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不足兩年，民主黨和不少自由派人物已悉數宣布參選，勢要阻止在他們心目中減稅濟富、煽動種族仇恨的現任總統特朗普連任。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傳媒兩年多來的嚴詞攻擊及狙擊行動，對特朗普絲毫無損，重讀已故美國保守派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遺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其實早在二十世紀末，亨廷頓已預言有日會有特朗普這類人物抬頭，捍衛被不斷削弱的白人文化及傳統價值信條。
距離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不足兩年，民主黨包括拜登（Joe Biden）、桑德斯（Bernie Sanders）、沃倫（Elizabeth Warren）和不少自由派人物已悉數宣布參選，勢要阻止在他們心目中減稅濟富、煽動種族仇恨的現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連任。特朗普上任至今，言論及外交內政被受爭議，幾乎每日都惹來民主黨人炮轟，不計在推翻奧巴馬醫改（Obamacare）一役失手外，大部份時間均獲共和黨人支持，民意基礎亦未見動搖，如今外界更估計特朗普連任機會頗高。民主黨人和自由派傳媒兩年多來的嚴詞攻擊及狙擊行動，對特朗普絲毫無損，重讀已故美國保守派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遺作《我們是誰？美國國家認同的挑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下稱《我們是誰》），其實早在二十世紀末，亨廷頓已預言有日會有特朗普這類人物抬頭，捍衛被不斷削弱的白人文化及傳統價值信條。
亨氏眼中的美國公民身份的源流——信奉基督新教的盎格魯‧薩克森裔歐洲白人
《我們是誰》成書於2004年，正值美國經歷九一一恐襲後，美國民眾愛國情緒高漲，民意普遍先後支持時任總統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揮軍阿富汗和伊拉克，捉拿九一一頭號嫌疑犯拉登（Osama bin Laden）和推翻支持他的政權（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後來被證實為子虛烏後，屬後話），觸發亨廷頓從這波久違了的愛國情緒出發，追尋美國公民身份的演變。亨廷頓把時鐘撥回十七世紀，英格蘭清教徒（Puritans）為首的基督新教教徒，遠渡大西洋到美洲大陸實踐他們的基督信仰開始，慢慢把宗教自由、人權、平等、保護私有產權之類概念，化為美國開國元勛之一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所指的美國價值信條（American Creed）。由於這批開墾北美大陸的歐洲先驅者，大多是來自英倫三島、說英語並信奉基督新教，亨廷頓定義這批人為美國建國的核心族群，他們的價值觀是美國文化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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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文化載體，價值站不住腳
亨廷頓眼中的文化載體，隨着二戰後大批東南歐、亞洲及拉美移民定居美國，加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現民權運動，盎格魯-薩克森裔歐洲白人的種族特性逐漸消失。同一時間，文化相對論（cultural relativism）、多元文化論（multiculturalism）等左翼觀念在歐美知識份子間抬頭，本身以南部保守派基層白人為票倉的民主黨，為了吸納在民權運動中得益的非裔選票，開始在政策和選舉中加入平權元素，到今日已發展至吸納拉美裔及亞裔、性小眾和其他少數社群，高舉包容和平權，簡單來說就是削弱保守派白人或基層白人群眾基礎的既得利益。亨廷頓指出，隨着拉美裔及亞裔人口不斷湧入，而且他們與原居地仍保持文化鈕帶，令「基督新教-英語-盎格魯‧薩克森裔」的美國文化載體地位被動搖，沒法再同化新移民。亨廷頓認定，單調靠自由平等和民主憲政等意識形態價值連繫美國各個社群，力量不足以長久維持美國公民一致的身份認同，唯有以「基督新教-英語-盎格魯‧薩克森裔」這個美國建國早期一代發展出來的文化為軸，才可以成功維繫美國人。
亨氏嚮往法式公民建構
在自由派眼中，亨廷頓以歐洲白人文化為基礎定義美國文化及國家價值，與白人優越、歧視少數族裔及新移民無異，亦是近年民主共和兩黨政治文宣取態的最大分野。放緒美國以外，上述亨廷頓的同化論，正是法國公民建構的基礎。法國的公民身份起源與大革命同年的《人權及公民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de 1789），到1905年加入政教分離（laïcité）原則，不論膚色都只會強調其法國公民身份，每名公民的地位平等，而且所有公民不得在公眾地方，展露與宗教有關的標示（在2011年立法嚴格執行）。即使在現實中，非白人公民在法國社會被歧視的事件仍然發生，相對強調膚色、族裔或原居地身份的美國社會，法國社會較容易維繫公民價值，關鍵是早已透過白紙黑字的法律，鞏固白人主流社群發展出來的公民價值，及後的移民同樣擁護並嘗試融入（現代的反猶情緒同樣源自法國，換個角度，可見法國極為着重民眾是否真正融入社會和擁護法國公民價值）。即使亨廷頓沒有點名法國，但他在字裡行間，對這種同化移民的國策極為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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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制度有利白人長期鬥爭
民主共和兩黨的選舉策略，緊隨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結果兩黨的溫和派人物數量急跌，合作空間大減，兩黨的選舉候選人輕易在人口分布有利兩黨選情的選區勝出。由於現存選區劃分有利共和黨（2016年特朗普在決定結果的選舉人票數目以77票之差壓倒希拉莉（Hillary Clinton），但普選票少約280萬張），以保守派或基層白人為選民基礎的共和黨，具備大部份時間最少控制眾議院的條件，換言之保守或基層白人有力在現存美國的政治制度上作長期鬥爭。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未能連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眾議院前議長瑞安（Paul Ryan）、佛羅里達州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均有力擔任保守派或基層白人的代言人，參選總統。反觀民主黨一方，族群人口及意識形態基礎日漸分散，越來越難有單一候選人代表大部份民主黨選民基礎，勢令時間站在保守或基層白人一方。
在《我們是誰》的文末，亨廷頓預言將會有人挺身捍衛上述失陷的白人文化及傳統價值，結果在成書十二年後成真。這究竟是亨廷頓一針見血的預言，還是僅是共和黨選戰幕僚自我實踐他的預言？筆者的看法是，一國的文化價值觀在可界定和不可界定之間，如同電子的軌跡，似有還無，似無還有，縱使觸不到，也捉不到，但在某個時空，你總會憑感覺和經驗，總括到一些概念和現象。由《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到《我們是誰》，縱使亨廷頓的立論存有謬誤，但他總算開創了這道視角，補足了一般社會科學理論機械化了解人類社會這個先天不足。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作者郭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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