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能完全捕捉「舊冷戰」壁壘分明、意識形態對碰的二元格局，但無論如何，兩大強國對碰的局勢，都對日本這類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或是東南亞十國這類中弱國家（middle-to-weak power），都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趁著終戰75週年，筆者希望回顧這些國家怎樣嘗試避免捲入大國衝突，並嘗試探索「第三條路」的可行性。
太平洋戰爭終結七十五年，本來理應警惕世人「和平」的可貴，以及「戰爭」的可怕。不過，隨著中美關係光速惡化，「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脛而走，更讓人擔心中美將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國（中國）與現存大國（美國）終有一戰。觀乎中美之間你來我往的辭令攻勢，不少觀察者擔心東亞、東南亞將會成為主場戰，危機逼在眉睫。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年六月投書《外交事務》，表明亞太國家不欲「被逼」（be forced to）在中美之間二選其一，正好反映出這種憂慮。
即使「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能完全捕捉「舊冷戰」壁壘分明、意識形態對碰的二元格局，但無論如何，兩大強國對碰的局勢，都對日本這類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或是東南亞十國這類中弱國家（middle-to-weak power），都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趁著終戰75週年，筆者希望回顧這些國家怎樣嘗試避免捲入大國衝突，並嘗試探索「第三條路」的可行性。
在國際關係學說中，中等強國和中弱國家如要從兩極爭霸的環境中求存，通常只有兩條路可走：倘若與其他國家結盟抗衡最強的一方，否則便向最強一方歸順。換句話說，在二元對立的國際格局中，首級強國以外的國家，基本上沒有行動力保留自主空間。
在冷戰前期，這種二元格局確實曾經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呈現：美國及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一方，與中蘇的共產陣營一方，主導了多個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外交取向。例如，日本、菲律賓、泰國當時依賴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而北越、印尼（蘇卡諾時期）則傾向與共產主義陣營交好，換取更多軍事及經濟資源。套用以上轉述的國際關係理論，似乎引證了弱國和中等國家在國際格局的自主空間相當有限。
問題是，過度聚焦於這個視點的話，很容易蓋過東南亞國家的掙扎，以及實踐自主路線的嘗試。早在中國與蘇聯陷入路線分歧之前，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政治信念雖有不同，但各自提倡過東南亞區域合作計劃，希望透過發展互動機制，推動互信穩定。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轉投反共陣營，更協助催生東盟。值得留意一點，雖然這些國家領袖強烈反共，但他們的出發點往往是從國內政權穩定出發，他們對國內華人認同／臣服共產中國（或中華民國）的恐懼，遠遠凌駕於對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執念。
事實上，東盟為了展現自己並非國際二元格局的任何一方，通過《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地區》宣言，保證東盟不會受到外部力量干涉內政。越戰結束後，即使越南已經統一並隸屬於蘇聯陣營，但東盟仍然拋出橄欖枝推動互相合作，互相保證善意。由此可見，即使在二元對峙的格局下，小國仍有空間突破結構限制，建立自主領域。
[adrotate group=”3″]
同一時間，日本因為經濟原因，在70年代起積極拓展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空間，並定下「福田主義」（以日本時任首相福田赳夫命名）的外交合作方針，藉著經濟合作及開發授助，化解作為太平洋戰爭發動國的戰爭責任及爭議。除了經濟誘因外，日本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直接遭到華府「忽視」（Japan passing），聯同對美國從亞洲撤軍的憂慮，驅使日本尋求合作夥伴。
縱使日本當時爭取反共的東盟合作，但「福田主義」為日本和東南亞開拓了一條新的路徑。雖然日本於美國在軍事結盟，但它在東南亞推動產業鏈的整合，以所謂的「雁行模式」領導並推動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把經濟發展模式引入東南亞多個國家，被視為東亞經濟體的領袖，足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較量。八十年代的美國，更一度出現「痛擊日本」（Japan-bashing）的思潮，甚至滲透到流行文化的多個面向（例《旭日東升》、《銀翼殺手》）。換言之，即使在政治、軍事合作上隸屬同一陣營，但集團內部的分裂、競爭仍然存在。集團不是鐵板一塊，它的內在往往是多元的、千絲萬縷的。
當然，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鬥爭更變得毫無意義。東南亞以前從屬不同陣營的國家加速整合工程，把東盟一下子擴大至十個國家。面對區外強國，東南亞國家施展「避險」（hedging）、「多元化」（diversification）的策略，爭取與多國友好。另一邊廂，冷戰後的日本外交部門屢次陷入「親美」、「親亞」的路線分歧。即使華府態度冷淡，日本外務省也積極推動建立多邊合作框架，強化東亞、東南亞的政治、安全合作網絡。東盟和日本積極開拓外交空間，從表面上而言，這些行為舉措象徵著冷戰年代壁壘分明的枷鎖不復存在，十分符合國際體系從雙極轉向單極（或多極）的變化。
[adrotate group=”3″]
然而，正如上所言，這一系列的變動是出於中強國家及中弱國家的自發自主行為，而非受制於超強霸權的壓力逼使。而且，面對中國崛起，東盟和日本甚至主導多個區域合作倡議，嘗試把美國、中國、澳洲、新西蘭、韓國、印度等「鎖進」亞太這個區域版圖中，讓它們在互相合作和互相競逐的方式下，為區域帶來經濟發展及國際穩定局面。「東盟領導、日本協助、大國參與」的機制合作模式，奠定了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治格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偶爾接觸到「東亞峰會」、「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東盟加三」等機制，正好呈現出這套規範的特色。
不過，這種行動力相當視乎這些中強、中弱國家的團結程度，以及它們對兩大強國政治壓力的承受力。依目前情況觀察，即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多次向東南亞國家釋放信號，支持後者在南海問題上加強力度抗衡北京，但東盟的主流回應依然是軟硬兼施，務求在兩方之間爭取平衡。不過，柬埔寨一類正遭受國際制裁、耐壓力較低的弱國，卻很容易被任何一方施壓左右決定，變成東盟團結的軟肋。同一道理，若果「新冷戰」只是徒具形式，日本會爭取擴大自主的戰略空間，避免墜入非黑即白、中美對峙的二元困局。但倘若中美不幸地在亞太地區爆發軍事衝突，日本很可能只會順從華府意願，把資源重新調配到中美衝突的前線。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馮嘉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