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N轉角國際特約】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發展史：從南北戰爭遺毒到「捍衛州權」成為種族歧視的藉口

軟性的制度性種族歧視，以至更極端的新納粹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假借「紀念歷史」去威脅和傷害其他國民，歸根究底出現的原因，還是因為美國依然未能夠表裡如一地正視自己國家仇恨的歷史。在這一點上，相比起自詡發達國家領袖的美國，反倒是真正受過納粹主義荼毒的德國和歐洲諸國更先進得多。

即使比不上歐洲的千年傳延，美國短短二百多年的國家歷史，卻是人類史上記錄最全面且廣泛的。從獨立建國，到内戰和近代，每一個歷史關鍵的轉捩點都有大量可靠的史料。於是，在高舉邦聯旗幟的時候，近代的美國保守主義者總是不忘提醒旁觀者，他們不過是在「銘記内戰歷史」，甚或「支持州權」；在新納粹黨員、三K黨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們（ White Supremacist ）公開攜帶自動化武器兼發表具攻擊性、威嚇有色人種的言論，他們又會搬出美國憲法第一和第二條，提醒批評者這些人不過是「履行憲法給予的權利」。

可是，正是同一群人，在關鍵的種族問題歷史上，集體患上局部失憶症；從美國内戰開火的種種原因，到20世紀初期美國社會廣泛對法西斯主義的親近，再到近代由黑人民權運動所提出的制度性種族歧視等等，都似乎是這些保守主義者想盡辦法回避的。

的確，蓄奴問題不過是美國1861年内戰起因之一，但是維持奴隸制度與否的問題早在19世紀初期已經萌芽，讓美國隨著擴展疆土的脚步而一步步加深裂痕；而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極端保守主義的氾濫，對外和法西斯德國的親暱、對内讓白人至上主義者以及三K黨員在各級政府任職的歷史、以及近代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帶領的平權運動後，依然陰魂不散的制度性種族歧視等等，那些自詡持平，將「維護歷史」宣稱為己任的保守主義者卻總是視若無睹。

歷史可以讓人知興替之餘，亦可以讓一個群人在他們所推崇的歷史明鏡前顯露原形——有鑒於美國今日可見的種族問題引致的分裂，這段過去已經到了必須正視，而非僞善逃避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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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内戰：林肯未竟的解放大業

第一群黑奴在1619年被賣到維吉尼亞州的英屬北美開荒地後，為美國一直悶燒不息的種族主義問題掀開序幕。19世紀由於美國聯邦中的北方州份逐步工業化，在蓄奴問題上，與南方主產棉花、勞動力密集的農業生產模式產生根本上的分歧。

1828年，美國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推出了「憎惡關稅」（Tariff of Abominations），大幅提升關稅保障北方工業，以對抗歐洲的低價傾銷；但這卻讓依賴進出口的南方經濟大受打擊。在美國西北區早早廢除奴隸制度推行自耕經濟、東北部自主工人進入工業資本市場後，南部黑人蓄奴、封建地主階層和莊園農業所構成的經濟共同體，開始受到發展分歧的壓力。

此時，「南農北工」的問題尚可在聯邦格局中，用「南部／蓄奴州與北部／自由州」的立法框架解決，透過「密蘇里妥協」將蓄奴州限制在北緯36.5°之下，以確保國會不會被任何一方代表壟斷。但隨著聯邦西進並納入更多獨立土地，聯邦體系內的二元格局已難以平衡，例如1846年佛羅里達州和德薩斯州的加入，就令國會向南方傾斜。二元格局頓成南北政治角力，造就各方積極拉攏新進州份成為蓄奴州或自由州，埋下日後衝突的種子。

美國社會於19世紀中進入名為「第二次大覺醒」的宗教復興運動，各地教會（尤以北方為甚）積極向社會提出有待解決的道德問題，備受關注的黑奴死結自然化成眾矢之的。於1852年出版，至今仍家喻戶曉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就是由廢奴作家哈里特．斯托（Harriet Stowe）受牧師父親啟發而奮筆書寫的黑奴哀歌。此書的普及風行立刻引起南部擁奴份子的反彈，激化本已矛盾的聯邦社會，令對立旗幟鮮明、未來道路混亂的美國更走極端。

從政經版圖至社會民生，第16任美國總統林肯肩負調和國家路向之重責。當時，南部州份對北部聯邦的信任幾近破產，而共和黨的林肯當選彷彿是宣告內戰的喪鐘時刻。1861年選戰過後，七個南部州份立即表示脫離聯邦。即使林肯放棄一貫的反奴立場試圖安撫南部，象徵路線分野的內戰早就在南方打響頭炮。

後人對內戰的理解主要建基於1862年的《解放奴隸宣言》，當中肯定黑人自由身份和共和黨在內戰中的合法性，亦為後來〈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提供立法基礎。在1865年通過國會的第十三條修正案確立全國各地再無奴隸制，並將內戰定調為南北廢奴討論的最大解放。然而在内戰中，林肯的重點並不在此，對於他來説透過戰爭防止聯邦進一步崩盤瓦解，才是主要戰略目的；他甚至在宣言發表前一個月寄予紐約論壇報編輯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信中提及：

“如果不釋放任何黑奴就能挽救美國，我會去做；如果解放黑奴能挽救國家，我會去做；如果解放部分黑奴、保留部分黑奴能挽救國家，我也會去做。”

的確，林肯個人同情黑奴問題。但另一方面，林肯當選之後對南方討好無甚效用的尷尬，也讓他急需一個道德高地去維護統一美國的主張。故此，林肯在政治的迫切性下另闢《解放宣言》的道德號召，吸引支持者投靠北軍，帶著釋放陳舊制度的姿態回擊掌握黑奴經濟的南方。本來半信半疑的北軍，在戰事中感受到黑人對自身命運的追求，不少軍人亦於戰後轉型為廢奴主義者。

林肯的被動應戰和憂國情懷加速了解放奴隸的進程，但卻沒有妥善處理白人對黑人的憂慮。第一，當時白人普遍擔心大量黑人會搶奪他們的工作，妨礙他們邁向小資中產的美國夢；而廉價勞動力的湧入，將令北方工業城市受到首當其衝的打擊。於是不論南北的白人，對黑人進入經濟市場抱有不可預計的懷疑。第二，種族主義的興起使白人始終不相信黑人享有公平權利；比如路易斯安那州專員威廉遜（George Williamson）曾鼓勵德薩斯州不要放棄「非洲奴隸的福氣」（blessings of African slavery），和其餘南部州份在脫離聯邦後堅守奴隸制度的必要性。在種族和經濟的考量上，林肯立下了修正案、保障了黑人的法律權利，但是並沒能夠驅散在白人心中，對黑人根深蒂固的恐懼。

林肯上任後五個月的南北內戰，縱使讓他能在歷史上留下解放者的英名，背後連串19世紀以降的解奴罪債，卻沒有隨之煙消雲散。一個被逼開戰的總統、一場半吊子的落幕，使解決白／黑人社會的盤根錯節落在戰後的重建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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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權的鬼影：暗藏種族歧視的心機

儘管戰後共和黨亟欲短期內團結國家，從1865到1877年的十二年重建大計卻來去匆匆，沒有根本性地扭轉黑人在南部諸邦的不利位置。林肯突如其來的遇刺，將時任副總統安德魯．詹森（Andrew Johnson）推回分裂邊緣的緊張思維。

為了避免聯邦再度陷入內戰輪迴，在一眾共和黨員的極力反抗下，詹森竟把廢奴成果推倒，在1865年重新容許南方州份立法維持黑人的隸屬身份。而大部分反對詹森的共和黨激進派，在一年之後的選舉重新掌握國會，動用一切政治力量通過〈1866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866）和〈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以力保黑人公民受到法律保護。

及後，他們又聯手第18任總統兼内戰北軍英雄尤利西斯．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動用陸軍在南部諸州建立直接管轄區，用戒嚴手法保障黑人選民的權利。躁動激進的改革綱領從教育機構、稅制、公共體系等方向著手。不巧的是，共和黨的傳統支持基礎卻因在1873年遇上經濟蕭條，連同基建營造失利而被消弱，引起南方州份對北方的反彈。1874年，共和黨於國會改選中失去96個議席，一敗塗地；兩年後實行種族隔離的吉姆．克勞法（Jim Crow laws）更宣告廢奴重建的任務壽終正寢。

於是，在內戰後賦予非白人族裔的法律保障，淪為徒具名銜且實惠不至，黑人的生活品質、教育和基本福利依舊殘缺，全民投票參政僅是紙上談兵而已。後繼無力的重建風潮持續燃點南部對有色人種的既有歧視，暗地蟄伏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仍在伺機反撲。

內戰結束後由一群退役老兵成立的三K黨，在南方繼續反對共和黨廢奴主張。起初，他們最主要的目標是拒絕改革憲法和繼承白人至上主義，認為北方直接傷害了南方州份的自主權。隨著黑人權利日益上升，三K黨開始以暴力私刑到處獵殺成千上萬的黑人，直至於1871年被政府宣布違憲取締。但即便如此，三K黨的遺毒依然根深在南部地區，間接促使後重建時期對擁奴主義的強烈響應。

雖然三K黨在被宣佈違憲取締後，暫時消失於普羅大眾的眼中，白人主義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在20世紀初卻重新號召狂熱信徒上街。經歷改革失敗、意識型態衝突、以及一次世界大戰危機，第二波三K黨運動從純粹對黑人的敵視進一步固成為以新教徒為中心的排外主義。三K黨自比國家的道德警察，對天主教徒、亞洲人、猶太人和少數族群施行暴力攻擊，聲稱慎防優越的國家文化受到外來人的沖淡。

在堅守血緣正統的「大義」下，南部蓄奴傳統和白人至上主義再一次成為聯合戰線，推動走向極端保守的單民族國家浪潮。內戰後北方處理不善的遺緒，將成為白人主義者老調重彈的反多元論述，而其主張甚至在二戰後，獲得第三波推展的機會。

當「捍衛州權」成為種族歧視的藉口

二戰，對白人至上主義者（ White Supremacist ）來説，訴說的不是戰爭的殘酷，而是指引了他們納粹黨做為國家救贖的「明路」。

如同前循道宗牧師衛斯理（Wesley A. Swift）備受反猶主義啟發，在20世紀40年代左右開辦提倡種族主義的「耶穌基督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Christian），宣稱只有歐洲白人才有機會接觸耶穌福音；而一位名為威廉．蓋爾（William P. Gale）的二戰軍人信徒，因極端反對政府提倡民權運動，而成立民間武裝組織「Posse Comitatus」（意為國家的力量），大力主張幫助黑人等於是國家僭越道德底線，而民間有理透過武力「改正」國家的違法行徑。

同時，從德國納粹的反猶主義衍生出的恐懼，亦慢慢被白人至上組織挪用，作爲「保護」自身社群武力的合法藉口；再加上美化內戰時期南方白人至上社會、以及對廢奴北方的抗拒，美國白人種族主義於是糅合出一套包含國族主義和歷史餘恨的社會憧憬。

日前發生在在夏綠蒂鎮的白人至上主義遊行，其中一個口號就是：

“猶太人不會取代我們。”

當昔日南部對蓄奴的堅持，被扭轉成維持體制純潔的行為，而非一個根本上道德錯誤的行為，就不難想像白人至上主義者會用「捍衛州權」，作為內戰開打的理由，刻意淡化奴隸的關鍵角色，並把內戰搬弄成州捍衛自己權力，對陣中央強勢聯邦政府的戰爭。

白人至上主義的歷史根源，在其信徒眼裡便無縫焊接在時空錯置的內戰脈絡之上——南方開戰是保護白人的最後途徑。

從南方白人對州的想像與期盼，慢慢質化成對南軍邦聯物件如銅像、州旗的膜拜，白人主義者在1950年代方把內戰囊括在種族論述中。尤其在第34任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任內對黑人組織的親近力挺，地下活躍的極端白人分子透過學生團體、社區組織甚至在賽車比賽上高舉南軍文化，大幅使用邦聯州旗和軍人儀禮，在內戰記憶中與主流論述抗衡。

白人主義者除了用文化緬懷南軍的英勇作戰，更創出一套白人勇於持守奴制的神話。如史學家布萊特（David Blight）的觀察，這些信徒在大眾文化下有意地崇拜邦聯州旗，令內戰變異成南北軍人維持各自權益的州權之爭——內戰不再糾結於廢奴問題；而重建計劃則是刻意摧毀南邦的復仇計劃。

幾經數十載，白人主義者為內戰染上弔詭的州權論色彩，而捍衛南部內戰遺物則成為白人主義的當代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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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的後果：延綿到近代的制度性種族歧視

尾大不掉的種族問題，到此於是成爲了積極政客試圖回避、馬基維利派的政客，企圖操作的主題。直到經過二戰這個外來因素洗禮之後，種族問題方再次成爲一個有政黨偶然試圖去「解決」，而非獲取選票的社會議題。

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於是從内戰以後一直在公衆的眼皮底下進行著，直到60年代才稍有改變，但就算是我們身處的2017年，距離真正的平權依然遙遠。

首先，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為這種結構性矛盾添磚加瓦。内戰以來第一位來自南方的總統——第28屆總統民主黨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是第一個對黑人族群進行政治動員、卻在當選後背棄這個群體的政客。

威爾遜在許多方面，比如美國工人權益以及反托拉斯法等等的進步，確實大有貢獻，但是對美國的種族政策絕對是負面的。他在選舉前擺出開明的姿態，吸引了包括杜波依斯（W.E.B. Du Bois，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的創建者之一）等黑人領袖的支持，而順利獲得了白宮之鑰。但上任後卻本性盡顯，在華盛頓特區聯邦政府裡，原本内戰結束後所破除的種族隔離政策馬上遭重新樹立，從洗手間到食堂，有色人種和白人一律被分隔開。

而當他被一位黑人平權領袖Monroe Trotter質問時，卻講出「隔離政策是為了黑人福利著想」，這樣一個即便在1914年也是非常不禮貌的回應。

威爾遜的髮夾彎掀起了本就在萌芽的黑人民權運動的反彈，但同時也讓共和黨人看到操作種族議題能帶來的選票，於是在威爾遜之後的三位共和黨總統（尤其是1929年上任的胡佛），都刻意將政策「漂白」、忽略日益無法調合的種族問題，讓共和黨種下了現今被少數族裔摒棄的遠因。

共和黨作為一手廢除奴隸制度的林肯所屬的黨派，在美國内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是黑人投票首選。但是今日的共和黨已面目全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們獲得的非裔美國人選票，自1936年以來已不超過四成，在1964年的〈民權法案〉經由民主黨籍總統甘迺迪之手通過之後，更是從未高過15%。

由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客對於種族問題的態度絕非漠視，而是將它看作既定的歷史一部分。直到民權運動開始以前，利用種族問題引起的分裂去獲利，是一個有意爲之的選擇，而非從根本上解決這種分裂。在這種偽善的態度下，制度性的種族歧視植根深厚，即使是到了二戰之後，雖然民權運動獲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是有色人種身上看不見的枷鎖。

在20年代至60年代，美國黑人受到的待遇雖然日趨改善，但權益始終與白人有頗大的差異，種族隔離政策的影子處處可見，在房屋、教育和經濟三方面影響最深。當時的房屋政策就被認為是對種族隔離合理化和制度化。

*劃紅線（Redlining）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1938年，作為爲羅斯福新政的一部分，美國政府開始推行聯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FHA）並向國民承保貸款保險，目的是透過協助國民置產以刺激經濟，但黑人和少數族群卻在此政策下被視為一項會對房價有負面影響的因素，明顯是要在居住問題上區分白人與非白人：一區適宜投資與否，在當時取決於該區的族裔分佈，而非償還貸款的能力，黑人和其他少數族群（如猶太人）居住的地區會被劃上紅線作識別，代表不宜投資，故又被稱為「劃紅線」（Redlining）。

與此同時，黑人要置產也非易事，當時的發展商會在房契上訂明「不能轉讓予黑人，或供其購買、使用或租住」一類的條款，而且在1948年之前，此舉是合法行為。這些都反映出黑人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是被針對和故意貶低的一群。

二次大戰期間，將近二百萬黑人在工廠工作，佔當時黑人人口約五分一，由於對國家有貢獻，黑人地位得到短暫改善，而且政府也開始有意改善黑人權益。原本有望藉此機會爭取向上流動，但實際上這個如意算盤卻敲不響。因為在戰後，推行的政策雖不再明目張膽地打壓黑人和少數族裔，但卻不自覺地變成偏袒白人，教育政策正是一例。

在給予退伍軍人各項福利津貼的《美國軍人退伍安置法案》（G. I. Bill）推行下，人口基數相對大得多的南方黑人，從該法案中所得津貼不及白人和北方黑人（在1950年，南方黑人人口達一千萬，但其他地方只有不足五百萬黑人），其中一個原因是南方黑人可就讀的學校能提供學士課程的很少，更有超過四分一的學校能提供的最高學歷低於學士學位，導致比例上白人比黑人更能受惠於政府支持而就讀大學，變相令白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比黑人多。

即使該法案的本意是減低白人和黑人之間的差距，結果卻事與願違，反而拉大了差距。換句話說，白人有較高的機會成為白領，相反的黑人大多只能繼續從事低技術或以工業為主的工作，加上國內工業開始轉移到亞太地區，更是進一步打擊了黑人的生計和社會地位。爭取向上流動機會對黑人來說，仿如天方夜譚。

及後隨著大批殖民地獨立，間接激發了美國黑人對自身權利的追求，在50年代開展了一系列爭取平權的運動，並在1968年馬丁路德金的演說成為高潮。然而，有學者發現，1940至1950年間，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收入差距有所拉近，但其後的十年間，收入差距卻再無變動；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更有文章指出，自1954年將種族納入指標以來，黑人的失業率都保持在白人失業率的兩倍。

種種跡象都顯示，即使種族隔離政策在法律上已被廢除，但黑人白人之間的不平等餘毒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