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除了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女性以外，運動人士家屬們的角色每每都是事件中的重要一環，卻甚少被提及。他們是別人的太太、母親、女兒，甚至是祖母，而作為政治事件中的家屬，雖然馬上受害的未必是他們，但在外頭過活、面對困頓生活的就是這群女性。正是如同台灣清華大學沈秀華教授提出，暴政受害者的家屬其實也是直接受害者。從阿根廷到台灣，歷史訴説著她們為民主運動的犧牲——轉型正義到來之日，可否也不要忘記他們？
不久前的馬拉松式政治審判，焦點除了落在遭香港律政司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並正式起訴的 47 名香港民主派異見人士，還有在法院外，在眾多記者傳媒簇擁之下，幾位女性家屬，連同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人一同向公眾發言。
女性在政治事件或社會抗爭中的角色常有討論，例如他們的發言及衣著都會成為話題。然而，除了直接參與政治活動的女性以外，運動人士家屬們的角色每每都是事件中的重要一環，卻甚少被提及。他們是別人的太太、母親、女兒，甚至是祖母，而作為政治事件中的家屬，雖然馬上受害的未必是他們，但在外頭過活、面對困頓生活的就是這群女性。正是如同台灣清華大學沈秀華教授提出，暴政受害者的家屬其實也是直接受害者。從阿根廷到台灣，歷史訴説著她們為民主運動的犧牲——轉型正義到來之日，可否也不要忘記他們？
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運動和二二八的政治寡婦們
已故 BBC 記者 Sue Lloyd-Roberts 生前未及完成的著作 <<女性面對的戰爭：及那些敢於抵抗的勇者 >> 中走訪多個國家的女性，其中他在阿根廷，訪問了五月廣場母親運動 (Madres (Mothers) / Abuelas (Grand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的母親及婆婆們，媽媽尋找自己的孩子、婆婆尋找自己可能還在世的孫兒。
1973 年伊莎貝．貝隆 (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 以副總統身份執政，並於翌年成為代理總統。阿根廷反共同盟在政府的許可下，以止暴制亂、重建國家的名義，大肆抓捕及殺害異己，現在可稱為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Sue 的書中描述有很多年輕人一夜間被失蹤 (enforced disappearance)，有些更是一家失蹤，連嬰兒也不放過，這段日子史稱「骯髒戰爭」（Dirty War），至今相信有 30000 人失蹤。
1977 年 4 月 30 日，有 14 位女士開始每週四下午 3 時半就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里斯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遊行。至今四十多年，風雨不改，有好一些已經白髮蒼蒼或行動不便。他們就是拿著失蹤孩子、孫兒的照片，當時政府還為阻止他們集會，限聚令下他們就二人一組遊行。當時社會一片白色恐怖，他們的行動被抹黑成為「瘋女人」，別人不敢跟他們交談，所以受害人只可以跟有同樣經歷的人一同行動。Sue 在書中表示，相對起男性，女性在這些情況更多的投入在尋求公義的過程。尤其男性本身比較多承擔生計，所以考慮生計之重，父親或丈夫在這類漫長地尋求公義的事件中身影就比較少。
到暴政總算過去，八十年代末，五月廣場婆婆草案向國家要求成立基因儲存庫，把自己的 DNA 儲進去，再邀請對自己身份有懷疑的年青人去驗 DNA。 基因儲存庫至 2019 年中已為 130 位人士確認其父母身份，而五月廣場婆婆 (The Abuelas of the Plaza de Mayo) 領袖 Estela de Carlotto 亦是靠基因儲存庫找回自己被送走的孫兒。以阿根廷現時的人均壽命，他們要求這個基因儲存庫至少要運作至 2050 年。
台灣沈秀華教授的書 <<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婦的故事>>，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讓十幾位二二八事件中的寡婦講出夫婿被捕之後的人生。他們的先生被殺，這群太太的生活就頓失支柱，有的還身懷六甲，有的帶著年幼的小孩。他們從此成為寡婦，有些幸好有家人、甚至夫家繼續支持，其家人會幫忙照顧孩子，讓他們出去打工。不幸的就被夫家視為「歹命」。其中一個最令人心傷的故事是這樣的：其中一位受害者的夫人，在丈夫死後仍然被夫家要求和丈夫離婚，以防該女士來分夫家的財產——是為先下手爲强云云。他們當中描述作為政治寡婦，很多人都避之則吉。其中一位是法官的太太，法官被害之後，遺孀在街上見到丈夫生前的朋友就去打招呼，卻被對方無視。中央研究院許雪姬教授就曾以「獄外之囚」來形容這群寡婦，雖然坐牢的不是他們，但他們同樣承受牢獄之災同等的煎熬及難受。
她們的付出不應被忘記
政治迫害多方襲來，亦不知何時才得公允正義。文首提及的這群母親、太太、伴侶，也許未至於中間提及歷史事件中的女性，但他們的情感及故事，當一一被記念。他們的確是某人的母親、太太、伴侶，但也是有名有姓的人，以自己的力量，支撐住暫時沒有自由的兒子、丈夫、伴侶。沈秀華教授在書中的緒論中更提出並肯定這群二二八受難人的家屬，特別是女性 : 「從生活的勇氣與堅強中所長出的主體性」，並非只有個人層面的意義。他們經歷國家暴力，「仍堅忍努力地繼續懷念、工作、重組家庭，並從中肯定自己的生命，撫養下一代，才能讓台灣社會在 1947 年到 1978 年間，長達四十年的戒嚴中，仍能保有有別於國民黨軍國監控下的某些抵抗空間，儘管在當時那樣的抵抗性是相當壓抑的。」他們在國家暴力的逼迫下努力生活，活過了白色恐怖解嚴時代，這群女性堅定而勇敢地出來說出自己的經驗，有他們的貢獻，打穩了台灣的民主基礎。同樣地，亦有學者肯定五月廣場的婆婆媽媽，成為了阿根廷民主運動的核心。
執筆之時，正值婦女節。世界各地最近都有不少抗爭，由民眾而起的反抗之火一發不可收拾。女性在當中的位置，其實很多時無異於男性，但他們的身影卻很少被記住。
女性的地位日漸提升是不爭的事實，但同樣不爭的事實是他們在各個層面仍然未有足夠的代表性，包括歷史的記錄。五月廣場的婆婆媽媽幾年前也曾經警告，假新聞會協助無法面對歷史的保守主義者去阻礙我們尋求真相，包括轉型正義中必須要經歷尋找真相的過程。女性主義主張「個人即政治」，說出自己的故事，放置在歷史的大圖畫之中，也許是另一種可以考慮去保存記憶的方法。為歷史補遺，記住每個人的名字，牆內牆外，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作者陳希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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