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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特約】西班牙首相抛掉原則 加泰獨派無視底綫

民主政制裏,法治是底綫,溝通是常態,尊重人權是原則;拉霍爾擁抱了底綫抛掉了原則,加泰獨派則無視底綫,强調並且試圖以原則代替民意— 唯一的共同點在於雙方都拒絕溝通。雖然全球化經濟整合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國家以及地區之間的界限,但是這三個民主政制的要素依然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被遵守;否則,等待雙方的衹有無盡的分裂而已。

加泰隆尼亞獨立呼聲,在歐洲一體化進程逐漸減弱主權國家架構對於地區控制的大勢下,有其無可避免之處;但是造成今日加泰隆尼亞以及馬德里政府雙方劍拔弩張的結果,卻完全是政客人爲的結果。西班牙在1978年,經由全民,包括加泰隆尼亞人,公投確立憲法所見的談判和開明,今日在馬德里政府的顢頇和加泰隆尼亞的自我下,再不復見。

的確,歐盟經濟邁向一體化一定程度地消弱了傳統主權國家的地位,地區的經濟和政治重要性尤其是在歐元啓用之後更爲增加;但是拉霍爾自從2010年以來一直無視加泰隆尼亞人由於2006年給予該省更大自治權的法案(被稱爲 estatut)在被通過後又遭憲法法庭推翻的怨憤,反而躲在“必須遵守法律”的消極教條後面毫不作爲,直至公投舉行又使用過分武力;而加泰隆尼亞政客利用拉霍爾的無能,在早已預知不可能獲得足夠認受性和票數支持的情況下以“民意”為肉盾,無視西班牙憲法並非鐵板一塊無可更動的事實下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以七百萬多萬加泰隆尼亞人福祉作爲賭注和馬德里政府博弈,更有騎劫民意的嫌疑。造成今日的僵局,有長綫的,結構性的趨勢輔助之外,加泰和馬德里政府雙方的政治領袖缺乏掌控多民族半聯邦制政府下中央和地方之間互助關係的能力和意欲是主因。

歐盟身份給予加泰隆尼亞地區獨立的“底氣”

加泰隆尼亞獨立呼聲一直高昂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歐洲市場整合本身的作用,正是最大化區域比較優勢,藉由市場調控地區之間專業化分工和多元需求的一個過程;在國家定義因此被模糊化的大環境下,一些地區經濟體比如加泰獲得相對國家其他地區的成功,自然容易因爲各種利益分配的原因和主權國政府產生矛盾。作爲西班牙六千萬人口中最富有的省份,自從加入歐盟起,加泰隆尼亞已經穩定地是西班牙其中一大經濟支柱,乘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之便對於西班牙全國的重要性亦大增。單單以GDP來說,加泰隆尼亞相比起歐盟其他國家的人均GDP可以説是不分上下;根據2012年的數據,加泰人的人均GDP達27442歐羅,比西班牙全國高之餘,更比意大利和歐盟平均要高。這分富足,一部分建基於加泰隆尼亞的工業出口,一部分建立在豐厚的外國直接投資。而這兩項因素都是直接建立在加泰作爲西班牙和歐洲市場中轉站的地位之上:作爲歐盟單一市場產業鏈的一環,加泰隆尼亞2012年的工業附加值累計總額(GVA)達到65%,僅比主力為德國以及其他西歐國家(比如德國)公司代工的的中及東歐國家如波蘭,立陶宛及捷克的國家為少,反映加泰在歐盟產業鏈的重要性;而外國直接投資則體現在外國公司在加泰的投資,根據公共智庫加泰隆尼亞經濟學家聯會 (Col·legi d’Economistes Catalunya)估計,超過一半七大工業國(G7)的公司均在加泰有分部,作爲面向整個伊比利亞半島的橋頭堡。而且,根據加泰隆尼亞政府2013年的統計,西班牙從加泰獲得的金額在2002年使用歐羅之後突飛猛進,從01年的85.65億歐羅跳到2002年的136.96億,之後到2010年一直在130到170億之間徘徊;而在扣除付給加泰國民的福利之後上交到西班牙政府的金額從02年起到10年都達到加泰GDP的6%左右。但是,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組織者,一直的論調都是 “如果加泰獨立將可獨享經濟成果”,無需再承擔作爲西班牙一份子的財政責任,然而實際上加泰的富裕很大程度是建基在作爲西班牙歐盟成員國資格的一部分之上。失去了歐盟5.6億人口市場,以出口爲主,人口不多(七百五十萬左右)内需市場小的加泰隆尼亞前途堪憂。加泰等地區的富裕,哺育了分離主義,未來的歐盟國家衹會遇上更多這一類地區分離主義對於中央政府的挑戰;而今日的歐盟,由於從來無被成員國賦予仲裁這類攸關主權,極爲敏感議題的權力,今日衹能縱容西班牙總理拉霍爾的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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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是是政治問題,並非法治問題

加泰隆尼亞總理普伊格蒙特一直推動加獨公投 (資料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在獲得了西班牙國王罕有的聲明支持之後,總理拉霍爾除了道德光環以外,製造災難的權力他都有了。而加泰隆尼亞總理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在全球媒體都捕抓到西班牙國民警衛隊用過當暴力對待要為公投投票的加泰居民之後,他需要的道德光環和將所有加泰人,連同沒有投票的另外六成人的未來放上賭臺的“正當性” 也有了—至少對於他的支持者而言。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西班牙和加泰來到了一個加泰威脅單方面宣佈獨立,瀕臨玉石俱焚的破局—-但是雙方走到今日這一步完全並非必然。拉霍爾自從2011年上臺起,對於加泰獨立聲音的回復,一概是“憲法”和 “法治”這些對於狂熱民族主義者毫無意義的詞語。
2014年,加泰就已經實際上舉行過性質類似的公投,同樣地亦受到憲法法庭所制止,但是加泰政府還是選擇以非官方形式舉行了一次由志願者而非政府所監管的“公投”—當日的拉霍爾和今日一樣堅持該公投結果無效,不同的衹是並未有派憲兵阻擋投票而已。堅持同樣的言論一來無法阻止加泰人用各種手段投票,二來,在民調和2014年結果(加泰官方無公開最終投票率,僅提供初步數據,指大概有41%選民投票,其中80%贊成獨立)都顯示統獨雙方的支持者不過是五五開的情況下,今日使用武力封阻加泰投票不過是將本來中間派更進一步推往支持獨立而已。西班牙憲法雖然正如所有正常民主國家憲法一樣並不容易更改,但是民主政治本身一直容許彈性去提供起碼是減緩壓力的答案,在加泰多年來的獨立運動都無法引起其他省份一同向馬德里施壓修憲的情況下,拉霍爾大可以舉行一次合法,受監管,正反雙方都有適當競選活動,而且有合理門檻(比如投票率)的公投,結果很有可能是獨派失敗受挫之餘,就是出乎意料之外地由獨派勝出,馬德里亦有一定時間去處理。
目前的困局,大部分責任在拉霍爾拙劣的政治手腕上。利用拉霍爾的不作爲和對於“法治”的强調,獨派要煽動支持者相對容易得多;如果說2014年的公投結果是大大地增强了獨派的正當性的話,持有這説法的人恐怕很難解釋2015年獨派在地區選舉的尷尬:在整體投票率上升的情況下,代表獨派的Junts pel Sí黨雖然再一次贏得大選,卻在議會失去了過半數,從71席下跌到62席。相反,支持統一,親企業的市民黨(Ciudadanos)則從上次選舉的9席大幅上升到25席,新獲得10.3%選民的支持。在選舉失利之後,獨派一再要求馬德里容許2017再一次舉行獨立公投此一看似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行爲,實際上不過是不負責任的賭博。幸而有拉霍爾無能的襯托,才有了今日所見的僵局。今日的危機,如果早早可以轉化成對於憲法更改的政治動能,而非雙方自説自話的游戲,衝突本可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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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制裏,法治是底綫,溝通是常態,尊重人權是原則;拉霍爾擁抱了底綫抛掉了原則,加泰獨派則無視底綫,强調並且試圖以原則代替民意— 唯一的共同點在於雙方都拒絕溝通。雖然全球化經濟整合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國家以及地區之間的界限,但是這三個民主政制的要素依然必須在任何時候都被遵守;否則,等待雙方的衹有無盡的分裂而已。
(原文刊於明報,作者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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