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節節失利，不少論者擔心他們或改變策略，聖戰士返回故土，轉為地下活動，招募新血，以遊擊或孤狼的方法，繼續對全球發動「聖戰」。當中不少聖戰士來自中亞國家，為該區增添恐攻陰霾。
2018 年 7 月，塔吉克發生了一宗恐攻，5 名恐怖分子駕著汽車，撞斃了 4 名騎單車的外國遊客，事後伊斯蘭國（ISIS）坦承犯行。縱使恐攻發生在僻壤的中亞，卻引起了廣泛注意──這是伊斯蘭國在中亞發動的首次恐攻。他們的罹難，是不幸，亦是警世。
無獨有偶，同年 11 月，塔吉克北部城市苦盞的一座監獄發生暴動，造成至少 24 人死亡，當中包括兩名守衞，事後「伊斯蘭國」承認責任。伊斯蘭國在塔吉克的曝光，比同區國家還要高。
隨著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節節失利，不少論者擔心他們或改變策略，聖戰士返回故土，轉為地下活動，招募新血，以遊擊或孤狼的方法，繼續對全球發動「聖戰」。當中不少聖戰士來自中亞國家，為該區增添恐攻陰霾。
曾在內戰的廢墟中振作過來、身為中亞五國中最貧窮的國家、與政局長期不穩的阿富汗毗鄰，塔吉克算是在區域中繼烏茲別克之外，另一個孕育極端伊斯蘭勢力的潛在溫床。
然而，以上只是眾多問題之一，杜尚別（塔吉克斯坦的首都）現時面對真正、最具威脅的危機，其實是政府對狀況所作出無所適從的反應。奉打擊恐怖主義之名，以清算異己為實的策略，或為伊斯蘭國的發展締造了有利環境。
「極端伊斯蘭勢力」滲透政治，真的嗎？
塔吉克的現狀看起來不太妙：1991 年蘇聯解體後，塔吉克宣布獨立，翌年旋即陷入持續 5 年的內戰，親俄羅斯的杜尚別政府，與由不同勢力組合而成的聯合反對組織（UTO）對抗，終在 1997 年停戰。
經歷過內戰，國家百廢待舉，起步遲緩。據亞洲發展銀行（ADB）的報告指，塔吉克是所有前蘇聯加盟國中，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低的國家。由於國內僧多粥少，大部分人都離鄉背井，到海外工作；在這國度，大家都看不見未來。
除此之外，不少人擔心宗教極端主義滲入政治，使國家陷入不穩。在內戰時，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TIRP）不只作為反對派先鋒，更於其後成為中亞 5 國唯一的合法伊斯蘭政黨。更糟糕的是，在內戰時也有一些極端伊斯蘭教組織的標誌人物，如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MU）的創辦人納曼加尼（Juma Namangani）加入反對陣營，龍蛇混雜，蘊釀著塔吉克的極端宗教勢力。
蘇聯後中亞的伊斯蘭復興現象，被認為是該國成為極端主義溫床的成因；可是，若只從宏觀框架來分析並不太全面，反而已有不少研究從微觀角度探討此現象。例如專研伊斯蘭教的著名學者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認為，個人經歷所產生的虛無主義（Nihilism）是步入極端化的原因之一，而非伊斯蘭宗教；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克拉克·麥考利（Clark McCauley）也從個人經驗、社會規範及對組織之認同，去分析極端化的原因。
更何況，若從宏觀角度看，並無證據顯示這現象催生了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威脅。誠然，即使該國 9 成以上人口為遜尼派穆斯林，其實民眾對宗教算是十分溫和且中庸，並不熱衷於把宗教推廣至公共政治領域。不要說立場極端的 IMU ，就連 TIRP 也從未是一個威脅。內戰後， TIRP 的吸引力大不如前，雖然塔吉克為威權政體，但從歷屆的國會大選結果看來，TIRP 在 2000 年、2005 年及 2010 年在 63 席中都同樣只得奪得兩席，或多或少顯示其基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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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的唯一伊斯蘭政黨：塔吉克伊斯蘭復興黨
再者，TIRP 本身就不是甚麼極端反建制的政治伊斯蘭力量，更與區內活躍的極端伊斯蘭組織 IMU 甚無關連。
關於 TIRP 的背景，可以從內戰談起：早在塔吉克獨立前，代表國內伊斯蘭反對勢力的興姆瑪佐達（Mohammad Himmatzoda）及努里（Sayed Abdullah Nuri）創立了 TIRP。值得注意的是，興姆瑪佐達當年在一場該記者會中，表明政黨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民主且擁抱法治的國度，而不堅持令塔吉克成為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註）。
另外，在內戰期間， TIRP 不問出身及意識形態，善於與不同勢力合作。1993 年，TIRP 集結國內所有反政府力量，建立了 UTO，與杜尚別分庭抗禮 。事實上，TIRP 和不少世俗勢力及其他宗教力量連成一線：由一小群自由派知識分子組成的 Rastokhez Popular Front、塔吉克民主黨、由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伊斯瑪儀分支之帕米爾人所組成的「巴達赫尚紅寶石黨」（Lal-i Badakhshan），以及惡名昭彰的 IMU──由此可見，TIRP 的性質與一般排他性的伊斯蘭極端組織相差甚遠。
更重要的是，TIRP 本身的立場亦趨向反極端伊斯蘭勢力，從其對鄰國阿富汗的態度可見一斑。1990 年代，鄰近由前蘇聯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倒台，剛成立不久的阿富汗伊斯蘭國，受到極端伊斯蘭組織塔利班（Taliban）的威脅。
終於在 1996 年，塔利班攻陷了喀布爾，令阿富汗伊斯蘭國時任總統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與軍事領導人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逃往北方，成立受西方國家支持的「北方聯盟」，繼續與塔利班抗衡。
喀布爾的淪陷，被喻為是杜尚別政府與 UTO 達成和平協議的契機，因為防止塔利班北進，是他們共同利益。果然，翌年雙方達成了和平協議。因此，大家都以大局為重，不願看見極端伊斯蘭勢力威脅塔吉克。
但是，在內戰後加入政府體系的 TIRP，成為了極端保守派的眾矢之的。1997 年，杜尚別政府與 UTO 達成和平協議，規定一定比例的反對派加入政府機關，此時不少 TIRP 黨員走進建制。努里等黨內高層與政府妥協，放棄暴力抗爭路線，改為溫和中庸的立場。
另一方面，TIRP 因出現抗爭路線爭議而分裂，一些強硬派不滿努里對政府軟弱，因此轉而投靠激進的原教旨伊斯蘭組織 IMU。尤達謝夫（Tahir Yuldashev）、納曼加尼等強硬派成立 IMU，目標是以暴力激進等方式，在中亞建立伊斯蘭國度。
近年 TIRP 的傾向比過往更親自由派。例如在 2013 年總統大選，TIRP 提名了女權運動家 Oynihol Bobonazarova 成為候選人，挑戰現任總統拉赫蒙（Emomali Rahmon）。雖然她被政府阻止出選，但這顯示了 TIRP 的立場已今非昔比，比過往大為轉變，成為不拆不扣的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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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就理，政府只是想清算異己
可惜，拉蒙赫卻容不下他們。
本身為威權政體的杜尚別政府，掌握著至高無上的話語權，近十數年一直以打擊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為名，作為清除反對派的藉口。自從伊斯蘭國崛起，中亞成為不少聖戰士的來源，拉赫蒙的動作更變本加厲，在打壓異己方面，比起過往更不遺餘力。
2015 年 9 月，塔吉克最高法院以「企圖武裝政變和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為由，取締 TIRP 。同年 10 月，政府又以「洗黑錢及參與恐怖主義活動」的罪名，拘捕 23 名 TIRP 黨員。在 2016 年 5 月，塔吉克舉行全民公投修憲，修改憲法第 28 條，禁制所有附宗教性質的政黨。
以上一系列對 TIRP 的打擊，標誌著中亞唯一一個代表伊斯蘭教的合法政黨正式消失，同時代表了政府對昔日的和平協議出爾反爾，把反對派擠出建制之外。
伊斯蘭國的威脅，為政府帶來清除異見的契機。拉赫蒙政府的論述，就是把所有挑戰政府威權的反對勢力，一律與伊斯蘭極端主義扣上關係，不分青紅。不只是 TIRP ，就算對 2016 年國防部前副部長 Abdukhalim Nazarzoda 所策劃的疑似軍事政變，政府也視之為 TIRP 的陰謀。到上年發生的伊斯蘭國恐攻案，同樣地政府把罪名歸咎於完全不相干的 TIRP 。
極端主義興起的因果關係
說了這麼多 TIRP 與拉赫蒙政府的關係，那麼與伊斯蘭國的威脅有何關係呢？
面對伊斯蘭國的崛起、全球聖戰的處境，拉赫蒙政權一方面對此提心吊膽，面對突如其來的狀況無所適從；另一方面卻只懂打壓異己、人權與自由。捕風捉影，打稻草人，結果反而為自己製造真正的威脅。
如前面提及，並無證據顯示穆斯林國家的本質是極端主義抬頭的成因。極端化的理由很多，極端勢力高舉伊斯蘭教義只是手段，事實上還夾雜很多錯綜複雜的宏觀及微觀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杜尚別政府排斥異已的行為，讓極端主義倍增吸引力：20 年前，TIRP 黨內強硬派不滿高層向政府妥協，轉而加入極端伊斯蘭組織；20 年後，高壓的政治環境又會否令原本較溫和的反對派踏上極端化的路途？歷史前後的脈絡不可同日而語，但因政權無理打壓而產生的微觀個人經歷與宏觀政治氛圍，有助孕育極端主義。
杜尚別政府不按情理出牌，會否引火自焚？伊斯蘭國在塔吉克進行中亞的首次恐攻，似乎給了拉赫蒙一記耳光。
註：Rashid, A. (2005). The Islamic Renaissance Party and the Civil War in Tajikistan. In Jih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pp.95 – 114). Toronto: CNIB.
(原文刊於換日線，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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