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括而言，歐盟與美國的同床異夢，早已不是新聞。鑑於共同利益，跨大西洋同盟的“死期”尚未到，北約等合作組織仍有一定生存價值，歐美兩大板塊之間總是有議題是可以合作的。問題還是在於，英國莽撞的脫歐公投，將自身捲入美歐的衝突當中，如果當初留在歐盟，英國還能憑著與美國的特別關係，協助雙方進行交流，保持自身在跨大西洋同盟的獨有位置。可是如今一切已成定局，英國在面對美國及歐盟的兩難局面，就只能自求多福，承襲聯合王國的偉大傳統，好好掙扎求存。
民粹主義總統特朗普的敗選，最大的輸家並非在遠東叫囂的華人信徒，而是一直以為可以在脫歐之後回歸英美“特殊關係”庇蔭的小英格蘭人們。聯合王國的戰後國際政經地位很大程度係於鏈接大西洋兩端歐美的樞紐地位，脫歐本身就是通往毀滅此一角色的一大步，如今雖然距離脫歐過渡期死綫剩下大概兩個月的時間，但無論英國首相莊漢生（Boris Johnson）能否如願以償和歐盟達成貿易協議，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努力地鞏固歐美之間嫌隙和根本政經利益衝突的背景下，客觀上英國的影響力本已消弱許多。而美國在拜登上臺，希望重返多邊主義，起碼和歐盟在特定議題上達成合作的現況下，倫敦保守黨政府在聯合王國失去連接歐美功能而被邊緣化，可以説是堪比希臘悲劇的自作自受。
所謂的跨大西洋合作，是由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與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刻畫基礎，再由列根（Ronald Reagen）和他的政治「靈魂伴侶」- 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rcher）聯同初步整合成功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所勾勒出，包含美國，英國和歐洲的所謂“西方世界”。而伴隨著特朗普四年對歐美互信的破壞，倫敦政府在脫歐談判中展示的無能和天真，英國脫歐這個既定事實是這個系統邁向腦死亡過程的一個注脚。
目前歐盟、英國及美國在不少重大議題，例如數據運用規範、農產品標準以及外交政策路線等上存在著重大分野，即便三方願意有條件地就著一些全球性議題例如氣候暖化、打擊恐怖主義和維護國際人權公約等加強合作，跨大西洋合作平台都難以重返於經濟、軍事以及全球議題緊密合作的黃金時代。而作爲三者之間國力最弱，又失去了原本粘合劑角色的英國，可以到哪兒呢？
二戰後的自由世界：跨大西洋合作平台的歷史由來
跨大西洋聯盟的起源，由邱吉爾口中-英美的「特殊關係」開始。美國在戰後和冷戰期間的戰略目標在於鞏固歐洲各國去在物質上以及意識形態上抵抗共產主義，而聯合王國當時正是美國在聯合歐洲方面當仁不讓的代言人。
戰後歐洲各國傷亡慘重，經濟情況有如一潭死水，不但德國由於戰敗後美蘇冷戰對立而一分為二，其他西歐列強亦都自顧不暇，希望能夠借儘快修補戰爭傷痕，促進國家復甦。此時此刻，同盟國（Aillies）當中亦都出現分裂聲音，由於軸心國（Axis）不少成員來自中、東歐國家，例如保加利亞、匈牙利及南斯拉夫等等。蘇聯在重建國家之際，亦都將目光放到上述前軸心國之上，借此擴闊勢力版圖。英美兩國對此抱持懷疑態度，即便戰後各國開始組織國際合作平台，組織跨大西洋同盟，對抗未來外交挑戰，亦應當是刻不容緩。英聯邦國家以及美國的緊密同盟就在此時應運而生，不論是在1947-1948年簽訂的「英美協定」（UKUSA，後來的五眼聯盟），或者是1958年兩國簽下的「英美共同防禦協定」（US–UK Mutual Defense Agreement），均保障了兩國互相分享軍事情報的權限，甚至在核武器研發上合作。兩國的緊密連繫，在列根和戴卓爾年代進一步昇華至更高層次，之所以說兩者是靈魂伴侶，原因在於，列根經濟學（Reagenomics）與戴卓爾主義（Thartcherism）在意識形態上相當契合，兩者都希望將國家的政治光譜推向右翼，極力推崇自由市場經濟（Free Market Economy），配合社會保守主義（Social Conservatism）政策，穩定國家發展。兩國的經濟連結，就在此時結下不解之緣，而且受惠於北約（NATO）及先前的軍事協議，美國在及後的福克蘭群島戰爭等中亦站在英國一方，雙方關係牢不可破。即便英美關係在後冷戰時期和伊拉克戰爭當中迎來兩大結構性轉變，先是兩國在北愛爾蘭問題上的統一立場，繼而就是跨太平洋的地區安全，仍然無阻後來克林頓、喬治布殊、以至奧巴馬，與英國首相馬卓安和貝理雅等的緊密合作。
然而，歐洲大陸對與美國的跨大西洋同盟，相對的，感情卻更為複雜。戰後歷史上，德國一直在路綫上頗爲親美，但法國的態度從來就堅持歐洲有自己一套，不過是在某些價值上可以和美國作平等的合作，但這種合作不應被理解為盲從。
基於共同普世價值幫助建立國族認同的成就，西德以及美國在於戰後站於同一陣線，加上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經濟補助政策，讓德國不論是人民還是領袖對於美國本來就長期有著極大支持。而法國雖然算不上美國的堅實盟友，但正如前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在1965的一個訪問中指出，當世界自由受到挑戰，美國與法國將會堅定不移，共同面對。所謂的“戴高樂主義”，核心終歸是法國支持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和對抗共產極權的威脅。由此，雖然在許多細節上戴高樂以降的巴黎政府和華府的關係並不一定非常友好，在冷戰中亦都堅定站在資本主義陣營一方，對抗蘇聯帶領的共產主義陣營抬頭。而北約作為跨大西洋軍事合作的重要平台，由美國牽頭，再有英國、法國共同簽訂的合作條約，令到法美兩國的政治關係更為堅固。直至2003年伊拉克戰爭一役，令到德法兩國完全意識到，美國並非真心信奉多邊主義，而是利用國家本位，謀求最大利益，小布殊所提倡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路線，完全沒有顧及發動伊拉克戰爭後所觸發的中東安全危機，反而令到歐洲盟友，在未來十數年，面對著美國撤軍後的「軍事黑洞」。儘管英國的存在，為1970年代初進一步整合的歐洲共同體「穿針引線」，與美國打好關係，深化雙方合作，但是聯合王國在伊拉克戰爭上的親美立場，無疑當時已經開始與歐盟領袖出現意見分歧，美國、英國及歐盟的三方合作並不如想像之中牢固。
脫歐後的英國 – 在大國博弈的狹縫當中腹背受敵
當然，英國脫歐並不代表西方歐美之間不再合作，但確實，在布魯塞爾以及華府之間矛盾漸盛雙方都各自統一内部立場和對方討價還價的當下，英國不再有了調解和帶領雙方尋求局部合作的角色之餘，也成爲了西方世界的纍贅。聯合王國的脫歐派一直希望和歐美各自簽訂的貿易協議，在倫敦政府在北愛爾蘭邊境問題上同時觸碰到歐美底綫之後都陷入了膠著，而雖然聯合王國尚存一絲外交上的軟實力，可借道一些更簡約的歐美合作如五眼聯盟和E3等來達成一些戰略目標，但是由於倫敦不但已經沒有了歐盟背書經濟和政治上的影響力，政治上也失去了美國當然的支持，在歐美之間關係上已經失去了主導性。
先談經濟，歐盟和美國，以及英美雙方一直都在尋求達成自由貿易協議的談判空間，即便英國順利脫歐，歐盟仍然會是美國和英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之一，三方如何平衡脫歐後的尷尬局面，將會是對於跨大西洋同盟的一大考驗。歐盟與美國一直以世貿的最惠國待遇標準進行貿易，歐盟進口美國產品的關稅平均大約3.5%，而美國入口歐盟產品的關稅則是大概5.2%。特朗普政府一直希望就著歐美自貿協議達成初步共識，擴大雙方貿易關係。然而，歐美兩方仍然在於政府採購（Government Procurement）、數位貿易、貿易規範以及產品地理標誌問題上爭持不下，加上特朗普政府不斷威脅歐盟，揚言一旦貿易協議談判破裂，便會向歐盟貨物（包括農產品等）開徵關稅，導致歐盟難以信任美國政府誠信，自由貿易協定一直未能實現。即便歐盟與美國的經濟關係持續緊張，英國一方亦都難以從中取利，位置可謂相當尷尬。首先，歐盟與英國的貿易協議談判已經進入尾聲，雖然有賴於歐盟談判代表巴尼耶（Michel Barnier）和英方首席脫歐談判專員弗羅斯特（David Frost）的積極磋商，英方早前答應重新投入對話，巴尼耶及歐盟團隊亦曾出訪倫敦，務求在十一月之前，得出兩全其美的貿易協議。但是最近消息指出，莊漢生政府和歐盟就著海上捕魚問題爭持不下，聯合王國多番篾視國際法律，導致歐盟失去耐性，愛爾蘭總理及外長更警告英國需要放下身段，與歐盟合作，否則後果自負。如此看來，歐盟不太可能與倫敦政府達成「加拿大模式」的貿易協議。而失去最大的貿易伙伴，對於疲弱的英國經濟而言可謂不堪設想。再者，拜登的潛在勝利，更為英美貿易協議磋商帶來更多不穩定因素。早前英方提出的「內部市場法案」（Internal Market Bill）已經多次觸碰美國底線，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向莊漢生政府作出警告，如果英國違反在衆議院内有兩黨共識的《受難日協議》，英美貿易協議談判必定會被否決。再者，就算是英國本土也並非沒有反對美國提出的協議的聲音，因爲美國希望在英美貿易協議當中，為本地醫療企業打進英國市場，此舉明顯侵犯NHS國營醫療系統的獨立性，而英美雙方亦未能在此達成共識，故此自由貿易協議遲遲未能達成。
當然，即便歐盟、英國及美國三方關係如何惡化，北約組織仍然會是未來主要的跨大西洋軍事合作夥伴。誠然歐盟希望發展自身區域性防衛機制，填補特朗普發展單邊主義後的政策空洞，德國外長克朗普（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在日前表示，歐盟仍然需要美國支持，保護地區安全，證明跨大西洋同盟仍有一定生存空間。雖然法國總統馬克龍等一直希望歐盟能夠利用主權框架，設立地區軍事防衛機構，脫離美國保護，促進區域自主發展，但是鑑於歐盟專注發展的永久防禦合作框架（PESCO）仍未成熟，歐盟短期內仍然難以單靠自身力量，抵禦各種軍事挑戰。如此一來，歐盟仍然會在北約參與合作防務，而英國作為歐洲區及跨大西洋同盟的一份子，真的能夠與歐盟保持距離，獨立發展安全防衛機制？事實上是不大可能，雖然英國的軍事力量是歐盟內數一數二，而且北約基礎架構仍然會對英國防務作出支援，可是在英國退出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後，英國難以取得最新安全情報，而且英國軍事企業亦會失去歐洲市場及歐盟金援，在拜登上台再次推動多邊主義之際，倫敦政府這種逆向操作，無疑是令人感到擔憂，更遑論重新成為一等大國，重建大英帝國光輝歲月。英國的當務之急，反而是要在未來中美歐三強鼎立的局勢之下，找到世界上二等國家的生存模式。
當然，通過五眼聯盟，或者是E3模式（德、法、英），英國外相藍韜文Dominic Raab還是發掘到在後脫歐時代之中，聯合王國參與國際治理的潛在模式。無論是在人權問題、環境保育，以及其他全球議題，英國將會游走於以上兩個主要回應模式當中，填補離開歐盟後的話語權真空。可是，問題仍然在於英國不會在這兩個組織中取得任何主導地位，要不跟隨法、德兩個歐盟巨頭的政治立場，還不就要緊跟美國意見，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存空間，而這一點，亦都令到英國失去以往在跨大西洋同盟中地調和地位，實屬進退失據。
總括而言，歐盟與美國的同床異夢，早已不是新聞。鑑於共同利益，跨大西洋同盟的“死期”尚未到，北約等合作組織仍有一定生存價值，歐美兩大板塊之間總是有議題是可以合作的。問題還是在於，英國莽撞的脫歐公投，將自身捲入美歐的衝突當中，如果當初留在歐盟，英國還能憑著與美國的特別關係，協助雙方進行交流，保持自身在跨大西洋同盟的獨有位置。可是如今一切已成定局，英國在面對美國及歐盟的兩難局面，就只能自求多福，承襲聯合王國的偉大傳統，好好掙扎求存。
（原文刊於UDN轉角國際，作者尹子軒、蘇民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