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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特約】終戰75年,日本、東南亞能夠建立自主路線嗎?

即使「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能完全捕捉「舊冷戰」壁壘分明、意識形態對碰的二元格局,但無論如何,兩大強國對碰的局勢,都對日本這類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或是東南亞十國這類中弱國家(middle-to-weak power),都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趁著終戰75週年,筆者希望回顧這些國家怎樣嘗試避免捲入大國衝突,並嘗試探索「第三條路」的可行性。

 

太平洋戰爭終結七十五年,本來理應警惕世人「和平」的可貴,以及「戰爭」的可怕。不過,隨著中美關係光速惡化,「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脛而走,更讓人擔心中美將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崛起大國(中國)與現存大國(美國)終有一戰。觀乎中美之間你來我往的辭令攻勢,不少觀察者擔心東亞、東南亞將會成為主場戰,危機逼在眉睫。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年六月投書《外交事務》,表明亞太國家不欲「被逼」(be forced to)在中美之間二選其一,正好反映出這種憂慮。

 

即使「中美新冷戰」的說法不能完全捕捉「舊冷戰」壁壘分明、意識形態對碰的二元格局,但無論如何,兩大強國對碰的局勢,都對日本這類中等強國(middle power),或是東南亞十國這類中弱國家(middle-to-weak power),都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趁著終戰75週年,筆者希望回顧這些國家怎樣嘗試避免捲入大國衝突,並嘗試探索「第三條路」的可行性。

 

在國際關係學說中,中等強國和中弱國家如要從兩極爭霸的環境中求存,通常只有兩條路可走:倘若與其他國家結盟抗衡最強的一方,否則便向最強一方歸順。換句話說,在二元對立的國際格局中,首級強國以外的國家,基本上沒有行動力保留自主空間。

 

在冷戰前期,這種二元格局確實曾經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呈現:美國及資本主義國家陣營一方,與中蘇的共產陣營一方,主導了多個東南亞新興國家的外交取向。例如,日本、菲律賓、泰國當時依賴美國的軍事同盟關係,而北越、印尼(蘇卡諾時期)則傾向與共產主義陣營交好,換取更多軍事及經濟資源。套用以上轉述的國際關係理論,似乎引證了弱國和中等國家在國際格局的自主空間相當有限。

 

問題是,過度聚焦於這個視點的話,很容易蓋過東南亞國家的掙扎,以及實踐自主路線的嘗試。早在中國與蘇聯陷入路線分歧之前,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的政治信念雖有不同,但各自提倡過東南亞區域合作計劃,希望透過發展互動機制,推動互信穩定。1965年,印尼發生政變,轉投反共陣營,更協助催生東盟。值得留意一點,雖然這些國家領袖強烈反共,但他們的出發點往往是從國內政權穩定出發,他們對國內華人認同/臣服共產中國(或中華民國)的恐懼,遠遠凌駕於對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執念。

 

事實上,東盟為了展現自己並非國際二元格局的任何一方,通過《東南亞和平、自由、中立地區》宣言,保證東盟不會受到外部力量干涉內政。越戰結束後,即使越南已經統一並隸屬於蘇聯陣營,但東盟仍然拋出橄欖枝推動互相合作,互相保證善意。由此可見,即使在二元對峙的格局下,小國仍有空間突破結構限制,建立自主領域。

日本在「福田主義」的影響下,向東南亞各國提供經濟合作及開發授助,從而彌補太平洋戰爭的戰爭責任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同一時間,日本因為經濟原因,在70年代起積極拓展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空間,並定下「福田主義」(以日本時任首相福田赳夫命名)的外交合作方針,藉著經濟合作及開發授助,化解作為太平洋戰爭發動國的戰爭責任及爭議。除了經濟誘因外,日本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直接遭到華府「忽視」(Japan passing),聯同對美國從亞洲撤軍的憂慮,驅使日本尋求合作夥伴。

 

縱使日本當時爭取反共的東盟合作,但「福田主義」為日本和東南亞開拓了一條新的路徑。雖然日本於美國在軍事結盟,但它在東南亞推動產業鏈的整合,以所謂的「雁行模式」領導並推動東亞地區的經濟合作,把經濟發展模式引入東南亞多個國家,被視為東亞經濟體的領袖,足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較量。八十年代的美國,更一度出現「痛擊日本」(Japan-bashing)的思潮,甚至滲透到流行文化的多個面向(例《旭日東升》、《銀翼殺手》)。換言之,即使在政治、軍事合作上隸屬同一陣營,但集團內部的分裂、競爭仍然存在。集團不是鐵板一塊,它的內在往往是多元的、千絲萬縷的。

 

當然,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鬥爭更變得毫無意義。東南亞以前從屬不同陣營的國家加速整合工程,把東盟一下子擴大至十個國家。面對區外強國,東南亞國家施展「避險」(hedging)、「多元化」(diversification)的策略,爭取與多國友好。另一邊廂,冷戰後的日本外交部門屢次陷入「親美」、「親亞」的路線分歧。即使華府態度冷淡,日本外務省也積極推動建立多邊合作框架,強化東亞、東南亞的政治、安全合作網絡。東盟和日本積極開拓外交空間,從表面上而言,這些行為舉措象徵著冷戰年代壁壘分明的枷鎖不復存在,十分符合國際體系從雙極轉向單極(或多極)的變化。

冷戰結束後,包括越南在內的東南亞國家有意爭取與多國友好,日本便是其中一個拉攏對象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然而,正如上所言,這一系列的變動是出於中強國家及中弱國家的自發自主行為,而非受制於超強霸權的壓力逼使。而且,面對中國崛起,東盟和日本甚至主導多個區域合作倡議,嘗試把美國、中國、澳洲、新西蘭、韓國、印度等「鎖進」亞太這個區域版圖中,讓它們在互相合作和互相競逐的方式下,為區域帶來經濟發展及國際穩定局面。「東盟領導、日本協助、大國參與」的機制合作模式,奠定了後冷戰時代的亞太政治格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偶爾接觸到「東亞峰會」、「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東盟加三」等機制,正好呈現出這套規範的特色。

 

不過,這種行動力相當視乎這些中強、中弱國家的團結程度,以及它們對兩大強國政治壓力的承受力。依目前情況觀察,即使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多次向東南亞國家釋放信號,支持後者在南海問題上加強力度抗衡北京,但東盟的主流回應依然是軟硬兼施,務求在兩方之間爭取平衡。不過,柬埔寨一類正遭受國際制裁、耐壓力較低的弱國,卻很容易被任何一方施壓左右決定,變成東盟團結的軟肋。同一道理,若果「新冷戰」只是徒具形式,日本會爭取擴大自主的戰略空間,避免墜入非黑即白、中美對峙的二元困局。但倘若中美不幸地在亞太地區爆發軍事衝突,日本很可能只會順從華府意願,把資源重新調配到中美衝突的前線。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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