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仍有一定爭議，儘管不少國內媒體及國家元首視民主黨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為新的白宮主人，但來自特朗普團隊的司法挑戰相信會令結果要到12月初才會明朗化。因此，筆者希望借這段時間，為特朗普過去4年的外交政策把把脈，也是給特朗普一個公正的評價。
執筆之時，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仍有一定爭議，儘管不少國內媒體及國家元首視民主黨候選人拜登(Joe Biden)為新的白宮主人，但來自特朗普團隊的司法挑戰相信會令結果要到12月初才會明朗化。因此，筆者希望借這段時間，為特朗普過去4年的外交政策把把脈，也是給特朗普一個公正的評價。
MAGA or MALGA︰讓美國強大起來還是讓美國看來好像強大起來？
在開展漫長的分析之前，先跟各讀者分享一個小故事︰事源在美國總統選舉之前的一天，美國白宮發表了一本由國家安全顧問Robert C. O’Brien編撰的發言集，內容涵蓋特朗普及白宮主要官員對華政策的發言稿。而不論在發言集的封面，以及在白宮介紹發言集的新聞稿中，均以「改變一個世代美國外交政策」為主軸，甚至在白宮的新聞稿中，將發言集放於比開展美國冷戰外交政策的「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更高的位置，彷彿特朗普最應被世人所記得的是他的對華政策。
無疑，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 特別是對華政策 – 開啟了國際關係新的一頁︰昔日我們不相信全球化會有逆轉的一天，中美之間不會出現如美蘇冷戰般的外交角力，但在特朗普的「特式外交」下，上述一切不可能的情況似乎都變得可能。而因為「特式外交」令人「耳目一新」，更令不少與中國關係欠佳的亞洲地區及國家對特朗普外交政策有一定期望，4年之間成為狂熱的特朗普支持者。事實上，華人圈子對這場美國總統的投入程度可謂令人咋舌，特別是社交媒體在選前選後的各種分析及猜想，往往都會以人身攻擊的謾罵收場。筆者的朋友圈也分成兩個不同的圈子︰一是認為拜登的軟弱形象並不配合這個對華強硬的大時代，唯有特朗普才可令北京在人權、貿易及外交事務有所克制，讓美國真正的重回亞太龍頭位置；二是特朗普過去4年的建樹被錯誤放大，北京仍然在特朗普的極限施壓仍活得很好，甚至把握美國在亞太經貿退場之時與多國共同簽訂RCEP，進一場建立中國在亞太地區的經貿地位。所謂的「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不過是「讓美國看來好像重新強大起來」(Make America Look Great Again)。
事實上，這樣的爭議在美國學界及媒體更為熾熱。對於不滿意特朗普過去4年「特式外交」的學者及媒體而言，過去4年特朗普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傷害，遠多於他聲稱帶來的實際利益︰對傳統盟友的鄙視及肆意開展貿易戰，削弱美國戰後努力所建立的同盟系統；退出不同的國際組織及區域合作，將美國由國際社會孤立的同時，更讓競爭對手如中國有機可乘；儘管在最後階段促成多項外交協議，包括協助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建交，但這些協議為中東帶來真正和平，還是進一步分化中東不同力量，反更不利美國在中東的長遠利益；退出巴黎協議、伊朗核問題等，令美國失去傳統道德力量，削弱美國作為全球領袖的角色及能量，因此難言美國在特朗普治下重新強大起來。
反觀特朗普的支持者認為，「特式外交」的重點在於「撥亂反正」，摒棄多年來美國對國際社會的單方面付出，要求盟國在區域安全上承擔更多責任；不斷重申對潛在對手的外交紅線，廢除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在外交政策上捍衛美國的根本利益；改變世界對中國崛起的觀感，協助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外交正常化，從多個衝突區域撤軍等，顯示特式外交不但改變了其他國家的行為，也令美國近年首次在一個總統的任期內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軍事衝突，比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奧巴馬其為實至名歸。因此，也許美國沒有一時三刻完全強大起來，但在外交政策上去蕪存菁，減少不必要政治及道德枷鎖，將外交精力集中投放在中國這個在地緣戰略層面最強對手之上；在經濟政策上將美國企業重新迎回美國本土，懲罰其他在美國貿易政策及開放市場「搭便車」的國家及企業，將美國國內外資源用得其所。對特朗普的國內外支持者而言，假如特朗普可有多4年任期的話，美國將重新強大起來，所謂的「新冷戰」也會以重新崛起的美國勝利告終。
「Trump粉」與「Trump黑」的分歧︰美國霸權的根本為何？
筆者認為，雙方的分歧在於對美國在外交及國際事務層面「強大」的基礎有所不同，支持特朗普的民眾會認為，美國霸權的基礎源於其自身的地緣政治及經濟優勢，包括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令美國本土除零星的恐怖主義襲擊外，幾乎沒有受到大型戰亂的洗禮；在軍工企業投放及科技研發層面的絕對優勢，除冷戰中前期的蘇聯外美國在軍事及科技的領導地位在全球從沒有被挑戰；由第一次大戰起所累積的財金實力，二戰後壟斷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地位，到冷戰後建立的華盛頓共識，令美國一直是國際貿易、金融及環球經濟管治制度的奠基者。因此，在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國國力的興衰才是美國是否強大的唯一指標，而明顯地美國近年國力因為華爾街的貪婪、知識份子因為冷戰的成功而過份迷信「交流政策」(engagement policy)對威權國家的影響力，都會主義者過份熱衷美國作為全球民主燈塔的角色而不必要地介入區域衝突及戰爭，而被其他潛在對手 – 包括歐盟及中國 – 所追近甚至超越。因此，要美國重新強大，白宮的主人在必要時須摒棄「謙謙君子」及「世界警察」的虛偽圖騰，以「美國利益優先」介入及處理國際事務。特朗普的出現及其特式外交，正正是這些近年被壓抑的思潮及意識形態的第一 – 甚至現在看起來是唯一 – 的曙光。
而對於特朗普的反對者而言，他們認為美國霸權的根本，繫於美國自戰後經營的戰後體制(Post-war World Order)或國際關係學者伊金貝利(G. J. Ikenberry)「自由世界體系」(Liberal World Order)。根據根據2018年美國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發表了有關戰後體系(Post-war Order)的研究報告，指出戰後體系包括以下3個特質︰自由化的貿易體系帶來長達70年的經濟發展、全球民主政體的增長及普世價值的出現、以外交手段及國際平台解決傳統國與國的糾紛並建立共同安全體系。而促成「自由世界體系」的三個主要因素，即多元政體(polyarchy)、市場經濟(market economy)以及和平演變(peaceful transition)，卻不斷被特朗普的內政及外交政策所挑戰︰強調政治感受先於政治理性的民粹主義動員，以保護市場之名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對地緣政治對手如中國及伊朗等作極限施壓而求徹底變天，拒絕相信科學理性而作個人感知政治判斷等，都被傳統國際關係及政治學者視為削弱美國霸權的行為。因此，在他們而言，「特式外交」自然是壓倒美國霸權的最後一根蘆葦。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在過去10年「自由世界體系」受到的衝擊不限於特朗普的內政及外交政策，而是在於不同的經濟及資訊科技的革新。例如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降低民眾獲得資訊的成本，更大幅降低資訊生產的成本。資訊的成本結構有所改變，正面來看是令精英難以壟斷資訊，進一步迫使他們對民眾開誠布公，加強民眾的參與及監察，對民主體制而言本是好事。但資訊生產的成本大幅下降，市場上真假「資訊」充斥，反而令判別資訊真偽及價值的成本大增。而在演算法主導的資訊體系，同溫層、資訊部落成為網絡世界的常態，更不利社會之間建立互信。從前香港會戲謔某電視台的金句「這裡不是法庭，我的眼睛就是證據」為無知者的代名詞，但其實在今天眾說紛紜的選舉舞弊爭議，眾網民欠缺基本的耐性及尊重，選擇性地相信或否定不同派別的「輿論領袖」的「雙眼」，從而作不同的道德、價值甚至制度審判，「自由世界體系」的「自由主義」基礎早於蕩然無存。特朗普的政策及公關策略，不過是時勢做英雄的結果。
「特式外交」遺產︰重建美國新戰後體制的的根本？
另一方面，正如耶魯大學教授Paul Kennedy在其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指出，美國實難無止境地承擔國際霸權的「義務」，特別是當其他國家在「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下享受美國霸權利處而迅速發展，卻沒有付出相對應的政治及經濟成本，客觀結果是美國的相對國力不斷下降。因此，要維持「美利堅治世」的長治久安，美國要不斷平衡外交及經濟政策對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影響，要適時的放棄提供國際社會需要的「共善」(public good)，以保護美國國力不被捲入「帝國過度擴限」的政策陷阱之中。而對上一個主動放棄提供這些「共善」的，就是50年前的尼克遜(Richard Nixon)︰主動放棄布蘭頓森林系統，切斷美金與黃金的固定兌換率，令美國及國際主要貨幣進入自由流動的時代，從而減輕美國國內通貨膨脹及貿易逆差的壓力；以「交流政策」取代杜魯門的「圍堵政策」，選擇拉攏北京以對抗莫斯科的同時，減輕美國應對共產主義的壓力，反而令冷戰格局慢慢朝著有利美國的一方發展。若如是觀，特朗普的政策不過是另一個「尼克遜震盪」，不過是政治及國際關係版本而已。
有趣的是，早前《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訪問拜登多位的前或現在的外交政策顧問，他們均指出拜登的外交政策或以杜魯門主義為基礎，透過建立不同的平台如「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重塑美國作為資本主義及自由主義捍衛者的形象，並協調及協助不同的區域的「傳統盟友」回應威權國家的挑戰。而更為有趣的是，現總統特朗普的國務卿龐貝奧(Mike Pompeo)在過去數月不斷出走亞太地區及歐洲諸國，希望促成不同的戰略平台回應北京對區內安全的挑戰。而因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令歐洲、加拿大、澳洲諸國變得實事求是，開始更多以國家及區域的根本利益出發，更開始理解或感受到中國式銳實力對國家安全及經濟的挑戰，反而對於建立新戰後制度有一定程度的裨益。而事實上，也許拜登在過去40年沒有一項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外交事例，但這位年過七旬的外交沙場老將的特色，正正是善於運用在上者留下的權力及遺產，在既有制度下將其功效最大化。正如筆者在另一媒體直言，今天特朗普團隊留下的外交遺產愈多，拜登團隊可運用的外交籌碼及空間愈大。假如拜登明年真的正式登上總統寶座，至少在國際關係及外交政策而言，他也許要向特朗普說聲多謝。
（原文刊於明報月刊，作者陳偉信，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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