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6 月中旬，中國發射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進入太空，計劃完成將於明年正式運行、名為「天宮」的太空站在軌建造。而同月下旬，美國太空總署署長比利・納爾遜（Bill Nelson）出席眾議院聽證會時，除要求增加對其部門的資源撥款外，亦提出將〈沃爾夫條款〉永久化。
〈沃爾夫條款〉為 2011 年前美國總統歐巴馬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中國航天局與美國太空總署（NASA）任何形式的合作，以及中國參與國際太空站等的研究。然而華盛頓這道被北京媒體形容為「太空封殺令」的規定，或許延緩了北京於航天領域的發展，卻沒能阻止其挑戰太空霸權的野心。事實上，中美在太空領域的爭鋒相對均旨在取得如同制空權於現代軍事戰鬥之重要的太空霸權，而後者更可說是未來戰爭中比制空權更為關鍵的存在。
那麼，北京近年投放大量資源開發太空技術到底意欲為何、華盛頓對此又何以警惕萬分，中美雙方致力爭奪太空霸權到底有著怎樣的意義──一切均必須從太空技術對中美所謂國家安全至乎大戰略說起。
未來戰爭的關鍵：太空技術與大戰略
太空技術乍聽之下感覺甚是遙遠，事實上卻是圍繞我們生活的日常，更將是未來戰爭中首當其衝的關鍵戰場。當廿一世紀的戰爭再不僅限於傳統領域的常規戰爭，而是在網絡戰（cyber warfare）、太空戰（space warfare）、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等非傳統空間漫延——太空技術，就成了緊扣這一場又一場傳統與非傳統戰爭中最為關鍵的元素。
鑑於現時科技的進步，已發展國家的許多關鍵基礎設施、軍事設施，均須以太空技術──準確一點來說該是衛星系統──作為支撐這些運作的先決條件。從手機定位、情報偵察、戰艦導航到彈道導彈防禦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 BMD system），生活至乎軍事行動的種種無一不須倚靠 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這也是太空戰的重要性，以及各國為什麼研發太空武器的首要考量。
因為假若遠在太空的衛星系統遭受敵軍攻擊而無法運作，人們面對的就不僅是沒有訊號玩電話這種程度的問題，而是，人民的個人資訊將在經由衛星的傳送中被截取、整個城市至乎國家的基礎設施、交通等均會被徹底癱瘓，更遑論發展程度像是智慧城市那樣的地方會受到什麼樣子的打擊。
然而，以上還只是於民間的影響。從軍事戰略的角度來說，這對情報網絡而言將是直擊要害的一刀，因為即使衛星系統沒有被完全癱瘓，短暫的干擾亦足以致命──目前大多的導彈警報以及追蹤系統均是以衛星情報為核心運作的，後者的故障將等同大大削減導彈防禦系統的能力，也就是被彈道飛彈直接轟炸的概率。
故於北京而言，投放大量資源於開發太空領域實為其大戰略的佈局之一。眾所周知的是，中國的軍民融合乃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提出的國家戰略，是為利用現時雙重用途技術（dual-use technology）的本質，將民間與軍事機構的科研融合、一定程度相互支援，以推進中國於關鍵科技，特別是軍用技術的發展。
而航天、航空正是軍民融合的四大重點項目之二。事實上，北京的所有航天項目，包括現時國家太空實驗室的建造，可推想有兩個效用。一是面對本地觀眾，塑造一個中國已是「航天強國」，凝聚中國本地的民族性，並轉移大眾對國內問題的焦點。二是利用太空技術、如 ASAT、SJ-17 等反衛星武器，在太空戰中先拔頭籌，以扭轉與美國為首的同盟國在非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的劣勢。
挑戰太空霸權：中國天宮
關於中國崛起以後試圖挑戰亞太區域霸權、至乎美國全球霸權一事早已不是新聞。故可想而知的是，當大戰略的框架延伸至宇宙，北京想要挑戰白宮的太空霸權也就不難被理解。2016 年，中國國務院的白皮書便曾言中國將在 2030 年「躋身世界航天強國行列」，某程度上亦暗示了中國於太空的野心絕不止於和平的科學研究，而是直接挑戰美國的太空主宰權。假若國際太空站按原定計劃於 2024 年退役而不延長運作（註一），而以華盛頓為首的同盟國又未能及時建造新的太空間（註二），屆時北京的「天宮」將成為地球軌道上唯一能載人的太空站，在中美新冷戰的時代下極具象徵以及戰略意義。
不過就如同全球霸權目前依然在於華盛頓，太空的主導權亦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太空領域的界線相對模糊、加上北京近年發展的航天技術與國家戰略、政策的配合，中國能對美國構成的威脅可能比想像中大。
據五角大樓的報告顯示，中國早在 2003 年便已在研究反衛星武器，並於 2007 年首次測試成功。換句話來說，可以預想的是，14 年後的今天，北京的地對空武器，特別是 ASAT 的發展經已成熟。加上實踐十七號衛星（SJ-17）一類自帶「機械手臂」、可直接於太空間進行攻擊的空對空武器；以及針對地面控制中心的網絡攻擊等，中國在太空戰中基本上有足夠對美國直接構成威脅的能力。
這還未算上美國自身對於衛星系統的依賴遠超其他國家，比方說，截至 2020 年末，全球 3,372 枚衛星（包括軍用及商用衛星）當中，華盛頓就佔約 56%。簡單來說，因為美國太空技術越發先進的發展與廣泛應用，尤其是國防系統如彈道飛彈、情報組織等方面與衛星系統的相互配合，使其在太空戰中處於越不利的位置。退一萬步來說，即使天宮或中國的其他航天項目未需要與其他國家走到軍事衝突這一步，於北京而言亦會是相當重要的（戰狼）外交談判籌碼。
太空公約：目前仍停留在半世紀前
走到 2021 年的今天，國際上關於太空的規限公約基本上還只是靠著1967年的〈外層空間條約〉（Outer Space Treaty），也就是禁止各國於外太空置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以及進行任何軍事行動、所有外太空間的研究和探索均只限於「和平用途」的協定。然而正如所有的國際條約在無政府主義的框架下無法控制、甚至追究責任，〈外空條約〉真正能實踐降低各國軍備競賽與「和平探索」的真正效用又有多少，相信亦不必明言。
就最近期的案例來說──2021 年 3 月上旬法國便進行了名為 AsterX 的首次外太空軍事演習，美國太空軍與德國太空機構亦有參與其中。不管是巴黎自己、還是華盛頓與柏林的聯合行動，在此等情況下又是否合乎「和平用途」的原則？抑或其實除了各國心照不宣、難以做太多狡辯的核武（註三）等 WMD 以外，一切也只是如同國家安全龍門任搬的不明文規定？可想而知的是，早前在裁軍談判會議中被討論的那條〈建議防止外太空軍備競賽條約〉（Proposed Prevention of an Arms Race in Space, PAROS Treaty）距離實現那天大概也是遙遙無期。
縱是如此，在中美「新冷戰」時代下，雙方於太空領域實踐不管是策略佈局還是科學研究，仍無任何衝突應對方案可說是極其危險的事。即使兩國無法談妥新一輪限制太空軍備競賽的條款，亦該至少擬訂如在東海、南海「相遇」時的〈海上意外相遇規則〉（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CUES）又或是〈瞭解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一類的安全手則及應對措施，以儘可能的減低因意外而觸發軍事衝突的風險。
最危險的戰場，不是台灣
或許當傳統戰爭與軍事技術發展至一定程度，結合軍事、經濟、科研，至乎盟友關係的太空戰也就成了必然的結果。去年 5 月，美國與日本、南韓、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傳統盟友以內的 12 個國家簽訂阿提米絲協議（Artemis Accords）涵蓋月球探索等的原則與共識，亦可視為華盛頓繼國際太空站以及「太空封殺令」後建立太空國際聯盟和秩序的嘗試。
北京的回應則是，與莫斯科於今年 3 月宣佈，兩國將合作在月球表面或軌道建造科研站。儘管俄羅斯的立場依然成疑，但可想而知的是，中美關係的劍拔弩張除在台灣、東海、南海等以外，太空領域將首當其衝。在可預見的將來，本無領域界線的太空將出現如同地球地緣政治聯盟般的縮影，而這個不定時炸彈，卻是可能比任何戰場加起來都還要危險。
註一：美國太空總署表示從技術上國際太空站能運行至 2028。
註二：美國太空總署計劃 2024 年建立在月球軌道的太空站。
註三：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artial Test Ban Treaty, PTBT）禁止各國於外層空間、大氣層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然而中國與北韓亦無簽署該條約。
（原文刊於換日線，作者李紫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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