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艾甸塔斯射殺俄國大使這類缺乏組織指導或權威之下進行的行動，顯示了孤立行動者可能認同極端主義，也可能不讚同任何組織的的意識形態。他們和代表某一組織行事的恐怖分子之間的界線在現今國際政治變得模糊不清。孤立行動者襲擊後，極端主義組織可以分析其行為是否有助於目的，繼而選擇保持距離或承認責任。21世紀裏的極端組織因此變得被動，與20世紀裡初的從上而下模式極為不同。
2016年12月19日，艾甸塔斯(Mevlut Mert Altintaş)進入為於土耳其首府 – 安卡拉的現代藝術中心，射殺了正在演講的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 – 卡爾洛夫(Andrey Karlov)。不少人讀到消息，自然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薩拉熱窩事件」，更有不少朋友套用黑格爾的明句：「人民和政府從來沒有從歷史中學習到任何教訓」來推測發生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在為射殺卡爾洛夫事件下結論或預測國際政治的變化以先，讓我們先重看「薩拉熱窩事件」的背景和人物。筆者希望透過比較1914年的歐洲南部和2016年的中亞之地緣政治、極端組織架構和恐怖主義傳遞的形式，來回顧一戰緣起之餘，也可涉獵到個體行動的誘因，與國際政治的結構、意識形態及資訊傳遞之間的關係。個體的行動，特別是孤立行動者(lone wolves)在不同時代的極端組織和恐怖主義的運作下扮演著截然不同的角色，引導著國家與國家、國家與非國家組織之間的互動。筆者認為，「薩拉熱窩事件」和射殺卡爾洛夫一事最不同之處，在於20世紀初和21世紀的激進主義組織之架構形成：上世紀的組織以領導層及其核心思想為中心；本世紀的卻以個體之意志與行動為引領。這種變化為21世紀的國際政治體制帶來更多暗湧和契機。
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安全研究中心主任Bruce Hoffman提出，恐怖主義首先來自法國大革命 (1793-1794)，繼而在現代世界中，被各國根據其法律制度，刑法和政治意識形態，使用不同標準來定義。[1]他指出，恐怖主義為了追求政治目的而，必然會使用暴力。而如果以比較這兩件相差百多年的事件來看恐怖主義和極端組織存在的本質，恐怖主義和它的載體是必然關乎政治、暴力及權力：從追求權力，到獲得權力，以至到利用權力實現政治變革。縱使一百多年的差距做成極端主義組織的運作模式和領導方法極為不同，但兩件事件呈現出，我們必須根據孤立行動者之目的和行動來定義和了解恐怖主義，而不是依靠各國對行動的感覺來詮釋行動者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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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熱窩之緣起 執行指令的個體
「薩拉熱窩事件」發生於1914年6月28日。一名年輕的波斯尼亞塞爾維亞人刺殺當時繼承奧匈帝國王位的法蘭茲·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和其夫人。這名年青人名為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是當時在學的大學生，患有肺結核和其他嚴重病症。普林西普按照激進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 – 黑手黨(Black Hand)的指示和其領袖 – 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維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的情報，進行刺殺斐迪南大公的行動。黑手黨設計刺殺的情節，提供武器並預設了以普林西普自殺作為行動的結局。但在刺殺當日，普林西普自殺未遂，他被逮捕、審判並被判謀殺罪。由於當時奧地利法律不允許對20歲以下的人執行死刑，普林西普被判處監禁20年。1918年4月普林西普因肺結核死於監獄中。同年11月一戰結束，奧匈帝國解體、分裂。
上世紀初極端主義組織嚴謹，領導直接監督下屬、從上而下地導演事件的進程。行為科學研究員認為，生活、自身原因刺激個體採取極端主義組織的意識形態。[2] 普林西普的生活事跡就正正配合了黑手黨預設好的劇本：無法找到工作之餘又身纏疾病，普林西普在學時就加入激進民族主義組織。普林西普因生活的挫敗而期望死亡，使他容易接受極端意識形態影響；而暗殺王位繼承人正正為他的死亡付予榮譽和意義。採納這種意識形態的過程就在一個封閉、內向的群體，由領導核心直接影響、控制行動者的意志。在團體的指揮下，個體的行為目標在於推動集體目標。 縱然組織認真選擇行動者、確定並攻擊目標，事件結果卻可能偏離或超過預期。在行刺斐迪南大公以先，黑手黨並沒有意圖掀起歐洲各國戰事；其刺殺目的只局限於爭取塞爾維亞民族的利益。
這種接受極端主義影響的過程為今天21世紀的我們熟悉；從平民「激進化」成為恐怖分子的例子更是多不勝數。可是如果讀者細看的話，會發現普林西普和艾甸塔斯的「激進化」之差異在於前者是執行指令，後者卻據有獨立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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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戰火之延伸 獨立意志的抗議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調查[3]，艾甸塔斯出生於西土耳其，一個名為索克 (Söke)的小鎮。2014年，艾甸塔斯畢業於伊茲密爾(Izmir)的警察學院，然後被安排在安卡拉的防暴警察部隊執行職務。艾甸塔斯的父母現時則居住在愛琴海岸的艾登省(Aydin)。艾登省既不富有也不貧窮；它曾經是棉花生產的樞紐，卻不及沿海的以弗所和度假城鎮受歡迎。整個土耳其的西部省份以開放自由的政治而聞名；在索克，建築上的塗鴉是瀰漫著超民族主義的元素。
射殺卡爾洛夫事後，安卡拉市長哥錫克(Melih Gokcek)稱艾甸塔斯旨在破壞土耳其和俄羅斯之間新建立的關係，也與在7月企圖發動政變、流亡海外的土耳其回教教士居倫(Fethullah Gulen)有聯繫。但哥錫克的推測仍缺乏證據。
反之，射殺卡爾洛夫與俄羅斯在敘利亞戰事之行動極有關係。首先，射殺卡爾洛夫是在土耳其民眾抗議俄政府後發生的。美聯社報導指[4]，數百名土耳其民眾在12月14日聚集於俄羅斯大使館外，要求停止在敘利亞阿勒頗的軍事行動。抗議者指責和抗議俄羅斯作為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支持者，在敘利亞境內殺了數千上萬的平民。第二、根據錄影紀錄，艾甸塔斯在射殺卡爾洛夫後說：「不要忘記敘利亞，不要忘記阿勒頗，所有參與這個暴政的人都將被追究責任。」這顯示行兇者對在敘利亞的人禍有鮮明的立場。
像艾甸塔斯射殺俄國大使這類缺乏組織指導或權威之下進行的行動，顯示了孤立行動者可能認同極端主義，也可能不讚同任何組織的的意識形態。他們和代表某一組織行事的恐怖分子之間的界線在現今國際政治變得模糊不清。孤立行動者襲擊後，極端主義組織可以分析其行為是否有助於目的，繼而選擇保持距離或承認責任。21世紀裏的極端組織因此變得被動，與20世紀裡初的從上而下模式極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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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組織和國家之探弋
1914年，普林西普在黑手黨的指示下刺殺王位繼承人，成為挑起各國操動不安情緒之藥引，燃起歐洲漫天戰火。2016年，艾甸塔斯射殺外交大使，未明確顯示與任何恐怖主義團體有聯繫，卻可能因對俄政府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不滿而選擇作無聲者的自由戰士。從此來看，21世紀在個體獲得更多資訊和能力之時，孤立行動者對以國家與國家、國家與非國家組織為本的國際政治帶來衝激和不可知性。而不少推測將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朋友，越趨複雜的國際政治體制就需要更仔細的抽絲剝繭了。
[1] Hoffman, Bruce. (2006) Inside Terror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 Weissman, S. H., Busch, K. G. and Schouten, R. (2014). “Introduction to this issue: The Evolution of Terrorism from 1914 to 2014.” Behaviour Science & Law, 32:3, 259–262. doi:10.1002/bsl.2124
[3] The Telegraph, Russian ambassador to Turkey Andrey Karlov shot dead by police officer in Ankara who shouted ‘Aleppo, revenge.’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2016/12/19/russias-ambassador-turkey-shot-assassination-attempt1/
[4] ABCNews, The Latest: Istanbul Protest Blames Iran for Deal’s Failure. http://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wireStory/syrian-activists-bombing-resumes-rebel-part-aleppo-44182417
（ 原文刊於HK01，作者陳民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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