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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日線特約】究竟是誰在大發「國難財」?──那些敘利亞內戰中,忽然崛起的「暴發戶」們

敘利亞內戰

敘利亞內戰持續了 7 年,國家雖飽受戰火蹂躪,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輸家。經濟行為者如國家寡頭精英、流亡企業家、新興「暴發戶」,其重要性卻一直被忽略 —— 特別是後者。一將功成萬骨枯,戰爭為「暴發戶」帶來了國難財,使他們由寂寂無名的小商人,搖身一變成坐擁千萬生意王國的企業家。此一變,促進了新的經濟向上流動,憾動了舊的商界精英結構。敘利亞內戰持續了 7 年,國家雖飽受戰火蹂躪,但不一定所有人都是輸家。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狂風掃落葉,敘國旋即陷入戰火。有憤恨獨裁政權的政治領袖、有乘勢招兵買馬的宗教極端組織、有不滿貧富懸殊日增的普通民眾、也有在市場自由化改革下未能分一杯羹的小商人,故戰亂根源難以三言兩語名狀。

主流評論多從意識形態、宗教、國際關係等角度探討敘國內戰,卻鮮從政治經濟的角度把問題說清。在內戰中,行為者(Actor)可分為不同維度:有國家的(美國、俄羅斯、土耳其)、有政治單位的(伊斯蘭國、敘利亞自由軍、沙姆解放組織)、有宗教派系的(代表官方的阿拉維派、及薩拉菲主義者等)。

然而,經濟行為者如國家寡頭精英、流亡企業家、新興「暴發戶」,其重要性卻一直被忽略 —— 特別是後者。

一將功成萬骨枯,戰爭為「暴發戶」帶來了國難財,使他們由寂寂無名的小商人,搖身一變成坐擁千萬生意王國的企業家。此一變,促進了新的經濟向上流動,憾動了舊的商界精英結構。究竟,在政治經濟學角度而言,內戰如何成為了敘國商業社群結構的轉捩點呢?「暴發戶」的出現,如何令內戰變得複雜呢?

敘利亞內戰前的商業社群結構

在了解內戰與敘國商界社群結構的轉變前,必先要認識該國在內戰前的情況。自從 1963 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Ba’ath Party,下稱復興黨)奪取政權後,國家便奉行社會主義經濟,增強政府在市場上的角色,把當時主要企業收歸國有,使國營企業成為了當時經濟發展的動力火車。

而在 1970 年代,隨著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上台,這種發展路線,基本上已成為他往後統治 30 年的定局。中東學者 Joseph Bahout 認為,自從復興黨上台後,直至 90 年代為止,國家的商界階層基本上已鮮明,大概可分為四大類:

第一,在鄂圖曼及法國託管時代的舊資本家。復興黨上台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令他們的經濟影響力大為減退;第二,依附著阿薩德政權、在政治上保持沉默的中小型企業家;第三,受益於在 1960 至 80 年代,國家發現石油的食利階層;第四,阿薩德家族親屬、或是與他們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國家精英,控制整個國家的關鍵戰略行業及政府合約。而這之中,以國家精英最有影響力。

以上商界階層,受到自敘國現任總統巴沙爾(Bashar al-Assad)上台後,為振興經濟而推行的市場自由化改革而起變化,不少新興中小型私營企業應運而生。例如,私企貢獻敘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由 2000 年的 52%,上升至 2007 年的 60.5%。

可是,這股市場自由化改革趨勢,充其量只帶來輕微震盪。因為巴沙爾在推動社會向上流動的同時,亦要兼顧國家精英的既得利益,保持他們在經濟上的壟斷地位。有別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大規模私有化政策——敘國政府主要透過外包制度(outsourcing),把國營企業的業務外包給營運私企的國家精英,使兩者成為經濟利益的共同體。這種改革,其實反令貧富差距更加擴大,精英利益繼續穩如磐石。

在國家商界巨賈中,自 1990 年代嶄露頭角的阿薩德之表弟馬赫盧夫(Rami Makhlouf),便是其佼佼者。

《金融時報》指出,至阿拉伯之春為止,馬赫盧夫已經壟斷了敘國 6 成以上的國家經濟,事業王國橫跨電訊、地產、銀行、運輸等等。2000 年,他創立了敘利亞電信(Syriatel),是敘國國內僅有兩家中的其中一家電訊巨頭;2007 年,他更成立 Al-Cham 控股公司,投資各個領域,控制國家主要產業命脈。

另一位靠政權攀上商界精英層的人物,就是與阿薩德之弟馬希爾(Maher Assad)過從甚密的哈姆修(Mohammad Hamsho),除了掌控敘國其中一大控股公司 Hamsho International Group,更在 2007 年成立親官方的 Addounia 電視台,涉足傳媒界。

財富大洗牌:戰爭是如何把「暴發戶」煉成的?

可是自 2011 年敘國內戰爆發後,情況大為改變:國內生產活動大受打擊、經濟產值急速倒退、資本外逃到鄰近國家、加上敘國政府及與商業巨頭,因支持暴力鎮壓國內反對派,而遭受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

在此背景下,敘國內戰顛覆過去 40 年的商界階層。中東政治經濟學學者、阿卡迪亞大學副教授 Samer Abboud 指出,敘國商界社群出現了精英分化(Elite Factionalization)的現象:

1. 舊商業精英雖受到國際社會制裁(如在內戰前已在制裁名單的馬赫盧夫和哈姆修),但因其利益與巴沙爾政權密不可分,所以在國內繼續與政權互相依賴求存;

2. 其次就是與政權關係淡薄的外逃商業精英。他們並不是阿薩德家族的忠實支持者,在內戰爆發後,他們把資產轉移到鄰近地區,如土耳其及海灣國家,更公開資助國內反對派,推翻巴沙爾政權(由一眾敘國商人組成的"Syrian Business Forum"是這派代表);

3. 另一批就是在 2000 年代市場自由化改革下日益茁壯的商業精英。雖然他們與前者一樣,和政權的利益關係不深厚,也是外逃資金的最大來源,但他們的立場並非如前者般鐵板一塊。他們試圖遊走各方陣營,只希望在內戰完結後,繼續留在國內發展;

4. 最後就是新興的商業精英。在戰爭之前,他們只是毫不起眼的普通商人。但後來卻恃著戰爭環境,依附著政權和舊商賈去鑽取「國難財」,成為戰爭「暴發戶」。令他們致富的關鍵不在於經濟生產,而是在各方陣營之間擔當「中間人」的角色(關於此點,稍後會詳述)。

首三類算是內戰爆發前就活躍的舊商業精英,但最後一類卻可被歸類為新崛起的商業階層。這群新晉的「暴發戶」,是使敘國內戰得以延續下去的重要角色,但卻一直遭到忽視。

究竟,戰爭是如何令「暴發戶」乘勢崛起的呢?

巴沙爾政權與 ISIS 的石油「經紀人」:哈斯瓦尼(George Hasw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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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瓦尼(George Haswani)便成為了 ISIS 和政府的中介,連接石油市場的供求(來源:Wikipedia)

巴沙爾政府為配合戰爭的需要,調節經濟管治模式,依靠這些「中間人」去維持國家經濟的運作。由於反對勢力從政府手上奪取廣大領土,使國家的經濟活動陷入萎縮。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在 2011 年至 2016 年間,敘利亞石油產量下降了97%。這是故於敘國的油田多處於由庫德族控制的東北方,及由伊斯蘭國(ISIS)控制東南方的代爾祖爾省,使政府不能在當地繼續開採石油。可是,ISIS 控制油田,自然有需要靠它來賺取收入;相反,政府卻需要資源,以維持經濟活動。

在這情況下,哈斯瓦尼(George Haswani)便成為了 ISIS 和政府的中介,連接了這市場的供求。哈斯瓦尼是靠做中介致富的經典例子:他本身在國內擁有 HESCO 工程公司,以建造石油及天然氣設施為主要業務,規模毫不起眼。但自從他開始從 ISIS 手上購買石油,再售予政府後,便得到非常可觀的收入,旋即成為「暴發戶」,在國際上聲名大噪,亦因此被放在制裁名單上。

關於他的發跡史不詳,坊間估計他在因緣際會下與阿薩德家族建立關係,繼而崛起。由此可見,政府在戰爭中抱殘守缺,以依靠這些「中介人」作維持國家經濟之權宜計謀。

國際制裁下,小麥進口的中介人:Foz 家族

不只是政權,舊商賈也利用了這群中間人,進行有暴利可圖的商業活動,以補償因戰爭而蒙受的經濟損失。由於舊商賈都遭受國際社會制裁,因此極需要以中介掩人耳目,繼續與外界進行商業活動。

其中一個靠此致富的中介人便是來自敘國沿海城市拉塔基亞(Latakia)的 Foz 家族。Foz 家族為巴沙爾堂兄、總統府安全保衛頭目、兼在國際制裁名單上的沙利什(Dhu al-Himma Shalish)效力。此家族營運的公司 Aman Group,被懷疑作為外界與敘國國營採購公司 Hoboob 之間的中介人,進行小麥進口貿易。

據海運分析公司 Windward 的航運資料顯示,另一與之有關係的涉事者、在黎巴嫩及敘國註冊的航運公司 Yass Marine,於 2013 年下旬多次從烏克蘭、土耳其、俄羅斯進口小麥到敘國。路透社引用之消息指,每 10 萬噸小麥起碼能賺取 300 至 400 萬美元的漲價,利潤十分豐厚。據聞此業務亦涉及敘國船業大亨 Abdul Sabra 的參與,而他是馬赫盧夫所成立的 Al-Cham 控股公司之重要投資者。

由此可見,舊商業精英與新興中介人之間,建立了錯綜複雜的商業利益關係,前者為補償戰爭帶來的損失,而後者卻乘勢賺取意外之財。

在圍城交困中投機取巧:乳製品商人 Mohieddine Manfo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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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foush壟斷大馬士革與東古塔區之間「進出口」的貿易,並能夠控制當地物價,以奪取暴利(來源:Wikipedia)

戰爭的確產生了另類商機,令不少投機主義者垂涎三尺。被《經濟學人》形容為由 25 頭牛起家的乳製品分銷商 Mohieddine Manfoush,便發跡於近月鬧烘烘的東古塔區(East Ghouta)圍城戰。在內戰前,東古塔區為首都大馬士革提供芝士及肉類食品。可是自從 2013 年東古塔區遭政府軍圍城伊始,當地農民便與他們在首都的客戶斷絕了往來,其生意大受打擊。

就在這時,Manfoush 透過商賈哈姆修,與阿薩德之弟馬希爾建立聯繫,得以壟斷大馬士革與東古塔區之間「進出口」的貿易,並能夠控制當地物價,以奪取暴利。

例如在「進口」方面,在 2013 年,敘國政府對東古塔區發動令 1400 人喪生的化武攻擊後,立即加緊圍堵該區,Manfoush 此時便坐地起價,在大馬士革賣每斤不到 1 美元的糖,在東古塔區卻賣到每斤 19 美元!

至於在「出口」方面,他在東古塔區以低價購入當地乳製品,並以雙倍價錢在大馬士革出售。這接近 40 萬人的市場,對 Manfoush 來說簡直是一棵搖錢樹。更重要的是,就算政府如何阻止人道救援組織運送物資到該區,Manfoush 也能獲得特權,令其多數時間都能自由地進出兩地之間的瓦菲迪(Al-Wafideen)檢查站。

總結:內戰,然後呢?

在整個戰爭經濟環境中,就算舊國家精英如何暗地裡謀取暴利,他們都不是贏家——內戰對敘國造成了 2,26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而他們絕對是首當其衝。在敘國內戰中的贏家,可能只有搭著戰爭便車的新興「暴發戶」。

過往關於敘國內戰的評論,鮮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在看似內戰臨近尾聲時,我們不得不考慮這群新興「暴發戶」的想法:他們在戰爭中獲利,會否成為結束內戰的阻力?這群食利而無生產力的中介人,會為戰後重建付出多少?

無論這群暴發戶的想法如何,必須承認,我們過去對敘國內戰存在部分誤解——我們似乎高估了人對政治不平的義憤,卻低估了人對金錢財富的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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