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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早報特約】智慧城市與大規模監察——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的平衡點

這就是民選與極權政府的最大分別。在智慧城市發展裡,要確保個人私隱跟社會國家安全平衡並制衡,人們必須先有選擇權,以及監管和約束政府的能力。這樣資訊科技始不會被濫用,人民以自己私隱作交換的智能城市的安全與便捷,才有存在的價值。這是最為關鍵,亦是人們該再三思量的。

 

作為國際共同的發展方向,智慧城市的原意是為了改善人們的生活素質,利用各種資訊科技如監察、偵察器來加強控制該區的安全、交通、打擊非法活動、提升能源效率,從而實行更好的城市規劃,達至所謂的可持續發展。比方說,加拿大企業Alphabet計劃將在多倫多的心臟帶附近的Quayside和Villier West Regions打造成高科技城市,在該區域建置大量的偵察器和監視鏡頭等監管人們和車輛的移動情況,並根據現場提供的資訊調整交通控制設施,避免道路擠塞。在這些科技的幫助下,連路燈也可以被調節成據情況預留更多時間予行動緩慢如年邁者或傷殘人土。理想化一點說,智能都市甚至可說是人們夢寐以求的數碼烏托邦,如同科幻電影中所影射的未來,揮揮手什麼都可用科技解決。然而,這些智能與繁榮背後所隱藏至乎衍生的問題卻必須三思。

而在世界各地實踐智慧城市的藍圖中,被受到威脅最大的就是個人隱私。嚴格來說,個人隱私是基本的人權,在進行與公眾利益無關的私人活動時,人們應該擁有自由、不被干擾或監察的權利。這是每個人生而俱來自行掌控個人訊息如相片、行踪等是否被他人知曉,以免私密資料流於外界,造成當時人精神上的壓迫和痛楚的自主權。這本是人們該捍衛及珍而重之的權利,卻隨著科技資訊的發展慢慢被妥協而不自知。

不少國家及企業都希望透過建設智慧城市改善人們的生活質素,從而達至可持續發展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安全便捷vs個人隱私

 

電話門閘使用指紋和面部解鎖功能,銀行卡使用聲紋作密碼,越來越高的科技帶來效率與便利,人們再不用隨身厚重的鑰匙,又或記著繁鎖的密碼。但謹記這些方便均是以犧牲個人私隱的一部分作前提換來的。然而,個人私隱是人們該拿來換取便捷的東西嗎,如是者,在什麼情況下,又應以多少私隱與便利和安全作交換?智慧城市的規劃往往會用上大規模的監察,所建設的監察器、收集的數據分析,遠遠擴大了政府原是受保護個人私隱的關係所限制的行動範圍和能力,令人民的私隱權受到進一步的威脅。畢竟智能城市美其名可以降低犯罪率、提升市內安全,方便警察與消防的行動,實行更好的城市規劃諸如此類,但實際上會被怎樣利用、又將人民自由的權利置於何等地位,卻是未知之數。

 

所以說,個人私隱與國家安全之間該如何平衡、怎樣取捨,正是這個問題的核心所在。這把尺度放在每個人身上拿掐的標準都不一樣,一百個人就有一百種想法。說到底是人民相信政府與否,又願意用少個人私隱換取更有「效率」、更「安全」的生活。或者在這裡更值得深思的是,所謂的「安全」是對誰而言?是政府,還是人民。

 

這就是為什麼民選的政府始有實現真正為人民著想的智慧城市的可能。因為政府受法律管制,人民有能力監督政府運作,才能限制其權力,避免其濫用拓展了的監察能力。故發展智能城市的前提是,政府必須有一定的透明度,受人民與第三方監督,並在合理、可選擇、尊重及保障個人資料的情況下,使用這些在公眾場合監察而得的數據。而這些尊重和保障更不能是和稀泥,政府必須清楚列明監察器所讀取和紀錄的數據會以什麼樣的形式保存,又會儲存多久;並同時盡力解決網絡安全問題,確保監察數據不會受第三方利用至乎被黑客盜取等。簡單來說,實現智慧城市的前提必須是守護公民的安全。政府只有在真正保護公民的安全、為人民著想改善生活素質時,才應合理的運用這些資訊科技。有此等先決條件的存在,人民始能放心以一部分的個人隱私換取大多數人的安全和便捷。

位於九龍灣常悅道的數支智能燈柱早前被示威者破壞,反映不少人憂慮智慧城市用上的大規模監察令民眾的私隱受到威脅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倫敦的地下鐵(Underground)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倫敦運輸局(TfL)計劃利用乘客手機內的WiFi接收器傳送實時資訊至地下鐵站,以監管人流與交通擠塞的情況。換句話來說,只要人們在乘搭地鐵時連接了那裡的WiFi,其行跡及沿途實況便會自動儲存在當局資料庫之內。然而,這是可以選擇的。若閣下不想要被紀錄的話,別連接WiFi就好。或許會有人質疑為什麼只能從被監察與沒有訊號之間作選擇,可若以一個社群而非個人為主體思考,這樣的制度設施是可以確切便利更多乘客取得地下鐵的實時狀況。而這時你可以作出判斷——是要犧牲一點隱私換取大眾的便捷,還是保留隱私讓一切維持原狀。在倫敦科技發展或威脅個人權益時,至少還有待在沒有訊號的車廂裡不受監察的看看書的自由。這就是可選擇、尊重及保障個人隱私與發展智慧城市的平衡點。

 

可若以安全和便捷之名,置人們的私隱權不顧,而人民與法律亦無法制衡政府如何利用這些個人資料數據,那麼,所謂智慧城市的實踐,終究也僅是極權統治的手段而已。現在的中國街道坐擁全世界最多的監視器,全國各地所建設具人面和車輛識別功能的智慧燈柱,名義上收集交通流量、氣象、空氣污染指數等數據,實際上只有一個目的叫做「維穩」。內地現時實行的社會信用體系的「信用評分」本源自於金融機構評估借貸人是否有能力償還貸款而作的風險投資數據分析,卻被中國擴展延伸至為人民日常言行舉止評分並給予賞罰的荒謬機制。配合全中國加起來上億的監視鏡頭,人民的一舉一動均被紀錄,被迫生活在監視的恐懼之下。因為所謂評級賞罰分明,也僅是屢見不鮮的言語偽術,如同怎樣定義國家安全,什麼算得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還不是全憑政府片面之詞一聲定斷。試問捨棄了自由如籠中鳥般的生活還是生活嗎?更何況自以為安穩的囚牢生活還是有隨時變故崩壞的可能。故在中國全面實行社會信用制度、法律難以約束政權、人民亦無法監管政府的前提下,這些所謂智慧城市的科技,僅是用以監控人民、防止動亂、鞏固中央政權,如此而已。

 

這就是民選與極權政府的最大分別。在智慧城市發展裡,要確保個人私隱跟社會國家安全平衡並制衡,人們必須先有選擇權,以及監管和約束政府的能力。這樣資訊科技始不會被濫用,人民以自己私隱作交換的智能城市的安全與便捷,才有存在的價值。這是最為關鍵,亦是人們該再三思量的。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作者李玄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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