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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轉角國際特約】阿富汗塔利班如何被牽進全球恐怖主義

如今的阿富汗不只有塔利班,加上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L Khorasan,ISIS分支)日益壯大的安全威脅——一雞死一雞鳴,時至今天,阿富汗的和平依然遙遙無期。

 

20世紀末阿富汗內戰期間,「塔利班」(Taliban)在軍閥割據下,靠著攏弄民心之術,從地方的「神學士」漸漸壯大。

 

塔利班之所以被稱為「神學士政權」,是因為他們最初是由一群神學院學生組成的軍事部隊。他們不忍見國家戰亂頻仍,地方軍閥貪腐,因此以宗教作為號召,試圖重建國家、恢復和平,由南方的坎達哈發跡,成為一股橫掃千軍的強大勢力。最終在1996年9月,塔利班攻入首都喀布爾(Kabul),成立政教合一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組織領導人奧馬爾(Mohammed Omar)成為埃米爾(即最高領導人)。

 

然而,奧馬爾未能為國家帶來長治久安,塔利班很快便於2001年阿富汗戰爭中被美國支持、由該國舊軍閥組成的「北方聯盟」(Northern Alliance)征服,國祚僅僅5年而已。簡單來說,這場戰爭的爆發原因是極端伊斯蘭恐怖組織「蓋達」(al-Qaeda)向美國發動「911恐攻」所致;塔利班與蓋達組織的緊密關係,則可說是導致喀布爾政權倒台的主因。

 

但在這短短的5年間,塔利班是如何從一個平凡的地方宗教勢力,被捲入全球恐怖主義呢?

蓋達與塔利班如何結合起來?

 

談兩者的關係之前,首先要了解為何蓋達會出現在阿富汗。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被全球穆斯林視為對伊斯蘭世界的威脅,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主要來自阿拉伯世界)紛紛來到阿富汗參與聖戰(Jihad),共抵外侮,而來自沙地阿拉伯的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便是其一。

 

他督信極端保守的伊斯蘭教遜尼派瓦哈比教派,出身於富裕家庭。在戰爭期間,他積極投入聖戰,利用他的財富資助聖戰士,並在1980年代後期成立蓋達。戰爭結束後,組織網絡己遍布不少穆斯林國家。到了90年代,賓拉登移居到蘇丹,繼續擴張組織,甚至策劃政變工作,因而被蘇丹、埃及和美國等多國政府所警惕。直到1996年5月,在這些國家的施壓下,他與組織成員被蘇丹政府驅逐出境,只好轉移陣地回到昔日組織發源地 —— 阿富汗。

 

事實上,當初賓拉登回到阿富汗的時候,其實並不認識塔利班的組織網絡。他選擇留在東部城市賈拉拉巴德(Jalalabad),而不是到南部塔利班、或者拉巴尼政府的據點,一來是因為自80年代阿富汗戰爭以來,蓋達已在該城建立自己的聖戰士網絡。加上蓋達的成員主要來自阿拉伯世界,塔利班則多以阿富汗南部的普什圖族人為主,兩個組織成員本就不相往來。

 

再者,蓋達的宗旨是「動員全世界的穆斯林發動全球聖戰」,對抗來自西方世界的「十字軍」(Crusader)與「錫安主義者」(Zionist);相反,塔利班的目標只是在阿富汗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度,並不如蓋達那麼野心十足。

 

但是,自從塔利班從拉巴尼政府手上奪得政權之後,奧馬爾便逐漸與賓拉登過從甚密。奧馬爾對於賓拉登頗為崇拜,他認為與賓拉登合作有助塔利班與穆斯林世界連結起來,於是放任賓拉登在阿富汗擴充發展,經營專門訓練各地聖戰士的軍事訓練營,同時賓拉登也為塔利班在財政和軍事上給予支持。

 

更重要的是,塔利班甚至深受蓋達的影響,在組織思想上變得激進。

賓拉登為塔利班提供財政和軍事上的支持,令塔利班深受蓋達組織影響及變得激進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蓋達的「死亡之吻」,如何加速塔利班的衰亡?

 

塔利班與蓋達愈走愈近,直接損害前者在國際社會的聲譽,甚至改變美國原先對待塔利班的態度。在塔利班崛起之時,美國其實並不反對這個新誕生的伊斯蘭國,反而希望與之保持友好關係,以建立地區戰略平衝,對抗伊朗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影響力。另外,塔利班本身是依靠美國盟友巴基斯坦的扶植,才能夠成功崛起,加上沙地阿拉伯的支持,塔利班當初在國際關係上,其實手持一副好牌。

 

可惜,奧馬爾基於私人交情與在軍事上仰賴蓋達,與賓拉登日益親密,讓美國與沙地阿拉伯有所警惕。1998年8月,美國駐肯亞和坦尚尼亞大使館遭受蓋達策動的自殺式炸彈襲擊,事後美國時任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下令轟炸蓋達在阿富汗的軍事基地,作為報復。這樁恐襲案也成為美國與塔利班的關係轉差的轉捩點。

 

在恐襲案爆發之後,美國曾經要求塔利班驅逐並交出賓拉登本人,這是兩者修補關係的黃金時機。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檔案資料庫的文件,美國在1998年10月曾與塔利班談判,並得出3個可能選項:

 

第一,由沙地阿拉伯、阿富汗烏里瑪(Ulama,即伊斯蘭教學者)共同組成的委員會審理賓拉登。

 

第二,美國付錢給塔利班,後者答應驅逐並交出賓拉登。

 

第三,由塔利班法庭親自審理賓拉登,但只審判1996年在沙地阿拉伯發生的霍巴塔轟炸案(Khobar Towers bombing),而非原先在肯亞和坦尚尼亞相繼發生的恐襲案。

 

塔利班最後傾向第三個選項,態度亦轉趨強硬,認定各方因無法交出相關證據,裁定賓拉登無罪。時任阿富汗外交部長後來曾在《半島電視台》的訪問指出,911恐攻發生前,美國與塔利班一直都有在商討處理賓拉登的方案,但卻都無疾而終。奧馬爾對賓拉登的袒護,成了塔利班與美國關係轉差的直接原因,更令塔利班直接捲入蓋達的國際恐怖主義中。

 

另一方面,阿富汗政權內部也有人要求塔利班與賓拉登割蓆。最大的反對力量,是以塔利班政權第二號人物、時任總理穆罕默德.拉巴尼(Mohammad Rabbani,並非「阿富汗伊斯蘭國」前總統拉巴尼)為首的領導層。

 

他們認為,與賓拉登過從甚密勢必會影響塔利班的獨立性,亦會損害塔利班政權在國際社會上的認受性,繼而與其他國家產生不必要的衝突,特別是在1998年恐襲案之後,他們對此的擔憂倍增。1999 年,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1267號決議》,凍結塔利班資產及對其實行空中禁運;2000 年,《1333號決議》,加碼禁止任何國家對塔利班提供任何形式的軍事援助及交流等等。以上制裁除了要迫使塔利班交出賓拉登本人之外,更令塔利班變相成為與蓋達相似的國際恐怖組織。

 

即使如此,奧馬爾仍然堅持力保賓拉登,不惜與組織內的反對力量磨擦。2001年穆罕默德 ‧ 拉巴尼逝世後,塔利班內部的反對聲音也漸漸消沉,終究不成氣候。

2001年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援下,北方聯盟最終拿下首都喀布爾,令塔利班政權壽終正寢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911恐攻之後:塔利班覆水難收

 

美國與塔利班的關係急轉直下,令華府改變對阿富汗的政策——改為全力支持由前朝總統布爾漢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及軍閥杜斯塔姆將軍(Abdul Rashid Dostum)組成的「北方聯盟」。該聯盟在1996至2001年期間,一直佔據國家的東北國土,延續獲得國際承認的前朝政權,並與塔利班分庭抗禮。

 

但在2001年9月9日,北方聯盟的主力將軍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被蓋達組織暗殺,碰巧兩天後,美國發生了911恐攻。兩件事在差不多的時間點發生,被不少人認為是蓋達精心策劃的一連串行動,旨在針對美國。儘管911發生後,塔利班亦譴責恐攻行動,組織內也有不少成員對蓋達感到不滿,可是一切為時已晚、覆水難收:

 

首先,塔利班在統治阿富汗期間失去民心,實行了許多殘暴的社會政策以及殺害了不少平民。例如在1998年,塔利班攻佔北部城市昆都士(Kunduz)及馬扎里沙里夫(Mazar-i-Sharif)時,被指控屠殺當地數以千計、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的哈扎拉族人

 

塔利班因民心而崛起,在失去民心之下卻招攬不到當地人從軍,只好轉移向蓋達尋求協助,招募來自阿拉伯國家的聖戰士加入軍隊——而這也成為塔利班極為依賴蓋達的關鍵之一。

 

此外,奧馬爾的權力獨大,凌駕了組織內的反對聲音。在911恐攻發生後,政府曾召集所有教士在喀布爾酒店內共同商討對策,以及如何處置賓拉登。全國第三號人物、塔利班時任副總理卡比爾(Abdul Kabir)當時曾表示,不排除把賓拉登交予「第三方國家」,甚至讓賓拉登自願離開阿富汗等選項,但卻遭奧馬爾大力反對。面對這樣的強硬態度,美國時任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也不遑多讓,進一步要求塔利班交出所有參與策畫911恐攻的蓋達高層,並關閉所有在阿富汗境內的軍事訓練營。

 

最終,在相互對恃及緊張局面升級下,該年10月7日終於爆發了另一場阿富汗戰爭。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支援下,北方聯盟在一個月後拿下首都喀布爾,令塔利班政權壽終正寢。

 

只是,往後的十數年,喀布爾政權仍然沒法有效管治全國大部分國土,甚至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至今尚未終結。其後在動盪中死灰復燃的塔利班,目前更控制了全國超過4成領土,與現任賈尼(Ashraf Ghani)政權仍處於對恃狀態。一邊打、一邊與美國勢力和談的塔利班,甚至揚言將杯葛阿富汗今年9月的大選。

 

如今的阿富汗不只有塔利班,加上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L Khorasan,ISIS分支)日益壯大的安全威脅——一雞死一雞鳴,時至今天,阿富汗的和平依然遙遙無期。

 

參考資料:

 

Linschoten, A. S. van, & Kuehn, F. (2011). Separating the Taliban from al-Qaeda: The Core of Success in Afghanistan. Centre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COTTEY, A. (2003). Afghanistan and the new dynamics of intervention: counter-terrorism and nation building. SIPRI Yearbook 2003,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原文刊於UDN轉角國際,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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