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是由兩種形式的國際關係帶來的障礙。首先是與勢力範圍有關，也就是斯里蘭卡的情況。斯里蘭卡地理位置關鍵，印度視之為傳統勢力範圍；中國則視之為突破「圍堵中國」的支點。當中資大舉進入斯里蘭卡，印度就有可能因此對中資存有戒心，當中國資金計劃進駐在其他印度的勢力範圍，如不丹和尼泊爾，甚至印度本部，印度可能就會加以阻撓，說不定會再次上演在斯里蘭卡爭相出資興建使用率極低的機場的劇本。
繼因為無力償還債務而被迫將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的控制權轉至中國後，斯里蘭卡又因為陷入政治危機、解散國會而再一次受到國際注視。觀乎斯里蘭卡自獨立以來的發展，仿如一本活生生的政治風險教科書──所謂政治風險，指的是會左右投資環境的政治行動（political action），國家政府通常都是政治風險的主要來源。
事實上，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涉及不同程度的政治風險，極有可能得不償失，這也是西方觀察家質疑中國大舉投資這些地方並非單純經濟活動、而是涉及政治考慮的原因。所以，我們不妨以斯里蘭卡作為切入點，一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涉及的各種政治風險。
恐怖主義/內戰
最顯然易見的政治風險是武裝衝突，內戰、極端宗教主義、恐怖襲擊等也廣義地包含在內，而斯里蘭卡內戰，恰好包含上述大部分元素。斯里蘭卡前稱錫蘭，當地人主要信奉佛教。但自從被英國殖民後，大量來自印度的泰米爾人遷到當地做勞工，埋下「文明衝突」的種子。七十年代開始，斯里蘭卡政府開始推出種種針對泰米爾人的政策，例如僧伽羅語訂為官方語言、將佛教列為國教等，都令泰米爾人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結果在1976年，普拉巴卡蘭（Velupillai Prabhakaran）就成立了泰米爾之虎，決定以武力手段爭取在北部和東部獨立，隨即展開了歷時26年的內戰，造成多達十萬人喪生。
這類令投資成本大增的衝突令投資者卻步，也是斯里蘭卡遲遲未能發展的成因之一。在有爆發武裝衝突風險的國家投資，企業自然需要花費更多在保險、保安方面，以保障員工安全。而且在招聘過程中，企業亦需要提供更大誘因予員工，使他們願意前往危險的地方工作。阿拉伯之春後至今仍然陷入內戰的敘利亞和也門，就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深受此風險困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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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化
第二種風險是國有化。斯里蘭卡第一次大規模國有化，可追溯至班達拉奈克（Sirimavo Bandaranaike）出任總理之時。在七十年代，她國有私了大量私人資產，包括教會學校和多間大型報社，一度引起了國內不滿。其後到了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執政時期，斯里蘭卡再次掀起另一波國有化浪潮，被國有化的包括Shell Gas Sri Lanka和斯里蘭卡國家發展銀行（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 of Sri Lanka）──根據當地的銀行法規定，任何單一公司或組織都不可以持多於25%的銀行股份，而理論上斯里蘭卡政府作為一個機構，也受到此限，但它卻在拉賈帕克薩治下透過各種基金、保險公司，將銀行股權增加至40%。
國有化，換句話說就是沒收資產，是任何形式的投資者都不樂見的發展，一般來説，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就有較大機會出現國有化，比如吉爾吉斯。庫姆托爾金礦由加拿大資金擁有，在2013年繳交的稅項佔近GDP 7%，所以當地一直有聲音希望政府將該金礦國有化，以增加政府收入再用以改善民生。
選舉/更換領導層
由於立場會影響政策，所以當政府換屆、更換領導人，投資環境都有機會受影響。但在不同情況下更換領導層，影響可以有天淵之別。而近日斯里蘭卡的政治危機，可謂是影響最大的情況，因其出現是亳無預兆的。10月26日，斯里蘭卡總統突然宣佈罷免積極尋求與印度重新走近的總理維克勒馬辛哈（Mahinda Wickremesinghe），然後邀請立場親華的前總統拉賈帕克薩接任。由於此舉未得全部內閣成員同意，維克勒馬辛哈與拉賈帕克薩二人同時聲稱自己是總理，形成政治危機，也令華商和印資一時難以適應。
然而，即使事前知道政府將會換屆，亦可以因為國家本身不穩定而波及投資環境，如尼日利亞。尼日利亞多年來都有南北分裂問題，好不容易才將情況穩定下來，政府又面臨選舉。參考英國銀行Barclays分析師的說法：一旦尼日利亞現任總統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落選，新政府很可能會與國內軍閥重新商討在布哈里時代訂下的協議，該國的產油量可能會因此受到影響。但由於選舉日期早已訂下，各界都有足夠時間制訂應變措施，影響因此來得比斯里蘭卡小。
至於「一帶一路」國家中，中資已因為馬來西亞換屆而面對失利：馬哈迪上任後不久，馬方就宣佈取消「一帶一路」中的兩項工程。其他國家如哈薩克、汶萊也可能在不久後更換領導層，畢竟兩位都年事已高，加上他們相對封閉，國家政策會有大轉變，也非全不可能，企業需要及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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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角力
最後是由兩種形式的國際關係帶來的障礙。首先是與勢力範圍有關，也就是斯里蘭卡的情況。斯里蘭卡地理位置關鍵，印度視之為傳統勢力範圍；中國則視之為突破「圍堵中國」的支點。當中資大舉進入斯里蘭卡，印度就有可能因此對中資存有戒心，當中國資金計劃進駐在其他印度的勢力範圍，如不丹和尼泊爾，甚至印度本部，印度可能就會加以阻撓，說不定會再次上演在斯里蘭卡爭相出資興建使用率極低的機場的劇本。
另一種則不涉及投資國本身，而是與所在國家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有關，這種風險在中東尤其顯著。以以巴衝突為例，以色列作為區內科技發展的龍頭，自然吸引不少科技公司在當地投資，當這些科技公司有意將業務擴展至鄰視以色列為頭號敵人的伊斯蘭國家（如黎巴嫩），就有機會被拒。如果將以巴衝突由沙特和伊朗之間的伊斯蘭教龍頭地位之爭取而代之，也是一樣道理。
誠如歐亞集團主席Ian Bremmer所言，辨識政治風險其實只是成功的第一步。由於各種風險都會持續發酵，所以將各風險持續監察，制訂應變措施才是最重要。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作者朱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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