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red Diamond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地理系教授，早年就讀於哈佛、劍橋等著名學府，主攻生理學（physiology）。求學年間曾到在芬蘭生活，其間對語言學產生興趣，及後開始涉獵人類學、生物學、生態學、歷史學等範疇。他後來寫下《槍炮、細菌與鋼鐵》一書，更榮獲普立茲獎、成為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al Economics）的經典讀物之一。《Upheaval》連同《槍炮、細菌與鋼鐵》及《大崩壞》，合稱文明興衰三部曲，也是此系列的最終章。
2019年下半年示威浪潮不斷，除了香港，伊拉克、智利、厄瓜多爾、巴塞羅拿、印尼、黎巴嫩、法國、荷蘭、俄羅斯、海地等地都爆發示威。雖然觸發點、訴求都不盡相同，各政府的回應亦不一而足，但當權者的處理手法對之後的局勢發展，至關重要。Jared Diamond教授在今年5月出版的新作《Upheaval》，主題正是關於國家在身陷危機時會如何走出困局，似乎是此刻身處動盪時的合時讀物。
Jared Diamond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地理系教授，早年就讀於哈佛、劍橋等著名學府，主攻生理學（physiology）。求學年間曾到在芬蘭生活，其間對語言學產生興趣，及後開始涉獵人類學、生物學、生態學、歷史學等範疇。他後來寫下《槍炮、細菌與鋼鐵》一書，更榮獲普立茲獎、成為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al Economics）的經典讀物之一。《Upheaval》連同《槍炮、細菌與鋼鐵》及《大崩壞》，合稱文明興衰三部曲，也是此系列的最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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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heaval》大致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以自己曾經歷過的個人危機作序幕，從中勾勒出十二個有助走出人們識別、並走出困局的方向。但對Diamond來說，不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在面對危機時有助走出困局的方向，其實大同小異，因此他對該十二個方向加以調整，將之轉化成之後用以審視七個與他頗有淵源、橫跨歐、亞、拉丁美洲的國家的框架。經調整後的十二個方向為：一，國內有共識認為本國正身陷危機；二，接受並認為國家／管治者有責任作出調整；三，識別並分隔出出現問題的地方；四，向其他國家尋求物資或資金支援；五，借鑑其他國家的經歷以應對當前危機；六，建立國家認同；七，誠實的自我評估；八，參考之前曾發生過的類似事件；九，處理國家級失敗；十，因應情況而作出彈性安排；十一，反思核心價值；十二，希望免於地緣政治限制。
之後的兩部分，Diamond說明上述十二種方向如何幫助我們理解不同國家如何處理歷史上各種危機（第二部分），或國家可以如何走出當前的困局（第三部分）。以香港人較為熟悉的日本為例，作者就探討了幕府時代的日本在面對外來殖民勢力時如何自處。當時，來自美國的培里將軍率領海軍，意圖迫使奉行鎖國政策的日本打開門戶以進行經商，史稱「黑船事件」。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作者認為當時日本的應對方式十分得體，成功平衡了各方期望，例如採取明治維新、改行君主立憲等改革，不但滿足了西方的要求，亦令日本免於戰火、傳統和文化特徵得以保存下來。另外，日本針對性地向當時最精銳的軍隊學習（海軍參考英國；陸軍參考德國），以改善自身的軍事能力，更展現了日本沒有盲目全盤照搬西方一套，最終令日本成為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強國。
本書探討的其他國家危機還包括：面對來自蘇聯侵略威脅的芬蘭；分別在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以及蘇卡諾（Sukarno）、蘇哈托（Suharto）兩任領導人下，國家政策走向鐘擺另一端的智利和印尼；戰後分裂成東西兩部分的德國；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後陷入身份認同危機的澳洲；面對人口老化、女權、與中國和南韓的歷史糾紛的當代日本；政治光譜兩極化的美國。
Diamond在書中雖然沒有明言那一個因素特別重要，但「誠實的自我評估」卻在各個案例中重覆出現，可見此一因素頗為關鍵。他指出，一個誠實的自我評估是否成功，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願意面對痛苦的經歷，二是有足夠的智慧，在他眼中，德國正是完美體現。相比同為戰敗國的日本，他認為德國能夠重新統一，並成為歐洲龍頭，與當年布蘭特（Willy Brandt）在世人面前的「華沙之跪」有莫大關係，因為這一跪，足以讓世人－不只猶太人－明白德國已經深刻反省。反觀日本，雖然東京一再重申已經就二戰期間的侵略行為道歉，但相比德國，Diamond就認為日本做得不夠徹底，給了中國、南韓不斷老調重彈的口實，政治智慧稍遜於德國。
事實上，Diamond的說法不無道理，口頭道歉的效果，確實不如行動上的有效和深刻，這從印尼－新加坡關係中，可見一斑。六十年代初期，時任印尼總統蘇卡諾宣布「粉碎馬來西亞」政策，曾派人到當時仍未獨立的新加坡發動炸彈襲擊，結果造成三人死亡，其後新加坡緝拿兩名涉事印尼陸戰隊員，經審訊後二人被判死刑。由於二人在印尼人眼中是國家英雄，新加坡將他們處死，令此事成為兩國的芥蒂。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於1973年訪問印尼，期間到了該兩名陸戰隊員墓前獻花，成功化解印尼人的不滿，因此被視為兩國一泯因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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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香港，書中的十二點同樣有助我們理解特區政府如何理解當前局勢－不論其判斷是否正確。例如政府不斷強調要「止暴制亂」，就反映了第一、第二點；承諾會推行更多有利民生的政策，就反映了第三點；「借鑑」法國黃背心推行對話平台、參考美加等民主國家訂立《反蒙面法》，就反映了第五點；堅持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處理目前亂局，並以「法治」為由理順一切，就反映了第十一點。然而，明眼人都知道港府將「土地問題」視為今次大型群眾運動／民怨的根源，並以「舒解民困」的措施應對，是在自欺欺人，可見成功的「誠實自我評估」並未出現在香港。
相信任何心繫香港的人，看到書中最後帶出兩個延伸問題－一是國家是否需要在出現危機時，才會作出改變，或會作出改變以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危機；二是不同的國家領導人會否帶來分別－心中都難免長嘆一聲。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作者朱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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