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療體系最富裕，疫情卻也最嚴重的西歐國家，疫情反映到的是由於自歐債危機以來的多年撙節政策所導致的公共醫療系統萎縮，故此疫病直接引爆了人口老化以及公共衛生意識低下兩個炸彈；而雖然東歐國家人民的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使其確診數字較西歐少，然而，由於這些國家檢測資源的缺乏，疫情有被低估的可能，而且，由於尚未有疫苗的出現，對於這些醫療支出並不寬裕的國家來説，中期爆發的風險仍在。在歐盟被條約嚴格限制插手公共醫療領域，亦缺乏有效手段調配歐盟集體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東西歐疫情發展開始同步甚至逆轉，絕對是歐洲往後一年的最大風險。
武漢肺炎疫情於歐洲區內稍見緩和，然而，西歐四國(法、德、意、西)的確診個案均超出二十萬宗，東歐國家的確診數字雖比西歐理想，但升幅仍然未止，情況令人堪憂。病毒的傳染性不分國界，而且西歐的醫療體系明顯相較東歐國家完善，理應在控制疫情上發揮得更理想。事實卻正好相反，西歐的確診數以及死亡數字均遠遠超越東歐的前鐵幕國家們。這次的疫病反映的，實際上是東西歐之間自歐債危機之後經濟發展軌跡和社會結構的不同，以及歐盟缺乏推動成員國之間取長補短互補不足的結構性問題。
在醫療體系最富裕，疫情卻也最嚴重的西歐國家，疫情反映到的是由於自歐債危機以來的多年撙節政策所導致的公共醫療系統萎縮，故此疫病直接引爆了人口老化以及公共衛生意識低下兩個炸彈；而雖然東歐國家人民的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使其確診數字較西歐少，然而，由於這些國家檢測資源的缺乏，疫情有被低估的可能，而且，由於尚未有疫苗的出現，對於這些醫療支出並不寬裕的國家來説，中期爆發的風險仍在。在歐盟被條約嚴格限制插手公共醫療領域，亦缺乏有效手段調配歐盟集體的醫療資源的情況下，東西歐疫情發展開始同步甚至逆轉，絕對是歐洲往後一年的最大風險。
東西歐的社會結構
東歐及西歐國家無論在經濟條件及社會發展程度上均存有鴻溝，輿論認為西歐國家一向在醫療科技和基礎建設方面領先全球，然而，本次疫情並未能反映以上優勢。西歐國家雖然發達，人口老化及人口密度過高等社會問題卻使疫情更容易在社區中傳播，使確診數目一發不可收拾。以疫情位居全球第三的西班牙為例，該國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高達83.4歲，為全歐洲之冠，而當地的80歲以上人口超出歐盟水平，可見人口老化的情況。武漢肺炎病毒正是年長男性的剋星，根據最新數據顯示，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的確診數目高出8%，而年長患者亦較容易在染疫中產生併發症，死亡率較高，故西班牙和意大利等人口結構老化嚴重的國家較難控制疫情傳播。除此以外，西歐的工業及商業發展較東歐發達，不少東歐勞工會選擇到鄰近的德國、意大利等地方工作以賺取更高收入，造成西歐國家人口數量高度膨脹，西歐疫情最為嚴重的法、德、意、西均為歐盟當中五大人口最高的成員國，疫情數據上比東歐更嚴重似乎是在所難免。
歐盟28國內的緊縮政策與醫療開支遞減
2009年起歐洲經濟受歐債危機嚴重拖累，當時歐洲普遍高水平的政府開支被視為經濟復甦的畔腳石，開源節流頓時成為各國政府的優先考量，醫療開支更是重點削減對象。從2011年起，右翼政黨開始壟斷歐洲政壇，歐盟28國內超過18個成員國的國家元首均由右翼政黨所產生，左翼政治力量受進一步削弱。右翼政客的保守經濟主張，使歐盟國家催生了削減醫療開支的念頭。從2011年起，近十二個歐盟國家持續降低國家醫療開支佔總經濟產出的百分比，而截至2018年，更有18個國家的醫療支出比率較歐盟標準的7.2%為低，情況未如理想。醫療開支上的不足，使西歐國家在控制疫情上舉步維艱。西班牙、意大利及愛爾蘭的下跌比率最高，西班牙的醫療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從2009年的6.8%遞減至2018年的6%，而意大利的情況亦不相伯仲，十年以來，醫療相關開支比亦下降了0.6%，可見緊縮政策的禍害。相反，東歐國家的財政狀況相對穩定，醫療支出跌幅一般較為溫和，大多處於0.3%以下，當中如克羅地亞、奧地利及羅馬尼亞甚至不跌反升，對防範疫症而言實屬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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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責任孰真孰假?
根據《里斯本條約》所述，歐盟執委會只能利用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向成員國提供專家意見，不能干預各成員國的抗疫措施。因此歐盟過失只屬意大利等抗疫不力的西歐國家的擋箭牌，真正要歸咎的是西歐各國未能適時於抗疫開初階段通力合作，合力圍堵疫情。相反，東歐國家的迅速應變，使得它們在控制疫情上搶佔先機。早於三月五日，意大利宣布全面封城之先，維謝格拉德集團(Visegrád Four)四國總理已就應對武漢肺炎疫情召開會議，宣布共享疫情相關資訊，並願意共同相討對策。直至目前為止，V4集團內的匈牙利及斯洛伐克的確診數字均控制在五千宗內，可見近鄰合作的重要性。不久後，葡萄牙總理亦指出願意與西班牙政府共同合作應對疫情，由此可見，東歐的成功範例為西歐的抗疫合作奠定基礎，亦說明東歐利用地域性的合作抗疫比單單歸咎於歐盟缺失來得實際。
東歐人民於維持社交距離措施上的擇善固執
東歐國家如波蘭、匈牙利、克羅地亞等在疫情控制上比西歐國家更勝一籌，除了人口密度較低的因素外，公民社會在實踐社交隔離的功勞亦不可多得。東歐國家大多曾受社會主義教育及前蘇聯的群體主義領導所影響，當地人民從未真正適應西歐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思想，服從政府的命令及以集體利益作優先考量等傳統仍然植根於他們的風俗裏。有報導指出，東歐街頭上幾乎所有市民都有配戴口罩，這與認為戴口罩是患病的表現的西歐國家人民大相逕庭。不但奧地利及捷克等強制配戴口罩措施未有受當地輿論非議，匈牙利更成功利用疫情作借口，通過全新的武漢肺炎法令，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State of Danger)，賦予總統更高權力，不需經過國會同意，便能推動各項措施以應對疫情。由此可見，東歐人民對政府於疫情期間對日常生活加強管制的做法明顯較為受落，政府自然能推動進一步的抗疫方針，減慢疫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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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西歐殊途同歸
上文提到東歐國家的確成功減慢疫情擴散，但這並不代表東歐疫情已經受控，反而可能存在更大隱憂。南韓早前受新天地教會事件而造成病毒爆發後，採取了極為主動的抗疫手段，進行大規模病毒檢測，以避免隱形傳播者對社區的潛在威脅。確診數字隨之下降，截至七月中，南韓的染病人數只達13000多宗，措施果斷而具實際功效。相反，東歐國家的病毒檢測數量一直未達標準，克羅地亞、保加利亞及斯洛伐克的檢測數目只在二十萬次以下，當中人口最少的克羅地亞，總檢測次數與冰島相若，總人口卻比冰島高出十倍，情況難以比擬。再者，武漢肺炎檢測套裝的供應十分緊張，經濟能力較為疲弱的東歐國家未必能負擔高價搶購試劑的費用，而中國向歐盟國家提供的試劑的準確性亦備受質疑，斯洛伐克更要停用該批中國試劑，使其未能提高測試量。按此推論，目前疫情只屬冰山一角，假若未來仍未能增加檢測數，以堵截病毒傳播，東歐的疫情亦未見樂觀。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蘇民皓、尹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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