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研究 宏觀政經 專題研究 東亞

【明報特約】國歌與身分認同

執筆之際,網絡創作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榮光》)正伴隨着示威人潮一直此起彼落地吟唱着。過去幾個星期,亦在各區大型商場中有聚眾合唱,繼而叫喊口號,形成「新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模式。此刻無論你抱什麼政見立場,聽見無數人流暢背誦,又見有「銀髮族」在巴士上望着歌詞紙低頭背誦,都不可能否認《榮光》已成當今流行歌曲。

 

執筆之際,網絡創作歌曲《願榮光歸香港》(《榮光》)正伴隨着示威人潮一直此起彼落地吟唱着。過去幾個星期,亦在各區大型商場中有聚眾合唱,繼而叫喊口號,形成「新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模式。此刻無論你抱什麼政見立場,聽見無數人流暢背誦,又見有「銀髮族」在巴士上望着歌詞紙低頭背誦,都不可能否認《榮光》已成當今流行歌曲。

 

這首由一眾「連登仔」(連登討論區的網民)合力作曲編曲填詞的歌曲,在短短數星期,發酵成《時代》雜誌所理解的香港「新國歌」,當中牽涉的議題眾多而繁雜。由《榮光》本身的音樂性、歌詞的文藝程度,以至音樂與抗爭的關連,早已因歌曲大熱而先後被討論。然而,有關於「國歌」,以至《榮光》一曲作為一個地方身分認同一部分的功能,卻少有被提及。所謂「民心」所向的表現,很多時候不過是一曲韻律簡單,卻又能令人熱淚盈眶的歌曲而已。

不少香港民眾於大型商場中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及叫喊口號,成為了一種新型的抗爭模式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音樂社會學對國歌的探討

「國歌研究」一直都是民族音樂學和音樂社會學的一個核心領域。任何形式的音樂,都被視為族群歷史與文化的載體,而國歌更是國家象徵的一部分。它們呈現的是國家的集體意識形態,及族群的自我形象。借用政治學者Michael Billig的概念「平實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它解說不同類型的族群身分認同,尤其是對國家的,都是透過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加以鞏固,如吃什麼食物、慶祝什麼節日,及在什麼場合唱什麼歌等。這些平實而重複的行為,將同族的身分認同變成習慣,從而彰顯愛國和/或愛族的認知。

 

但是,這並不代表國家機器可以超越自身意願任意改變國民的日常習慣以至身分認同。國歌或其他歌曲,會是反映着切身感受及其文化歷史淵源的符號。國民都有唱不唱、改不改、信不信等自主權。因此,國歌並不是單方面意識形態的靜態反映,而是通過日常活用活唱而達至構築和協商個人身分認同的中介。

法國國歌《馬賽曲》包含法國人對君權的抗命意識,於拿破崙和其他帝制時期一度成為禁歌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各國國歌的歷史演化

縱觀多國歷史,不難發現國歌都曾經歷過改曲、改詞,甚至被禁。如法國國歌《馬賽曲》,作於18世紀末,當時叫《萊茵軍團戰歌》,並在法國大革命時以軍樂形式風行於抗爭之中,隨着革命成功,被定為第一首共和國國歌。可是在其後拿破崙帝國及帝制復辟的數十年間被褫奪國歌之位,甚至被禁唱。但在民間,此曲一直未絕於耳。歌詞中表述有關法國人對君權的抗命,及對自由、民主、博愛精神的堅持,一直為推翻帝制的革命運動注入動力。到了上世紀50年代,《馬賽曲》被現代法國共和國憲法定性為國歌。

 

《俄羅斯聯邦國歌》的演進過程,則未有如《馬賽曲》般壯烈。原身為《堅不可摧的聯邦》,它早在1944年取代當時蘇聯國歌《國際歌》成為新國歌,並沿用至蘇聯瓦解。而當俄羅斯自成一國後,為撇除共產主義的陰影,葉利欽政府以另一首《愛國歌》頂上,但得不到國民認同。在千禧年的一個普查中,全國只有一成半人喜歡《愛國歌》,原因在於此歌不能彰顯原先《堅不可摧的聯邦》帶有的激昂及歷史情懷。於是,普京政府把《堅不可摧的聯邦》中帶有濃烈共產主義及有關蘇聯領導等較尷尬的歌詞改寫,變成現有的《俄羅斯聯邦國歌》。可見國歌的演化和實踐,跟當地文化歷史相互扣連,有着一個共生、有機的關係。認為只要日夜吟唱着同一首歌,就能建立一個預設的身分認同,實為一廂情願。

 

香港人、《義勇軍進行曲》和《榮光》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跟隨國家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自是理所當然的。但這跟香港人與國歌所承載的文化和歷史符號有否互動,是兩碼子的事。首先,從香港社會文化立場出發,國歌中所述有關中華民族對抗外敵入侵的歌詞和主題,在這個開埠後以國際都會、多元社會自居的地方,未必容易引起共鳴。歌詞所描繪的抗戰畫像,並未於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留下足迹。與此同時,香港人日常最容易接觸國歌的途徑,是每天傍晚電視新聞前播放的《心繫家國》短片。片中展示出中國的經濟成就和文化淵源,加上無數關於中國大陸而非香港的建築風景,在短短約一分半鐘內轟炸觀眾。而真正關於香港的東西,維持不足廿秒,實難以令港人從此文化文本中尋找甚至鞏固對國歌作為「平實民族主義」的認同。

 

相較之下,《榮光》的歌詞確實地反映着現時香港社會中某一類人,即抗爭者的心態和認知。作曲者亦透露過自己參考了軍樂曲來創作《榮光》,志在提升抗爭士氣,就彷彿流露了點《馬賽曲》的想像和影子。而在YouTube上的原版,及推出不久的管弦樂合唱團版,都配以3個月來的抗爭畫面。因此,無論從社會現况、歷史認知、文化符號等眾多方面來看,《榮光》之風行,在於它與抗爭者的自我身分認同互相扣連、影響甚至演化,由新的樂器、編曲、演奏,推展到新的抗爭模式、行動和身分。縱使將《榮光》譽為「國歌」實為政治不正確,但就如筆者極尊重的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教授余少華老師在另一媒體所述,無論《榮光》曲藝性上可否跟其他國歌媲美,重要的是「《榮光》如何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迅速並成功地產生了一個身分認同及其意義」(註)。

 

註:詳見余少華教授於「Harbour Times」的訪問「Glory to Hong Kong’s bilingual significance, musicality, and more」(bit.ly/2mFBsBE

 

(原文刊於明報,作者張德裕)

 

假如對以上有興趣,你可能會希望知道更多: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 香港命運共同體的終極之戰

美攻勢浪接浪 北京時間換空間

智慧城市與大規模監察——個人隱私與國家安全的平衡點

夕陽已久的唱片業:音樂數位化的結構轉型

Avicii與瑞典流行音樂業的地緣發展

政治宣傳的美學「蒙太奇」《罷工》

向你的朋友分享這篇文章吧!
The Glocal 盡力為華文圈讀者帶來深入及最新的國際政經評論,喜歡我們的話請向我們捐款並多多支持!你的支持是我們做得更好的動力。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