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真的是人民的意願。經歷過去年 10 月的示威浪潮、甚至是經濟衰退、武漢肺炎，提倡反對建制、以強人形象出場的扎帕羅夫脅著擁有強大民意支持，這時候推動修憲重返「總統制」，把其包裝成走出困局的唯一出路，顯得更有說服力。不論民眾清不清楚修憲內容，只要是破舊立新，反對建制，就可切合厭倦政黨政治、憎恨政客貪污的民粹口味。
「在這裡，所有人都支持扎帕羅夫（Sadyr Japarov）！」「他是人民的最後希望， 除他以外我們沒有其他人可以信任！」早前吉爾吉斯記者 Ayzirek Imanaliyeva 採訪這位來自伊塞克湖州（Issyk-Kul Region）的司機，他如是說。
伊塞克湖州是右翼愛國黨（Mekenchil）創黨主席、前代總統扎帕羅夫的家鄉州份，但他的人氣可不僅止於家鄉。吉爾吉斯於星期日（1 月 10 日）迎來自去（2020）年 10 月示威浪潮以來首次總統大選，填補前總統熱恩別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下台以來的職位空缺，因此備受外界關注。修憲公投亦於同一日進行，讓民眾選擇現時的「議會制」或是重返 2010 年以前的「總統制」政體。是次共有 17 位候選人競逐總統寶座。選前民調顯示扎帕羅夫氣勢如虹，其支持度遠遠拋離其他候選人，最後獲得近 8 成支持率，高票當選毫無懸念。
但是，去年 10 月還是囚犯的他，為何能夠用不足 100 天的時間迅速崛起成為總統？他是眾望所歸的人民英雄，或是滿懷陰謀的民粹獨裁者呢？
由囚犯到總統：誰在為他撐腰？
關於扎帕羅夫背後的靠山，迄今依然是一個謎。
直到 12 月 31 為止，他在總統競選期間已「大撒幣」了近 70 萬美金，遠超競選資金排行第二的競選人 4 倍，其他 10 多位競選人更望塵莫及！扎帕羅夫聲稱競選資金來自「人民」的捐獻，但據報調查指他約一半競選資金來自僅僅 10 位神秘人物及 2 間公司。
根據近月發生的事情和他的個人關係網，筆者得出一些線索，揣測其背後可能獲兩類「勢力人士」撐腰：第一，前總統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2005-2010）之相關黨羽。扎帕羅夫在 2005 年首度當選國會議員，後來遇到巴基耶夫這位伯樂，於 2007 年被提拔為總統顧問，在 2009 年更領導國家反貪局，一直平步青雲。直至巴基耶夫在 2010 年「二次革命」被推翻後，扎帕羅夫組織親南部巴基耶夫殘餘勢力的故鄉黨（Ata-Jurt），繼續在國會𡚒鬥。
與他一起踏入政壇的戰友塔什依夫（Kamchybek Tashiev）及馬梅托夫（Talant Mamytov），亦是故鄉黨創黨成員。他們兩個在去年 10 月示威爆發後，率領「流氓」助扎帕羅夫劫獄，可見彼此關係匪淺。在組織新政府期間，時任代理總統的扎帕羅夫任命塔什依夫為國家安全委員會（GKNB）主席，其後在 11 月中辭去職位參選總統，獲國會大比數支持擔任議長的馬梅托夫成為代理總統。他的親信順利地佔據政府的重要位置，因此有用人唯親之嫌。
另外，政府於去年 11 月公布被質疑是「可汗憲法」（Khansitution，有獨裁憲法的諷喻）的新憲法，據悉巴基耶夫的親信 Bektur Zulpiyev 參與起草。難怪同樣參選總統的 GKNB 前主席阿卜杜拉（Abdil Segizbayev）指責巴基耶夫與扎帕羅夫仍然過從甚密，是他的金主。縱使沒有實質證據，以上跡象顯示流亡白羅斯的巴基耶夫及其黨羽有機會借屍還魂，力推扎帕羅夫成為他們在吉爾吉斯的代理人。
另一類「勢力人士」，可能是惡名昭彰的「馬川莫夫」罪犯家族。家族首腦是早前被美國引用《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制裁的前海關副局長馬川莫夫（Rayimbek Matraimov）。馬川莫夫出身於南部奧什州（Osh Region），在任海關時以貪污走私與私徵關稅而暴富，政治實力雄厚，在 2017 年捐獻大量競選資金予前總統熱恩別科夫競選總統，其影響力比起政府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三個原因推斷扎帕羅夫與「馬川莫夫」罪犯家族有些少關係：第一，在去年 10 月國會選舉中，馬川莫夫出資支持其弟 Iskender Matraimov 的「我的祖國黨」（Mekenim Kyrgyzstan），後來該黨在選舉中大勝。可是，在大選中親扎帕羅夫黨羽的故鄉黨投向「我的祖國黨」，合組名單出選國會。
第二，馬川莫夫於去年 10 月 19 日被 GKNB 拘捕，涉嫌在任職海關期間濫用職權，謀取影子暴利。但是，翌日馬川莫夫向 GKNB 支付了 2450 萬美元「貪污賠償金」，補償其貪污活動對國家的財政損失，也同意與當局合作調查，接受被軟禁在家中。巧合地，他被捕兩天後，身為時任代理總統的扎帕羅夫宣布推行「經濟特赦」，即是自首的貪官只需交還貪款予國家，就可獲得赦免。有論者認為，馬川莫夫默許自己被捕，是借「經濟特赦」合法地為自己過去的罪行洗白，或為扎帕羅夫的總統大選造勢，形成他致力「打貪」的假象。
第三，「馬川莫夫」家族的代表律師 Leila Baidaeva 於 1 月 6 日被馬梅托夫政府任命為首都地區法官。基於以上三點，扎帕羅夫與「馬川莫夫」家族之間的關係十分曖昧。
除了「用不完的銀彈」外，他為何能遙遙領先？
扎帕羅夫獲神秘人士撐腰，成功在 10 月示威亂局中脫穎而出，在選舉前夕的高昂人氣，亦令他注定繼續坐上總統寶座。
中亞數據調查公司（Central Asia Barometer）上月進行民調，結果顯示 64% 受訪者會投票給扎帕羅夫，只有 3% 投給右翼反對黨統一吉爾吉斯黨（Butun Kyrgyzstan）領袖瑪杜馬洛夫（Adahan Madumarov），位居第二。居後的競選人包括立場親前總統熱恩別科夫的吉爾吉斯黨（Kyrgyzstan Party）領袖伊薩耶夫（Kanatbek Isaev）、最高法院憲法法庭前法官兼改革黨（Reforma）領袖蘇隆庫洛娃（Klara Sooronkulova）、祖國黨（Ata Meken）成員伊馬納利耶夫（Kanybek Imanaliev）等等。基本上，扎帕羅夫以外的競選人都是「陪跑員」。
雖然在選舉日，中央選舉委員會接到不少關於選舉的投訴，例如票站自助投票機發生故障、有選民被恐嚇要求投給某位候選人、甚至有人發現自己「被投票」，但這些個案只屬少數。扎帕羅夫被人認為最無懈可擊的地方，還是他擁有無限競選資金作宣傳。有《法新社》記者訪問首都居民，受訪者稱：「除了扎帕羅夫之外，我幾乎看不見其他參選人的海報。」
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因素令他深受歡迎：他特別受吉爾吉斯東部家鄉伊塞克湖州及納倫州（Naryn Region）的民眾愛戴，在兩州都獲得近 9 成支持率，這源於他早年利用支持國有化庫姆托爾金礦（Kumtor）議題，累積政治資本。
扎帕羅夫的支持來源除了是國家東部伊塞克湖州和納倫州之外，也有南部奧什州及賈拉拉巴德州（Jalal-Abad Region），分別獲得 8 成 2 及 8 成 7 選票。這可能與他本身的政治聯繫和南部勢力有莫大關係有關。另一個重要票源，就是「外勞社群」：俄羅斯擁有大量吉爾吉斯移工，而在扎帕羅夫流亡俄羅斯期間，花了不少時間精力或在地、或利用互聯網，與赴外打拚的吉爾吉斯同胞互動，爭取他們的支持。
除了「南北地方勢力矛盾」及「宗族派系政治」之外，善用社交媒體攻勢吸納群眾支持，也是影響總統票源的因素之一。智庫 Open Democracy 分析，扎帕羅夫迅速崛起與他懂善用社交媒體及網媒有關（例如 YouTube、Instagram、Whatsapp），宣傳內容偏向以英雄化扎帕羅夫、不信任傳統政客的反建制傾向、攻擊競選對手為主，手法誇張、煽情、挑動民粹（例如透過訪問某民眾來讚揚扎帕羅夫），且主要以吉爾吉斯語傳播資訊，而非俄語，因此他普遍受農村地區及基層民眾歡迎。善用互聯網，加上無限銀彈戰術，讓他長期曝露在鎂光燈下，更容易深入民心。
「可汗憲法」—— 回歸專制之路？
星期日的總統大選，與修憲意願公投一起進行，其中選民只需簡單回答他們想選擇「議會制」或是「總統制」的政府體制，還是兩者皆非。通過新版憲法的公投將另作安排。最後， 8 成民眾選擇支持「總統制」，投票結果完全與民調所顯示的一樣。
簡單來說，在政治學層面，「議會制」下政府首腦（總理）經民選國會推選，組閣管治國家，向國議問責，因而立法權（國會）與行政權（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總統只是象徵性的國家首腦；而「總統制」下總統是掌握行政權的國家及政府元首，與擁有立法權的國會分離、互相制衡。「議會制」屬英式政體，「總統制」則屬美式政體，各有各好，事實上選擇那種政體，都是取決於國情與實際內容，以發揮最大的民主功能。
自推翻巴基耶夫後，吉爾吉斯新政府通過修憲，名義上將「總統制」轉為「議會制」。但是現實上，在 2010 年後的政體是畸形的「議會制」，只是把總統權力收緊一些而已，總統的地位依然舉足輕重，相反總理十分弱勢。例如，雖然在 2016 年曾多作一次修憲，使總理在取得國會授權下可以解散及任命內閣要員，不用總統首肯（「第 87 條」），但是總統能夠統領國家安全機構，以及仍然手握任命國防和國家安全部長等重要權力（「第 64 條」）。此外，由 2010 年轉制開始，吉爾吉斯在兩任總統下共經歷了約 10 位總理，總理壽命十分短暫。
那麼，修憲重推「總統制」，可否打破這困局？
修憲可能回應到民眾擔心的「多黨政治」問題，但卻會投入專制政權的懷抱。「總統制」本身並無問題，但扎帕羅夫以此包裝行專制集權，賦予總統更大的權力，將會削弱國會及政黨政治。
早前，新政府在國會官網上刊登了憲法修改版本。在新憲法下，總統由現時每 6 年一屆和不得連任，更改為每 5 年一屆及可以連任；把現時 120 個國會議席縮減至 90 席； 總統全面擁有控制行政機關，制定國內與外交政策的權力；同時提出「第 23 條」，禁止任何被認為「違反普遍被公認的道德價值觀和吉爾吉斯人民傳統的媒體內容或公共活動」，然而何謂普遍被公認的道德價值觀，文件中未有定義。
當中最具爭議性的，就是「第 7 條」設立「人民忽里勒台」議會（People’s Kurultai）的部分，此議會是國家最高的協商機關，名字是借用古代蒙古及突厥民族可汗們的「忽里勒台」軍政會議。議會由各地、各專業領域、各民族代表組成，與總統、政府部門、國會協商議題，並且就國家重要事務向政府和國會提出建議，而後兩者需向此議會報告。由於總統是「人民忽里勒台」議會召集人，職能上與政府內閣及國會重疊，因此這議會明顯是行政權力的延伸，是總統架空國會、集權於一身的工具。
英雄造民粹？民粹造英雄？
這部「可汗憲法」惹來不少批評。反對黨祖國黨領袖塔克巴耶夫（Omurbek Tekebayev）和尊嚴黨（Ar-Namys）領袖庫洛夫（Felix Kulov）曾公開批評扎帕羅夫，指責修憲令到國家倒退 30 年，回歸巴基耶夫及阿卡耶夫時代的獨裁管治，是「瘋狂及篡奪權力的行為」。
扎帕羅夫則反擊，指他是按照人民的意願行事，批評「議會制」令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應取締多黨制度。
或許，這真的是人民的意願。經歷過去年 10 月的示威浪潮、甚至是經濟衰退、武漢肺炎，提倡反對建制、以強人形象出場的扎帕羅夫脅著擁有強大民意支持，這時候推動修憲重返「總統制」，把其包裝成走出困局的唯一出路，顯得更有說服力。不論民眾清不清楚修憲內容，只要是破舊立新，反對建制，就可切合厭倦政黨政治、憎恨政客貪污的民粹口味。本屆總統選舉投票率只有 4 成，歷年最低，這是民眾不信任民主選舉的警訊。扎帕羅夫就是利用民眾這種不安情緒，慢慢走上專制之路。
到底扎帕羅夫是民心所向的人民英雄，還是利用民粹的獨裁者？可能兩者皆是。
（原文刊於換日線，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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