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對歐洲發動的貿易戰並非導致歐美關係疏離僅是表徵；更重要是，在經歷過特朗普政府4年之後，歐盟已清晰見到「美國優先」保護主義政策大趨勢並無在短期內改變的可能，而歐盟為爭取未來能在中美之間作為第三極競爭的成本，必須在貿易戰場上寸土必爭，以更多的整合孕育自己的戰略產業。
隨著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勝選，歐盟終於告別了特朗普政府四年以來的敵意和不確定性，美歐之間的傳統“跨大西洋合作”似乎又見曙光，然而，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國際秩序以及歐盟經濟上的努力攻擊，喚醒了歐洲人對於美國的懷疑也重啓了沉寂許久的歐洲政經整合進程，拜登政府要和一個追求戰略自主的歐洲尋求所謂的“統一戰綫”，遠非想象般容易。美國國策自2012年來説是重中之重的亞太地區，尤其是在圍堵中國這一點，歐美雙方雖然有配合的可能，但是歐洲近東門戶的地緣政治亂局加上特朗普任内造成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後遺，注定了歐盟很難去抽身協助華府。
歐盟政策重點，在國防上優先考慮的必然是東歐和中東與東地中海地區，也就是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家的動向，而在經濟上歐美更是存在重大矛盾，因爲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而開始的貿易戰非但仍在進行中，歐盟追求從中美之間科技獨立，向中美科技寡頭們徵收稅款去哺育歐盟自己的科技產業，也是過去四年華府敵意所間接重新啓動了的歐洲整合進程一部分。種種情況均反映了，美歐之間的共同利益偏差在政經兩頭均相當可觀並且在持續拉遠，短期以内極難化解。不錯，美國通過北約提供的武力保護，在歐盟的集體防禦政策尚未成熟的當下，仍是必須品；是的，歐美仍將是各自的首要貿易和投資夥伴，但是，在戰略上拜登要重塑歐美同盟，僅僅四年恐怕不足以抵消特朗普四年所造成的損害。
華府難以再單用北約和核保護傘換取歐洲絕對支持
歐盟視爲最大國土安全威脅的問題有兩項，一是因中東局勢不穩定而引發的潛在難民危機，二是周邊區域强權土耳其以及俄羅斯的直接軍事威脅，而偏偏特朗普任内就和安卡拉政府在敘利亞内戰中同一陣綫，退出並積極破壞伊朗核協議，單方面退出中程導彈條約等多邊條約將俄羅斯推向軍備競賽的邊緣，在特朗普回歸單邊主義，摒棄維持多國秩序的情況下，歐美之間要在短期内重建互助關係，重新達成外交上利益一致，談何容易。先談和希臘和塞浦路斯等歐盟成員國有直接領土爭議，卻又因爲冷戰歷史背景的緣故同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歐洲或許可以容忍特朗普政府就土耳其達成北約軍費下限要求而對歐洲諸國的嘲諷，但是美國在敘利亞内戰中順安卡拉政府意欲背叛歐洲民意所支持的庫爾德族人不談，2019年安卡拉進軍敘利亞東北部，正正源自於特朗普政府單方面宣佈撤軍，最終導致了已經有伊朗和俄羅斯參與的敘利亞内戰一發不可收拾。可別忘了，土耳其目前在收下了歐盟六十億歐元資助的情況下，收容了超過四百萬名的難民。而埃爾多安亦不止一次威脅過將這些難民趕到歐盟邊境，以此試圖迫使歐盟支持他對敘利亞内戰的干涉。這也正正應了法國總統馬克宏對於北約已經”腦死亡“的指控——美國就算是要回歸北約這個多邊主義框架嘗試斡旋，特朗普的美國政府已經在歐盟和土耳其之間作出了選擇，明年方正式上任的拜登政府可以操作的餘地，實在有限。
中東除了敘利亞以外的另一個爆點，則是前總統小布殊口中”邪惡軸心“之一的伊朗，經前總統奧巴馬2015年與多國斡旋達成的伊朗核協議（JCPOA）原本限制了伊朗生產核武的手段，德克蘭政府當時甚至接受了允許聯合國屬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對其設施極其詳細的監控。但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在沙地亞拉伯以及以色列的支持下單方面退出協議，指已通過以色列情報機關獲得了“確實證據”伊朗正在研發核武器，並且指責德克蘭政府是“出口遠距離導彈” 的 “國家級恐怖主義支持者（leading state sponsor of terror）”。同樣地，在特朗普政府暗殺伊朗軍事領袖蘇里曼尼（Qasem Soleimani） 以及近日高度懷疑是被以色列暗殺的伊朗科學家Mohsen Fakhrizadeh之後，拜登政府短期内要和伊朗再談協議，恐怕是癡人説夢，最終還是要離震央最近的歐盟面對地區戰亂再發的風險。
談及伊朗就不得不提德克蘭政府的親密盟友俄羅斯；特朗普在上任的初期顯得極爲親俄，曾嘗試撤銷因爲侵略烏克蘭而施行的對俄制裁，但在參眾兩院碰壁之後，香港反送中運動浩浩蕩蕩的一年讓美國迎來對北京施壓的缺口–這倒讓歐洲鬆了一口氣，在英國脫歐之後，美國和俄羅斯聯手的話，夾在中間的歐洲前景的確勘虞。但是，由於特朗普對於多邊主義條約的鄙夷，歐盟終歸還是被特朗普的政策殃及池魚，面對了來自俄國更爲迫切的核武力威脅。特朗普政府先後退出了美蘇冷戰時期以來最重要的核武條約之一〈中程導彈條約〉 (INF Treaty)，包括美俄在内全球三十多個國家互相可以進行無武裝空中偵察活動的開放天空協議（Open Skies Agreement），以及在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的延長上增加必須加入中國的條件，導致明年初該條約到期前得不到共識的幾率大大增加。此一系列的操作，讓本來已經認定烏克蘭和白羅斯局勢變異是“西方顔色革命”而極爲焦慮的俄國更爲變本加厲地增加軍備和介入周邊地區局勢，實是意料之内。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舉動，本身代表的是一種和歐盟截然不同的邏輯；而這些政策本身並非不可能逆轉，但是從歐洲的角度來説，“特朗普主義”正是小布殊年代單邊主義的復辟，在歐盟加强整合小有成果的今日，歐盟並不一定有每隔四年憂心一次美國會否背棄同盟的資本，和等候其回心轉意的耐心。
跨大西洋經濟矛盾難以解套
特朗普對歐洲發動的貿易戰並非導致歐美關係疏離最根本的原因，僅僅是表徵而已；更重要的是，在經歷過特朗普政府的四年之後，歐盟已經清晰見到“美國優先”保護主義政策大趨勢並無在短期内改變的可能，而歐盟爲了爭取未來能夠在中美之間作爲第三極競爭的成本，則必須在貿易戰場上寸土必爭，以更多的整合孕育自己的戰略產業。四年前希拉里總統選舉大敗很大程度歸功於特朗普以“美國優先”經濟牌贏得了以衰退中的製造業為經濟支柱的（密歇根州，賓夕凡尼亞，和威斯康辛）鐵鏽帶關鍵州份，而拜登勝出也和贏回這些州份有極大關係。但是，製造業衰退，導致藍領工人失業這個現象，並非一個四年任期可以逆轉的，它背後代表的是一種經濟產業升級的過程，但是特朗普以貿易戰作爲工具去解決藍領就業不足，就很讓歐盟憂心。正如四年前美國達特茅夫學院經濟學教授Douglas A. Irwin 在《外交政策》雜志中提及到，其實令最多工人失業的并不是來自外國產品的競爭，而是科技的進步。他引用研究數據指出，組建自動化以及其他工業科技的進步造成了“00-10年間製造業85%的工作流失”，而近年雖然特朗普政策下新增頗多製造業職位，然而，根據跨黨派智庫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由2008年到2018年的數據顯示，一來這些工作機會有聚集在高學歷，專業勞工較多的西岸州份的趨勢，更重要的是對比起服務業，美國製造業的大趨勢仍然是以越來越少的工作人口去貢獻更多的經濟產出，也就是說科技和自動化的進程依然會令鐵鏽帶低學歷低技術的製造業工人們感到被政客所抛棄。拜登四年可以將這種趨勢逆轉，甚至是減緩的機會，在疫情更加推進更多自動化的過程中，更是小之又小。
當美國的政治經濟基本盤是這樣，對於歐洲來説問題就變成了，歐盟是應該永遠為“美國製造”買單然後每四年祈禱藍領選民票投一個不那麽單邊主義的美國總統，還是以更多的關稅反擊，先保護好自己的產業？邏輯上當然是選擇後者。正如前意大利總理列達（Enrico Letta)近日所指，“歐洲的未來不能是仰賴阿利桑那，内華達以及賓夕凡尼亞的幾千個選民的投票結果（We can’t allow Europe to be depending on some thousand voters in Nevada, Arizona or Pennsylvania in the future）”。這種圍繞了歐盟四年的不安感，再加上疫情必須的財政需求，加起來的政策結果，就造就了汎歐數碼稅成爲歐盟復蘇基金中其中一個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歐盟執委會以及歐盟領袖組成的歐洲理事會早前同意的歐盟復蘇基金 ”歐洲新一代基金” (Next Generation EU）7500億的預算將全數由歐盟執委會的自有財源（own resources），也就是包括數位稅以内的新汎歐稅務收入作爲抵押借貸的資金，投入到歐盟重建和升級產業的投資裏。根據歐盟執委會的估算，一個從全球每年總收益達7.5億歐元以上企業所徵得的數位稅將每年為歐盟執委會提供十三億歐元的稅款。金額實際上並不算太多，但是這個稅項本身的常態化，同時也是代表了歐美之間貿易互動運作的改變。正在加深整合的布魯塞爾對於關稅的敏感和反制的强悍，對已經打開了關稅戰潘多拉之盒的美國，就是換上了拜登，正如歐盟執委會中掌管經濟和貿易的委員Valdis Dombrovskis所講，換了總統的美國也“難以説服(do not see it feasible)”歐盟重返TTIP一類深度互助協議的商談上。
拜登的任期内，歐美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得到緩和，甚至在某些區域，比如說華府可以借道歐盟在印太平洋地區國家如印尼，新加坡，越南和澳洲等國的經濟紐帶而達成美國自己的戰略目標，但是，要在四年之内將歐美的”跨大西洋合作關係“重新接上，回歸90年代甚至21世紀初期的熱絡，恐怕遙不可及。
（原文刊於明報，作者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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