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衛星國的餘影揮之不去；經濟上，封閉的計劃經濟滋生著竊國精英；文化上，中亞伊斯蘭教雕刻著民族的圖騰，抹掉宗教的內涵。卡里莫夫能夠借助這特殊的歷史背景，成功實踐了這套放諸中亞五國皆為準的管治哲學，順利獨佔烏國權力之首達二十餘載。
九月二日，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強人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正式病逝，令國際重新關注中亞斯坦國家的政局發展。強人倒下，是否將伴隨著獨裁政權的壽終正寢，隨之而來就是變天呢？坊間也有不少論者對此窮究，但對於蘇聯解體後烏茲別克發展脈絡的分析，似乎比較鮮見。
解體後的烏國，沿襲了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制度與規範。卡里莫夫的統治之術，建築在蘇共模式上，舊酒新瓶，卻發揮得淋漓盡致。烏茲別克的政治格局，與其他中亞【斯坦國】大同小異，因此亦被稱為「中亞模式」。這一模式，成功令卡里莫夫的政權穩如泰山。然而，「中亞模式」到底具備甚麼特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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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傾軋 分而治之
第一，卡里莫夫在派系體制（Clan System）下，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巧妙地利用各派系間的矛盾來平衡各利益集團，使沒有一方得以獨大。早在蘇聯時期，因為在一黨體制下，不同的利益集團爭扎求存，令朋黨傾軋早已成為常態。因為現時的烏茲別克體制沿襲至蘇聯，讓卡里莫夫加以利用這種環境，使政權穩定。
在90年代到2000年初期的政局上，主要以國家安全局（SNB）局長伊諾亞托夫（Rustam Inoyatov）為首的塔什幹派系（Tashkent Clan），及以內政部（MVD）大臣（Zakir Almatov）為首的撒馬爾牢派（Samarkand Clan）平分秋色。傳統上，烏國這兩大國安機構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有陰謀論者更認為，橫跨九十年代迄今國內發生的事端，均為國內派系之間的角力，例如1999年的塔什干爆炸案，伊諾亞托夫被指是始作俑者，意圖藉此攻擊及詆毀政敵。其實，此兩家分天下的格局，乃為卡里莫夫的精心計算。九十年代，由內政部所控制的警察體系日益坐大，卡里莫夫為了阻止其威脅，便成立國安局，分而治之。
到了後卡里莫夫時期，兩派依然互爭一日之長短。在卡里莫夫生前，被認為是下一任總統大熱的人選包括了來自撒馬爾牢派的總理米爾濟約耶夫（Shavkat Mirziyoyev）以及來自塔什干派的財政大臣阿基莫夫（Rustam Azimov）。這種傳統的派系鬥爭，使沒有一方得以獨大，有助鞏固卡里莫夫的獨裁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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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重新定義的意識形態
第二，官方重新定義伊斯蘭教，並把異己一概歸類為恐怖主義及宗教狂熱分子，使卡里莫夫清除國內政敵的行為合理化。在蘇聯時期，蘇共對的中亞諸國的伊斯蘭教使用高壓與懷柔的政策，以籠略民心。當時成立了中亞穆斯林精神行政中心（SADUM），控制國內宗教活動，確保伊斯蘭教的發展去政治化。但同時間，蘇共又透過嚴格的審核機制，放寬學生赴中東國家交流。雖然在這段時期，極端伊斯蘭思潮如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滲入其中，以致在蘇聯解體後出現一些極端恐怖組織，例如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等等。然而，整個中亞的伊斯蘭教發展脈絡，都趨向去政治化。而民間又把伊斯蘭教當作一種地區傳統，多於一種實在的宗教。
在蘇聯時期的中亞伊斯蘭教發展，為卡里莫夫的統治戰略埋下了伏線。第一，因為蘇聯解體後，中亞趨向動亂不安，例如1992年至1997年的塔吉克斯坦內戰，或是阿富汗塔里班政權的建立，都令卡里莫夫害怕鄰國的滲透效應，使政權不保。
其次，在中亞斯坦國獨立後，人民開始重新找尋其身份定位，使中亞傳統的伊斯蘭教哈納菲派（Hanafi）成為國族身份的重要部分。在這情況下，卡里莫夫便要靠伊斯蘭教凝聚國民，並重構烏茲別克的民族主義，例如把在蘇聯時期聲名狼藉的帖木兒重新結予正面評價等等；同時，卡里莫夫又把異己一概歸為為非正統的教派，官方稱這些為異教徒「independent Muslim」，或是瓦哈比教徒，把一切國內管治問題歸為宗教威脅，並視毗鄰的動盪作警惕，以合理化清除異己的利為。最經典的例子就是2005年安集延大屠殺事件，政府把此示威性質蓋棺定論為一場極端宗教主義引起的事件，但坊間對此事件的性質並未有定案。在中亞伊斯蘭教的背景下，卡里莫夫巧妙地製造這種二分法的群眾矛盾，以穩固其政權。
棉花經濟的血與汗
第三，在中亞頗為流行的盜賊統治（kleptocracy）現像，也有助烏茲別克在政治上形成一種超穩定結構。盜賊統治在政治學的定義，指統治精英階層濫用權力，攫取人民的資產，並且不以管治國家為己任，純粹把國家當作一種生財工具，增加自身的權力與財產。縱觀中亞五國，烏茲別克的盜賊統治為禍尤甚。
烏茲別克的棉花經濟，被視作為計劃經濟下的專門化產業，在蘇聯時期用國家所訂的價格，售予全國作供應。在這種專門化的計劃經濟下，令其棉花產業成績不俗。於二千年初期，烏茲別克每年的棉花產量達到了350萬噸，更位列於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國。
但是，在後蘇聯時期，卡里莫夫把棉花擴大出口至全世界市場，並把國家定為唯一合法向世界市場銷售棉花的中介人。再者，國家更利用超低廉的價格向國內棉花生產者購買棉花，變相使少數精英謀取暴利。棉花生產是一種勞動密集式的經濟活動，工作環境惡劣，奴工待遇更慘不忍睹。而且，農民大多是被束縛在國家控制的合作社（Shirkat）上，在國家土地上進行生產，猶如帝俄時亞歷山大二世解防農奴制之前的景況。
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曾經在一份報告中形容這種中亞國家的狀態：「具有剝削性質的棉花經濟，令這些地區無可避免地滋生專制政權」。盜賊統治使國家經濟停滯、吏治敗壞、社會肥上瘦下、人民無力抵抗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使卡里莫夫政權慚慚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讓權力階層利益得以延續下去。
「守望相助」的監察制度
最後，卡里莫夫利用蘇聯時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合作社模式，再加上中亞傳統鄰里關係的社會規範，建立鄰里互相監察的制度，以穩定政權。橫跨前後蘇聯解體的時期，鄰居皆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媒介。在1920年代，蘇聯在最低的地方層級建立了一個以鄰里社區為單位的合作社，稱為Mahalla。伴隨著蘇聯的計劃經濟，因為物資長期供應短缺，令鄰里之間的互助精神建立起來，努力從事生產，守望相助。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由內到外從家庭延伸到社區。而這種務實的精神，也融入了當地傳統。在中亞，有一種傳統活動稱為Gashtak，意指一群朋輩定期聚集一起在家中舉行以盛宴為主的社交活動。這種地方傳統亦同時融入了中亞伊斯蘭教，使之成為了一套有趣的宗教規範。
到了卡里莫夫上台之後，他把這種規範加強了制度化，在坊間的地方層級成立Mahalla Committee，取代蘇聯時期的合作社，當作對民間進行監視作工具。功能上包括監視有沒有鄰里進行非法的伊斯蘭儀式、祈禱、留鬍鬚、或者集結等等。簡單地說，Mahalla Committee成為了一股道德力量去批判「不守法的穆斯林」。這種監察制度的阻嚇威力，在於針對重視鄰里關係的傳統，破壞異見者的社區網絡，使他們身敗名裂。於是，卡里莫夫便利用這種手段，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有效穩定社會秩序。這些異見者，不只是被人用文革式的批鬥打成為「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更被人標籤為「人民的公敵」。這種恐怖政治的手段，成為了卡里莫夫時期成功維持獨裁政權的特徵之一。
政治上，衛星國的餘影揮之不去；經濟上，封閉的計劃經濟滋生著竊國精英；文化上，中亞伊斯蘭教雕刻著民族的圖騰，抹掉宗教的內涵。卡里莫夫能夠借助這特殊的歷史背景，成功實踐了這套放諸中亞五國皆為準的管治哲學，順利獨佔烏國權力之首達二十餘載。以上「中亞模式」的特徵，會否伴隨著卡里莫夫的逝世，流入歷史的長河中呢？梳理完中亞政治的脈絡後，下一步功夫，就是解答這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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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halid, A. (2014). Islam after communism: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http://thediplomat.com/2016/08/after-islam-karimov-what-next-uzbekistans-succession-question/
(原文刊於 HK01， 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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