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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N轉角國際特約】末代港督彭定康:中國惱火的「港英喉中刺」

彭定康出走遠東這五年,嘗試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雖然改革最終只有2年壽命,但過程中不但成為他政治履歷中最重要的註腳,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也因他而有所改變,豎立了香港人對政治領袖的標準,埋下了今日中港關係以至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局勢的伏線。

 

在1992至1997年出任最後一位香港總督、香港人䁥稱「肥彭」的彭定康(Chris Patten),在2020年6月中加入了英國的非政府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成為該組織的贊助人。彭定康表明支持香港人追求自由,也認為倫敦對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人負有道義責任。

 

在此之前,彭定康亦與共事多年的黨友、英國前外相聶偉敬(Malcolm Rifkind),聯手找來來自全球43個國家及地區、超過900名現任及前任國會議員或官員(截至6月19日),一同聯署譴責中國人大訂立《港版國家安全法》這個舉動,是「明目張膽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彭定康在2014年9月香港「雨傘運動」前後,便多次接受傳媒訪問和在報章撰文評論香港事務,多番聲援港人追求民主自由,呼籲北京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但大多是字眼或精神上聲援港人,立場大致溫和,更明言不支持港獨;但當中國人大宣布草擬港版國安法後,他積極拉攏西方政治人物支持港人訴求,又呼籲七大工業國(G7)聯手反對北京訂立港版國安法,與香港人同一陣線。

 

眾多西方國家政府及政治人物支持香港人,反對北京的舉動,明顯是因為美國向盟國施壓,但筆者亦不敢斷然抹殺彭定康的熱心舉動。彭定康自1966年起從政,1979年首次擔任英國國會議員,至2004年卸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專員,外界對其接近40年的從政印象和評價,大多來自其5年的港督任期。

 

彭定康不像以往的港督,本身沒有涉及中國以至英國殖民地事務的歷練,出任港督一方面是要執行英國移交香港主權予中國前的「光榮撤退」任務,另一方面他把握了這個罕有「執政」機會,向香港人、北京以至國際社會顯示其政治手腕和風趣幽默作風,在英國保守黨政府支持度不斷下滑期間,在地球的另一方繼續垂範保守黨人的政治風範。

 

彭定康出走遠東這五年,嘗試在香港推行政治改革,雖然改革最終只有2年壽命,但過程中不但成為他政治履歷中最重要的註腳,香港人的政治意識也因他而有所改變,豎立了香港人對政治領袖的標準,埋下了今日中港關係以至國際社會關注香港局勢的伏線。

一切由敗選開始

 

彭定康1944年出生,成長在倫敦一個祖先來自愛爾蘭的天主教家庭,1965年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 College)畢業,主修現代歷史。他在1966年加入保守黨,直至1979年於巴斯(Bath)選區勝出英國國會選舉後,才正式步入英國政壇主流。

 

年輕有為的彭定康平步青雲,1983年便擔任政府的政務次官,其後晉升至國務大臣。1989年7月,他終於獲首相兼保守黨黨魁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賞識,加入內閣出任環境大臣,負責當時極受爭議的人頭稅(poll tax)政策。此政策加上戴卓爾夫人與歐洲國家關係鬧僵,迫使戴卓爾夫人在1990年黨魁選舉期間辭職,結束她超過11年的首相生涯;而彭定康與戴卓爾夫人的政敵夏舜霆(Michael Heseltine),連同時任財相馬卓安(John Major)和時任外相韓達德(Douglas Hurd),被指是「倒閣四人組」。

 

馬卓安接任戴卓爾夫人的首相和保守黨黨魁一職後,迅即委派彭定康擔任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以及保守黨主席(英國政黨是政務和黨務分開,保守黨主席是該黨的黨務負責人,而彭定康當時的任務,是為保守黨統籌1992年的英國國會選舉)。

 

彭定康不負所望,成功扭轉保守黨被人頭稅政策拖累的劣勢,助該黨在選舉獲得過半議席,但或許因為過份關顧黨友的選情,忽略了自己的選區,彭定康最終意外不敵自由民主黨候選人,成為該屆選舉其中最冷門的戰果。

 

馬卓安成功連任前,在國內不但保守黨的支持度一直落後對手工黨,英國在香港主權移交過渡期的過程中,對中國的姿態被指過份軟弱,期間馬卓安更要屈服於中國的要求,在1991年9月親自前往北京,簽署有關中英兩國涉及香港興建新機場事宜的諒解備忘錄。

 

馬卓安將之視為外交失利,結果遷怒於2名力主馬卓安到北京簽署的官員——港督衛奕信(David Wilson)和首相府中國事務顧問柯利達(Percy Cradock),於同年12月決定狠下心撤換二人。當中的港督一職,倫敦意外地未有即時公布人選,繼任人選在1992年上半年懸空了一段時間(衛奕信留任至繼任人選上任為止)。當彭定康敗選後,馬卓安委任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安撫這位48歲的親密黨友,也力圖重振英國外交的聲譽。

 

當時不少傳聞認為,假如彭定康成功保住議席,有望在馬卓安的內閣中擔任外相。馬卓安在1999年出版的自傳中,則透露打算在彭定康勝選後任命他為財相。由此觀之,馬卓安對彭定康寄望甚殷,而彭定康在香港的5年不時與中國對著幹,可謂「符合期望」。

彭定康當年成功帶領保守黨在1992年的英國大選獲得過半議席,但失去了自己選區的議席,若果他成功保住議席的話,或會成為馬卓安內閣中的財相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焉知非福

 

二戰後,英國部署陸續撤出殖民地,由倫敦委派的英屬殖民地總督,大致都是執行把權力由殖民政府順利交接至新政府這個任務。彭定康在1992年7月履新擔任末代港督,當時香港的主權已經確定在1997年轉交至中國手上,加上倫敦因中國市場對英資企業有龐大利益,即使發生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也不欲因香港主權問題破壞與北京的關係。彭定康千里迢迢來到香港,理論上可發揮的空間不多,但這個看似雞肋的任務,卻為他改變了一生。

 

彭定康親密黨友馬卓安的勝選蜜月期,只維持了約5個月。英國在1992年9月被金融狙擊手索羅斯(George Soros)成功賣空英鎊,無力在歐洲匯率機制中維持英鎊匯率下限,引發英鎊急劇貶值,衝擊英國經濟。自此,傳媒和民眾對馬卓安的經濟政策不斷失去信心,加上連番施政失誤,保守黨政府民望持續下滑,導致該黨在1997年的英國國會選舉中慘敗,經歷了13年在野時期後至2010年才重新執政。

 

即使彭定康如馬卓安所指出任財相,因現實條件所限,也沒有能力阻止索羅斯賣空英鎊。彭定康不在內閣,避過了保守黨由盛轉衰這一劫,對他個人而言實為「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香港「執政」的五年

 

香港在大英帝國版圖中一直有特別的意義。香港既非澳洲、紐西蘭和加拿大這類理論上是自治領(dominion)、但實質上是獨立國家,自治程度亦不如1959至1963年期間的新加坡自治政府,但倫敦在二戰後不斷給予港督自主空間,在財政和對外貿易上不用事事考慮倫敦的利益,間接促成香港在1997年後在對外經濟關係上仍享有自主權。即使如此,1992年的香港命運早已註定,政治上鐵定在1997年由中國行使主權——究竟彭定康可以做什麼?

 

彭定康抵港履新當日,沒有像以往的港督穿上殖民地官員的官服,相反有如勝選後的政治人物到所屬的選區拜票和謝票,不斷向在場觀禮的觀眾揮手打招呼,使香港人另眼相看。任內5年,他不時到訪民間視察民情,與民眾揮手打交道,聽取民眾陳情社區及生活問題,即場接受傳媒採訪,甚至表現饞嘴的一面,公開「吃蛋撻、喝涼茶」。

 

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彭定康在1993年帶同正訪問香港的時任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一同前往西餅小店泰昌餅家親嚐蛋撻,令該店聲明大噪。事後有說法認為,彭定康公開吃蛋撻是為了因應1857年裕盛辦館毒麵包案,代表香港殖民政府正式向港人致歉。但不論真相如何,他這個吃蛋撻的公關舉動,很多經歷過彭定康任內五年的港人至今仍津津樂道。

 

彭定康參考了英國國會開幕大典上的女王(或國王)致辭,每年10月親赴立法局宣讀《施政報告》,簡述香港殖民政府在未來一年的施政方針。他也仿效英國國會的首相問答,在香港首創立法局答問大會和市民答問大會,親身接受議員和香港人質詢,一方面展示他能言擅辯的才能,也成功拉近港督與香港人的距離,以示自己向香港人負責。

 

吃吃喝喝、表現親民的背後,彭定康在香港其實是要幹一番事業,那就是推動香港政治改革,嘗試在英國和中國之間,盡力為香港爭取政治空間。他在上任後3個月、1992年10月公布政治改革藍圖,增加香港立法局的民主議席,目標在1995年的立法局選舉中實踐。

 

為了達成這個艱鉅任務,彭定康找來舊下屬、綽號「大龜」的戴彥霖(Martin Dinham),以及年僅27歲、綽號「細龜」的黎偉略(Edward Llewellyn,現任英國駐法國大使)擔任他的兩名私人助理,再配合新聞秘書韓新(Mike Hanson,中途離任,由麥奇連Kevin McGlynn接任),和駐香港多年的學者、綽號「魔僧」的顧汝德(Leo Goodstadt),組成又稱「心戰室」的四人幕僚團隊,把輔助港督施政多年的殖民地事務諮詢組織行政局(現稱行政會議)視作花瓶,束之高閣。

 

彭定康在英國經過多年選舉歷練,也擔任過內閣成員,他把民選政治人物的作風帶到香港,使從未體驗過真正民主制度的香港人,感受到類似民選領袖的問責執政,一改以往香港殖民政府高高在上、與香港人保持距離的封閉風格。

 

近年解密的英國檔案顯示,中國反對英國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客觀上是為了確保中國在1997年接收香港主權時,香港殖民政府的開明專制特色能夠保留至1997年後為中國所用,防止民主的香港社會改變中國民眾思想,動搖中共政權。彭定康當年嘗試在香港推進民主,舉動進取,自然引來中國激烈反彈。

彭定康任內提出了「新九組方案」,令他被魯平斥責是「千古罪人」,還經常受到親中傳媒謾駡、抹黑和嘲笑,他但認為:「如果抱持自由社會的信念,便要接受這是政治氣候本質的一部份。」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中國一心以為能從英國手上順利取得香港主權,怎料殺出彭定康企圖在香港推進民主?時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公開斥責彭定康是「千古罪人」,自此彭定康與新華社香港分社(當時為駐港的中國官方代表機構,2000年改稱香港中聯辦)社長周南和副社長張浚生經常為香港事務隔空開火,唇槍舌劍,蔚為奇觀。

 

一直以來,倫敦的中國事務官員和歷任港督,對中國的認識大多只停留在東方主義的視野,對中共的談判作風和思維模式一知半解。他們在地緣政治利益上,經常懼怕中國會隨時派兵奪取香港主權,結果每每處於下風,不是錯過時機取得涉及香港的更多利益,就是被北京洞悉自己的談判底線。

 

中英談判期間的英國談判團關鍵人物、時任英國駐中國大使柯利達(1984年卸任駐中國大使一職後,他分別擔任戴卓爾夫人和馬卓安的中國事務顧問)認為,香港的食物和食水依賴中國供應,加上英軍駐守香港也不可能抵抗中國解放軍;縱使英國在國際法上擁有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主權,一旦新界(佔香港面積最大的範圍)的主權在1997年後轉至中國手上,英國也不可能繼續有效管治下去。

 

柯利達因此說服戴卓爾夫人放棄香港主權,換取中國不單獨對香港主權有所行動,期間為香港爭取最大的利益。

 

中國在香港主權問題談判中從未退讓,結果令急於達成協議、解決問題的英國多番退讓,柯利達的姿態最為關鍵。從今日的角度看,柯利達早在談判初期已被北京識破底線,發現英國可犧牲香港主權,來保障英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因此能「主動地選擇被動」,等待英國自行退讓,接受中國的條件和要求。

 

彭定康擔任港督前,從未在外交部供職過,亦沒有在1979至1984年參與過中英談判,對中港事務一無所知,結果這項看似是缺點反而變成他的優點。彭定康沒有中國經驗的包袱,對中港政治的了解全憑「細龜」黎偉略短時間內的研究分析,沒有東方主義的幻想和距離感,加上沒有連任的壓力,使他能擱下包袱為香港爭取有限的政治利益,直接頂撞中國官員。

 

除了魯平外,彭定康每日也被香港的親中傳媒謾駡、抹黑和嘲笑,但他仍處之泰然。他在2012年接受香港電台節目《頭條新聞》訪問時,憶述當年雖然不斷被香港的親中傳媒極盡能事抹黑嘲笑,但認為:

 

如果抱持自由社會的信念,便要接受這是政治氣候本質的一部份。

 

彭定康惹來北京震怒,是因為他在中英雙方協調、有關香港立法機關民選議席數量逐步增加的計劃中,在方案中修改為有利民主派的選舉方式,不能令中國提早在選舉制度中取得優勢。

 

他的政治改革方案(又稱「新九組方案」),最終在1994年6月驚險獲通過,但因為中國激烈反對而不能跨越1997年,只能在1995至1997年期間實踐。他被中國官員嚴詞斥責違反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違反《基本法》銜接的原則、以及違反中英兩國政府以七封書函達成的秘密協議,簡稱「三違反」。

 

經此一役,「千古罪人」彭定康與「台獨份子」李登輝、西藏「分離份子」達賴喇嘛十四世「齊名」,成為至今中國官方的眼中釘。

 

香港的傳統親中派傳媒以往喜歡形容彭定康代表「英國人撤走時埋地雷」,破壞香港立法機關在1997年前後順利交接,也縱容房地產價格高漲,導致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房地產市場大崩潰。如果要在施政上挑骨頭,彭定康未有推出嚴厲替施壓抑香港房地產泡沫,可說是他任內少數的敗筆。

 

精神病院的告別贈言

 

香港現時的政治空間不斷被北京收窄,得到親中政治人物和權貴支持。很多人、特別是年輕人發現,彭定康出任港督期間,似乎早已預視這個情況終有一日出現。

 

彭定康在1996年發表出任港督以來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到:

 

我感到憂慮的,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裡。」

 

北京在1997至2002年期間未有過份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管治,香港人起初對彭定康這番說話不以為然,但隨着北京伸入香港的手慢慢越伸越深,香港人終於明白——真正侵蝕香港自由社會的,是被北京引誘而出賣香港利益的權貴。

 

2014年8月31日,中國人大宣布通過俗稱「八三一方案」,正式否決港人對2016年立法會和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的所有民主改良訴求,這亦是同年觸發「雨傘運動」的核心原因。當年的9月初,彭定康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憶述在卸任前數個星期,曾到訪一個精神病院,裡面有個穿了整齊三件頭西裝的病人,很認真的問他:

 

你經常告訴我們,英國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國家。那麼你如何解釋你未有徵詢香港人的意見,便把香港送交至世界最後一個極權政府?

 

即使當刻身處精神病院,彭定康回憶起來,認為那是自他在香港以來聽到「頭腦最清醒的提問」。他直言該病人頭腦太清醒了,自己回答不了,但認為「當年他的政府能夠多做一點,以回答這條問題」。

 

1997年6月30日傍晚,彭定康的告別演辭提到「香港人現在能夠管治香港」,但他的心裡從來不相信中國會容許港人治港。

 

少小離家老大回

 

在香港主權移交儀式上,坐在彭定康身旁的不再是當初委派他來香港的親密戰友馬卓安,而是剛剛在兩個多月前帶領工黨在英國國會選舉大獲全勝的貝理雅(Tony Blair)。那時候,44歲的貝理雅率領工黨革新了被保守黨控制了18年的英國政治氛圍,保守黨陷入低潮。

 

53歲的彭定康挾著在香港累積的高人氣、返回英國政壇後,發現物是人非,黨友已移席至反對黨的座位,英國政壇不再是他們的時代。

 

彭定康的天主教信仰,加上出色的外交手腕和親歐立場,首先獲貝理雅政府委派在1998至1999年出任「北愛爾蘭警隊獨立調查委員會」主席,負責改革北愛爾蘭警隊,其後再獲貝理雅政府推薦,在1999至2004年出任歐盟委員會對外關係專員(此職位經過合併後,現名為「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60歲的彭定康完成了在歐盟的任務後,先後出任牛津大學校監和英國廣播公司信託基金主席,不時以保守黨元老這個身份在英國脫歐議題上發聲。

 

「攬炒」的印記

 

彭定康最掛念的,仍是香港這個遠東彈丸之地。他先後多次重臨香港,期間或多或少總會評論香港政治情況,由2014年起至今,他不時撰文和接受傳媒訪問,支持香港人爭取自由,批評香港政治制度倒退,批評北京破壞香港人應有的權利,而且語氣一次比一次重,逐一應驗在出任港督時對1997年後香港的預言。

 

自2019年6月以來,香港人由反對「送中法案」開始,不斷遭受北京的國家機器壓迫,同時不斷求助外國幫忙對抗中國,促成了是次北京訂立港版國安法的動機。彭定康當年單打獨鬥,幾乎是唯一西方政治人物公開對抗中國;如今香港年輕人前仆後繼抵抗中國打壓,能否獲得國際社會同情?

 

香港年輕人這種「攬炒」(即「玉石俱焚」的意思)的決心,其實彭定康在1996年發表的《施政報告》結尾部份,冥冥中已有所預示:「在我看來,香港一直在生活中實踐(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的信條:『寧化飛灰,不作浮塵。寧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不伴寂寂朽木,默然同腐。寧為耀目流星,迸發萬丈光芒;不羨永恒星體,悠悠沉睡終古…』

 

「…前路不管有何挑戰,都不會使這顆流星飛墜,使光華從此消逝。我深願香港能奮然而起,征服未來,到時候,歷史也必為之動容,起立喝采。」

 

(原文刊於UDN轉角國際,作者郭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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