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金融中心角逐中，倫敦曾與紐約不相上下，甚至多次獲得Z/Yen思想坦克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中第一名的寶座。然而，自從2016年英國脫歐後，倫敦的成績再也不及紐約，連歐洲金融首都的地位都漸漸受到威脅。在2020年三月發布的指數中，倫敦的分數大幅衰退31分，是西歐前20金融中心分數衰退最多的城市。另一方面，受反送中運動影響，香港2020年衰退34分，排名也自全球第三滑落至第六，被東京、新加坡和上海小幅超前。
在世界金融中心角逐中，倫敦曾與紐約不相上下，甚至多次獲得Z/Yen思想坦克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中第一名的寶座。然而，自從2016年英國脫歐後，倫敦的成績再也不及紐約，連歐洲金融首都的地位都漸漸受到威脅。在2020年三月發布的指數中，倫敦的分數大幅衰退31分，是西歐前20金融中心分數衰退最多的城市。另一方面，受反送中運動影響，香港2020年衰退34分，排名也自全球第三滑落至第六，被東京、新加坡和上海小幅超前。
這個指數並不概括全貌，但全球金融中心位置受事件影響洗盤實際在金融史上有許多先例。今日的區域性金融中心（如：法蘭克福、上海）可能蛻變成未來的全球金融中心，而歷史上，從義大利城邦（威尼斯與熱納亞）到阿姆斯特丹後，又從倫敦交棒到紐約，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也隨著歷史的推移不斷在改變。這個改變其實有一定的歷史規律可以依循：除了城市所在地區在全球貿易系統的重要性，以及該城市本身的硬件配套以外，更重要的是金融業本身對於法規和“權力”緊扣的特性，代表了存在一個强大穩健央行的城市有著天然的優勢，而該城市對於全球資本以及文化的開放程度，則代表了該城市發展金融業的上限—美英見證西方民粹主義盛行，香港自由風氣也漸衰的情況，似乎代表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可能再次換位。
金權之間的紐帶是金融業立身之所
一個金融中心的「名聲」經常被提起，這個模糊的評斷標準其實暗示當地政府機關與金融產業合作的相關經驗。因為產業特性，財產紛爭和利益衝突使金融業自古以來就是高度敏感產業，也因而受到額外法規限制和監管。與其他產業的集群形式不同，為了方便處理官僚程序、捉模政策方向和與監管機構協談，金融中心的集群經常落在國家首都。舉英國為例，雖然Lloyds Banking Group和Midland Bank (已被HSBC購併) 都在伯明罕成立，但晚期卻都以倫敦作為總行，其原因除了當時的業務需求和集群理論（Porter’s Clusters）外，更是因為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設在倫敦。另外一個實例則是紐約；雖然紐約本身在美國立國初期已經是非常重要的貿易港口，然而在19世紀初，甚至是美國内戰（1861~1865）以前美國金融業中心實際上卻是作爲美國史上第一個首都的費城獨占鰲頭。當時坐落費城的美國第二銀行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有央行的職責和權力，但實際上並非美國政府所有。1836年，第七任美國總統傑克遜（Andrew Jackson, 1829-1837）以貪汙和妨礙州權為由，終止美國聯邦政府與美國第二銀行的關係，更使美國在1837年至1864年進入「自由銀行體制時代」(Free Banking Era)，貨幣實質責任由聯邦政府轉至州政府。坐擁雄厚金融業人才和底蘊的紐約，當時已有全美第一座股票交易所。紐約州政府因已有經驗制定金融法規，除了要求貨幣銀行需用有價證券保證流通貨幣價值之外，更以其他法規和保險機制來減少貨幣銀行倒閉對州經濟的影響。這也使紐約順利篡位，擊敗有先發優勢的費城和角逐第一的波士頓等角逐者成爲了金融業的新貴。而在20世紀初更因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在十二個聯邦儲備銀行中影響力最大，而正式成為美國的首要金融中心。
由此可見，銀行雖然是隨著各地的貿易需求開張，但各地的銀行遷移至區域性金融中心，並往國際金融中心方向發展業務，貿易顯然只是必要條件之一，並非唯一條件。和規管者的緊密接觸，也是必要條件之一。
政經環境穩健和足夠開放的市場與城市文化是發展的助燃劑
如果說和規管者的合作是金融中心的基石，那麽金融中心國際化的“上限”就是由當地由政治環境以及經濟因素所組成的法治環境持續的穩定，和該城市是否能夠對全球資本和文化保持著開放態度所決定的。金融業擅長計算風險，但卻無法處理未知的不確定性。任何過度極端的政策、法律不明確、經濟不穩固或社會不安都對可能決定金融機構的生死，也因此，穩健的經商環境可說是成為金融中心的首要條件。事實上， 2008年金融海嘯後，當時如果美國沒有提出對應的金融法規來避免重導覆轍，紐約的金融地位恐怕也會受到質疑。同樣的，若聯準會在多次金融風暴中，不與銀行協調，資本恐怕也不願留在紐約。從政策規劃和法規監管的角度而言，要建立一個成功的金融中心，並非無條件鬆綁法規，而是適度採納金融機構的建議。銀行當初集群於紐約和倫敦其實也是如此，與其說政策寬鬆是金融中心發展條件，不如說政府與金融產業之間需有良好的溝通更加正確。
從市場穩健度來看，許多全球金融中心位在大型經濟體也並非偶然。除了市場深廣和客戶發展之外，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同時決定著該國貨幣的流通性和可信度。就算是發展良好、高度開放的小型經濟體，貨幣若往國際化發展，反而可能會為該國帶來不必要的外匯風險。當然，這並不代表小型經濟體不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創新的貨幣政策仍可兼顧穩固的本地經濟和穩定的金融市場。以新加坡為例，除了強調法治理國之外，李光耀更深受「亞洲外匯市場」的概念影響。雖然新加坡沒有有大型經濟體作為交易貨幣的後盾，新加坡將新幣資產和外幣資產分開，成功維持國內經濟穩固同時讓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工具的轉運點。
金融業受全球化影響非常深，要促使資本自由流動，全球金融中心必須提供易與其他市場連接的經商環境。因此，開放也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備條件。以17世紀的荷蘭為例，當時對外來文化、宗教都相對寬容的阿姆斯特丹成了歐洲各地異教徒的落腳地，更使其成了文化大熔爐和商人的聚集地。另外，當年的荷蘭共和國剛脫離西班牙獨裁的統治，社會推崇個人自由且相對不受君王、教宗控制，也就是這樣的經商環境促使資本主義發展：全球第一個現代股票交易所跟著荷蘭東印度公司在1602年創立於阿姆斯特丹。雖然荷蘭黃金時代在戰爭下結尾，但阿姆斯特丹的自由經商精神，透過前往美國的阿姆斯特丹新移民，在紐約重現。紐約成為貿易之都，在成為英國殖民地前就早已開始鋪路。
同樣的，全球化巔峰的今日，金融中心也需吸引且容納多元文化、各界人才。隨著亞洲漸漸成為全球金融主場，歐美市場需要更深入了解東方市場，反之，亞洲市場需吸引熟悉傳統金融市場的人才得以確保新舊交接順暢。二十世紀初，倫敦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尚未痊癒，紐約身為新全球金融中心尚未成熟，全球金融中心失去重心導致30年代經濟大蕭條。但是觀乎今日的全球局勢，西方民粹主義崛起所造成的損害，以及在東方由於民族主義興起所造成的反自由風氣，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和香港要持續達成「穩健與開放」這兩個條件似乎越來越難，甚至可以說在長遠並不可能。歷史似乎要再一次推動國際金融中心的變換。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作者黃璟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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