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了解過去恐怖組織主要人物的經歷，不難發現監獄是他們鞏固意識形態的地方，坐牢經歷是他們走上恐怖主義的轉捩點。較早期的代表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前領導人庫特布（Sayyid Qutb），他因為被控企圖推翻當時埃及總統納塞爾政權而被判監 10 年，其後更於 1966 年被控暗殺總統而遭判死刑。其被喻為播下宗教極端主義種子的著作《里程碑》，是他在牢中撰寫的。艱苦的囚禁環境，成為他發展、充實理論的地方。
10 月 27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全國演說，證實伊斯蘭國（ISIS）首任領袖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於美軍在敘利亞針對他的突襲行動中，引爆身上炸彈自殺身亡。多次流言己歿的巴格達迪，真正地壽終正寢，更被特朗普戲謔稱「死狀像條狗」。縱使伊斯蘭國已滅國，但它轉為地下組織繼續生存，在各成員分散行動，各有各做之下，哈里發只是一個具象徵意義的精神領袖，因此巴格達迪之死，並未把伊斯蘭國完全根除。
礙於資料有限，其實坊間都對這位哈里發的生平不太了解。雖然研究伊斯蘭國者眾，但認識巴格達迪的人卻不多。到底平庸的他，如何搖身一變，橫掃伊敘兩國，影響力無遠弗屆，成為全球最大恐怖組織的頭目呢？查閱這位人物的生平，可找出他與其他恐怖組織頭目的相似之處──歷經牢獄之災，驅使他們走上極端之路。有趣的是，在學術領域上，近年不乏從此角度研究伊斯蘭恐怖主義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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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散怖宗教極端主義的溫床
近十數年，研究恐怖主義的論述從政治角度，橫跨到不同層面。從前，有政治學者會研究「社會經濟條件」或「外國勢力入侵」在多大程度上導致宗教恐怖主義產生，但直到近年歐洲輸出不少「聖戰者」，前者或只適用於中東北非（MENA）地區，後者論述則不攻自破。
研究歐洲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政治學者羅伊（Olivier Roy） 就從社會層面出發，認為歐洲移民後代因出現身份認同危機及陷入虛無主義（nihilism），而慢慢走向極端，更認為癥結並非「伊斯蘭激進化」（radicalization of Islam），而是「激進主義伊斯蘭化」（Islamization of radicalism），宗教只是手段，內心卻擁抱本質反宗教的恐怖思想。另外，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則從心理學分析，透過個人經驗及社會規範等，分析宗教極端化的成因。
最近，筆者讀了些分析監獄與宗教極端主義有何關係的論文，例如由英國智庫「激進主義與政治暴力國際研究中心」（ICSR）出版的政策報告，及研究恐怖主義的美國學者 Gabriel Rubin 的「反恐戰爭中的監獄與宗教極端主義」，都分析了兩者關係。
前者報告提及，在監獄中容易步入極端主義有兩大成因。第一，監獄空間把來自五湖四海的犯人聚在一起，有刑事罪犯、恐怖主義者、政治犯等等，不同背景的他們在互相影響下，有機會在牢獄中結盟；比如說，熟能生巧的罪犯會教授政治犯一些犯罪策略及如何製作武器，反之後者會灌輸一些政治意識予本身沒有政治宗教背景的刑事罪犯。
第二，監獄是缺乏安全感的場所，就像霍布斯眼中的「自然狀態」，人人都容易感到被孤立、排斥；因此，監獄氛圍令個人易於接受不同訊息──包括極端好戰性質的伊斯蘭主義。為了尋找安全感，繼而聯群結黨，變得反叛，投身恐怖活動，更使監獄成為招攬、動員「聖戰士」，以及發展意識形態的最佳場所。
至於 Gabriel Rubin 的觀點，與前者大同小異，但於宗教在監獄的角色著墨較多。他提到恐怖分子容易利用宗教，接觸本身沒有宗教背景的囚犯，去滿足他們的心靈空虛及不安全感，讓他們連繫起來，姑勿論這些囚犯本身是否信徒。他們是否真的相信伊斯蘭教，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由聖戰恐怖分子詮釋的宗教論述，為的是得到別人保護。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中東北非地區的環境，更易令囚犯走向宗教極端主義。Gabriel Rubin 引用研究指出，高度設防的監獄環境下，囚犯經歷的痛苦更大，因此容易令他們決志相信，或更篤信宗教極端主義，信仰成為他們在痛苦掙扎中的一點生存意義。基於當地政治脈絡，與宗教有絲毫背景的階下囚，往往被政權當作政治異見者般嚴厲對待。透過被凌辱、虐待，囚犯更堅信政權（或宗教極端主義信徒以外的人）都是不道德及邪惡的，燃點他們的報復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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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巴格達迪擁抱恐怖主義？
若了解過去恐怖組織主要人物的經歷，不難發現監獄是他們鞏固意識形態的地方，坐牢經歷是他們走上恐怖主義的轉捩點。較早期的代表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前領導人庫特布（Sayyid Qutb），他因為被控企圖推翻當時埃及總統納塞爾政權而被判監 10 年，其後更於 1966 年被控暗殺總統而遭判死刑。其被喻為播下宗教極端主義種子的著作《里程碑》，是他在牢中撰寫的。艱苦的囚禁環境，成為他發展、充實理論的地方。
往後的恐怖組織領導人，也有相似的經歷。過氣恐怖組織「基地組織」第二任領袖札瓦希里，在 1981 年因參與暗殺時任埃及總統沙達特的任務，被判監 3 年。有論者認為，此段經歷成為了他由溫和派步入極端主義的轉折，此前札瓦希里並不熱衷於暴力抗爭（或聖戰）。札瓦希里曾說，獄卒經常對他使用酷刑，包括鞭打、毆打、電擊及使用野犬攻擊。在獄中受到不公平對待，使他與恐怖組織愈走愈近。出獄後，他遠赴阿富汗參與對抗蘇聯的聖戰，更在那時認識賓拉登，從而奠定他日後的發展。
另一位著名的例子就是扎卡維，他是「統一聖戰組織」（伊斯蘭國前身）的創立人。他生於巴勒斯坦難民營，長於約旦，家裡十分貧困。自從他在 17 歲那年父親死後，他漸漸成為一位小罪犯，後來更因性犯罪而被送進獄牢。1988 年，他在一次全國特赦中被政府赦免，他便遠赴阿富汗參加聖戰。在戰爭中，開始受到極端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感染，回國後嘗試推翻約旦皇室，卻失敗而再次被捕。據聞在獄中，扎卡維背熟了整本《古蘭經》，在監獄逐漸激進化，鞏固了他的聖戰思想。
回到巴格達迪，其實他於早年只是一位平凡無奇的伊斯蘭研究博士生，在美國對伊拉克戰爭時，他只在一座清真寺中擔當阿訇，與基地或其他相關恐怖組織無任何來往。然而，一切的轉變在 2004 發生，他因被懷疑參與一次由反美伊斯蘭遜尼派組織策劃的暴動，被美軍拘捕，並被關進惡名昭彰的布卡營（Camp Bucca）。
布卡營被稱為「未來伊斯蘭國領袖的大學」，因為多名信奉伊斯蘭遜尼派的海珊時期前政府軍官也曾被關進這裡，後來他們更成為伊斯蘭國高層，包括圖爾克馬尼（Abu Muslim al Turkmani）、阿德納尼（Abu Muhammad al-Adnani）、比拉維（Abu Abdulrahman al-Bilawi）等等。因此，巴格達迪在這半年的監獄生活中或受到他們的思想薰陶，建立聖戰的人際網絡，學習組織技巧等等。《衛報》形容這段時期是巴格達迪由「虔誠穆斯林」變成「聖戰士」的過渡期。出獄後，果然他立即參加伊斯蘭國伊拉克分支，更在 2010 年成為該組織領袖，後來在 2014 年自稱哈里發。
結語：不公平的痛苦經歷令人步入宗教極端主義
以上例子，雖然顯示出極端宗教聖戰組織主要領袖都曾歷經身陷囹圄之苦，但並無一定證據顯示他們走上極端化的轉折點是在監獄時期。然而，或多或少會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些地區，監獄可能是讓囚犯感覺浴火重生的地方，他們透過投身「聖戰士」行列，尋獲身份認同，脫胎換骨。在他們眼中，何謂正統的伊斯蘭教，其實不太重要，關鍵是他們如何粗疏地詮釋它，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
（原文刊於換日線，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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