們的廣告營收，徵收 「數碼稅」。這個財政上的整合，也有望成為疫病過後，歐盟和中美板塊化競爭的籌碼。
但截至目前，所謂「復甦基金」會否包含歐元區聯合的瘟疫債券？南北歐的歐盟成員國至今卻未有共識，僵持談判中。
但從南北歐各退一步、妥協拍板SURE計畫來看，這反映了2件事：第一，「歐盟債務互助」在目前的瘟疫危機下，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核心問題是到底該不該直接讓所有成員國共享風險、劃一利率發行，落實所謂的「瘟疫債券」方案？
第二，德國是鐵公雞四國的領頭，其對於歐元區共同承擔風險的立場，是歐盟共識的最低公約數。此次德國點頭SURE紓困計畫，一方面說明了德國態度軟化，一方面也表示默許、並為未來歐盟預算擴張鋪路——既然要歐盟代表向市場舉更多債，那麼同時也要保障德國人、乃至北歐人的飯碗，以增加歐盟預算作為抵押。
SURE紓困計畫可說是疫情過後、歐盟經濟復甦的基礎政策「模板」。而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正與各國談判中的「歐盟7年預算」（MFF），要如何擴張至馮德萊恩聲稱的「歐洲版馬歇爾計劃」之譜？也勢必會以SURE計畫為共識基礎。
目前，除了SURE計劃的1,000億將用於勞工補貼以外，歐盟已拍板的其他救濟補助，還有來自歐洲投資銀行（EIB）用於企業貸款的2,000億，以及歐元區緊急備用基金「歐洲穩定機制」（ESM）中的2,400億歐元，將用於國家低息信貸；紓困總金額已達5,400億歐元。
但這不過是個開始。根據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的説法，歐元區的經濟救援方案總額預計超過1兆歐元，剩餘的「復甦基金」缺口， 巴黎政府表示將以某種形式的「歐元區債券」為談判底線。
對此，北歐國家們也許口頭上仍會嘴硬抵抗，但無可否認的是，整個歐盟這次刺激經濟復甦的策略是以 「不計成本」為前提，和歐債危機以來盛行的撙節政策背道而馳。除非北歐的鐵公雞們願意讓南歐同胞們陷入債務危機——並順道將同樣使用歐元的他們拉下水——否則基於共同債務原則，北歐富國的讓步必然會為布魯塞爾、也為歐元區的穩定，提供了新的政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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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國家為何抗拒「瘟疫債券」？
事實上由歐元區各國集體擔保，讓各國以劃一利率舉債的「歐元區債券」（Eurobond）並非新鮮事。法國和義大利曾在2012年提過，類似的政策工具也早在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出現並使用過，歐元區債券在這次的瘟疫經濟危機中再次成爲話題，毫不意外。
歐債危機給歐洲的教訓，就是當歐元區成員國們要應付突如其來的救災支出時，財政紀律傳統上較爲寬鬆且仰賴出口的南歐國家們，容易陷入舉債成本躍升，卻又無法貶值貨幣，造成經濟和債務危機的惡性循環；但「鐵公雞四國」擔憂的是——
各退一步的「SURE」計劃
SURE計劃是歐盟執委會以〈歐盟條約第122條〉所賦予的經濟危機應變權力，允許歐盟向成員國全體收取250億歐元作爲擔保，然後再由歐盟執委會統一出面向市場借貸1,000億、轉借給有需要的成員國。北歐國家之所以同意這個方案最重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通過歐盟執委會去舉債再借貸，而非由南歐成員國各自舉債，讓這個方案的風險更爲可控；第二，第122條明文表示這是「緊急狀態」下的歐盟擴權，代表這項政策工具本身僅是危急時的暫時方案，而非永久性地讓歐元區各國風險互通均攤。
前者很容易理解，由歐盟執委會居中借錢並掌管審批的權力，如此一來便可依此監督南歐成員國還債，從債務風險來説明顯對北歐國家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後者則是，「永久性地以北歐國民稅款，去擔保南歐國家」這完全屬於政治票房毒藥，但北歐各國政府考量到目前現實的疫情經濟危機，卻又不得不如此做，而該條款所表明的「暫時性」，也為這項政策工具設下緩衝區。
然而，這個做法一方面不但一定程度上仍沿用了「歐元債券」 平分風險的邏輯，二來也實質上增加了歐委會的權力；北歐國家同意以SURE模式作爲最終妥協的方案，可說是在危機中意外、卻又不情願地推進了歐元區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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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危機為轉機的「歐盟整合」？
如果説上次的歐債危機，和歐盟整合派對壘最終勝出的，是以嚴格財政紀律為道德高地的北歐國家們；這次就是由德國總理梅克爾率領北歐，向主張債務互助的南歐、還有歐盟整合派展現有限度的一次退讓。
柏林的身影在這次的援助計劃中處處可見。首先，SURE計劃以保障就業為唯一目的，這帶有相當明顯的德國印記（2018年，現任德國財長蕭茲就提議過成立汎歐失業保障機制），而SURE通過歐盟運作借貸的邏輯，則是沿用了過往德國社民黨政府在歐洲共同體時期所主張的「社區借貸機制」 （Community Loan Mechanism, CLM）。
CLM 本身創立的原意，是援助當時受到1973年石油危機影響的國家，並且彌補於1971年設立、以成員國之間借貸救災的「歐盟中期財政援助機制」（MTFA） 的不足。CLM的設計——正如今日的SURE——也是由歐盟執委會前身，代表當時的歐盟（也就是歐洲共同體）向私人市場舉債，而歐委會前身向市場提出的第一重擔保是歐盟的預算，第二重則是由成員國們以配額共同分擔債務。
簡單來説就是如果歐盟預算不足以償還債券全額，債務方會以預先決定的配額分發到成員國的頭上。當時聯邦德國（西德）政府和英法的配額相對最大，該機制30億美元的債額中，三國就各自承擔了22.02%。如今SURE的金額比CLM多出數十倍，且只有一重來自歐盟預算的擔保，布魯塞爾在擴權整合上，可說是往前一步了。
正如諺語「不見棺材不掉淚」，綜觀歷史，歐盟整合的進程每每都是在危機出現後，成為往前邁進的契機。接下來的一年就很有趣了：歐盟内部的討論焦點將聚焦在汎歐的財政政策上，也就是歐盟預算的增減上。
由於歐盟預算僅是以全歐盟經濟產出的1%去計算編列，絕不足以讓歐盟發揮穩定經濟的復甦功效，在此情形下要如何增加歐盟拯救成員國們的財政能力？成了一大課題。接下來，新稅款很可能會是歐盟迎來的機會。比如：德、法目前已經陸續向美資科技巨頭們的廣告營收，徵收 「數碼稅」。這個財政上的整合，也有望成為疫病過後，歐盟和中美板塊化競爭的籌碼。
（原文刊於UDN轉角國際，作者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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