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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特約】安倍時代終結 日本真的「回來」了嗎?

置身一個對歷史問題相當敏感的區域內,如何同時推進「強大的日本」和「積極和平的日本」兩套說法,確保日本不會淪落成「二等國家」,但又不失其「熱愛和平」的精神面貌,似乎仍然是「後安倍時代」的挑戰。

 

八月二十八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毅然宣佈辭任,執政自民黨各大派閥蠢蠢欲動,正式揭開了「後安倍時代」的序幕。鑒於日本眾議院任期將於明年十月屆滿,意味自民黨下任總裁履新不久,便將要處理選舉事務,維護自民黨主導國會之勢。在這種維穩思緒影響下,我們可以預期「後安倍時代」的開端將不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在外交議題上。

 

那麼,下任首相會從安倍手上繼承一個甚麼樣的日本?

 

2012年12月,安倍成功第二度拜相,承諾會把日本「重新奪回」(日本を、取り戻す)。2013年2月,安倍在美國智庫「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發表講話,表示日本永遠不會成為二等國家,並且會對世界的美好貢獻更多,特別是推廣經貿規則、捍衛全球公域、擔任美國及區內民主國家的堅定盟友及夥伴。這篇以「日本回來了」(Japan is back)作為宗旨的演辭,意味日本將會重新強大,值得美國以及國際社會信賴。

 

「日本回來」論對照的,是日本曾經弱小,曾經脫隊,曾經不光彩的灰暗歷史。當然,安倍的論述與客觀事實是否相符,並非其重點。重點是,對於國內大眾和國際社會而言,他們確信前首相小泉純一郎辭任後,日本便陷入「短命內閣」的怪圈,內有「311」東日本大地震的悲劇,外有中國及北韓的安全威脅,而且更失去了第二大世界經濟體的地位。

 

種種讓人氣餒的觀感,為「日本回來」論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舞台,合理化後來的「安倍一強」長壽狀況,以及國家安全體制的大規模改造手術。較多人熟悉的改動,包括2014年重新解釋憲法有關「集體自衛權」的禁忌,以及翌年通過的「新安保法」,讓日本即使沒有受到直接攻擊,仍可以聯合被攻擊的盟友,一同進行反擊。但較少人談論的改革,包括設立由首相主導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建立「國家安全保障局」,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強化內閣處理國安問題的權限,阻止「國家機密」外泄(亦因此借機打壓批評安倍的媒體)。

日本曾陷入「短命內閣」的怪圈,同一時間還要面對「311」大地震的悲劇及北韓的安全威脅,安倍成功第二度拜相後,決意要令日本重新振作起來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在外交層面上,安倍刻意加強日本在區域事務的存在感,務求令國家擺脫以前外交頹勢的觀感,配合「日本回來」的旋律。安倍在第二度執政初期,破天荒發表首份《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不但清晰釐定何謂日本的國家利益,更提倡「積極的和平主義」,加強以外交及國際合作手段,推動和平、安定和繁榮的國際社會。同時,《戰略》特別注重強化美日同盟之外,也強調與區內友好國家(韓國、澳洲、東盟國家、印度)、中國、北韓、俄羅斯等國家透過多邊合作框架,讓東亞地區的安全保障制度化。

 

美日同盟向來都是日本外交的重要基石,安倍晉三任內多次主動維護同盟,平衡中國崛起、北韓核武及導彈試射等威脅,相信不需多談。美國2016年特朗普勝出總統大選後,安倍二話不說飛到紐約進行會晤,建立良好私人關係,最為人津津樂道。二人至今為止會面次數逾20次,可見安倍已經把這種外交手腕訓練得十分純熟。

 

但基於美日在軍事能力不相稱,安倍難以改變這種長期關係。要評估日本有沒有真正「回來」,我們應該檢視日本在推動區域整合工程中,有沒有扮演一個更主導的角色。有趣的是,安倍第二任執政後好一段時間,主力促進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雙邊關係,特別是在南海範圍與中國有爭議的菲律賓和越南,以及澳洲、印度一類傳統的友好戰略夥伴。安倍晉三重返相位後一度提出「民主鑽石同盟」,務求聯結其他區內同樣信奉「普世價值」的國家,抗衡中國壓逼(coercion)。然而,建立「鑽石同盟」的說法雷聲大、雨點小,而且美、澳、日、印在2017年重啟「四方安全對話2.0」(QUAD 2.0)後,仍未確立明確的戰略共識,成效尚待觀察。

美日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的重要基石,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安倍隨即飛往紐約與他進行會晤,從而建立良好私人關係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安倍內閣對區域多邊合作機制的貢獻,更集中於2016-2020這段時間之中。首先,安倍是首個提出「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的領袖。根據他最初的構想,日本原來有意把東非國家也包含在「印太地區」之中,但隨著美國、澳洲、印度各自推出「印太戰略」,日本也放棄突出東非的重要性,把焦點集中到印度次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目標是增進各地基建優質發展,提升「印太地區」的經濟競爭力,並強調「東亞峰會」(EAS)的核心角色。從認受性而言,日本這套「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相對獲得更多東南亞國家首肯,而且時任外相河野太郎承諾把「戰略」二字拔走,收起針對中國的戰略意圖,反而贏取更多東南亞國家認可。

 

此外,特朗普就任總統後,立即退出商議多年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日本非但沒有緊跟華府政策,或者向國內龐大的農業集團屈服,反而承擔整合角色,繼續協商把俗稱「TPP-11」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付諸實行。經此一役,安倍向外展示日本對維護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決心——即使日本最堅實的盟友美國毅然退出。

 

當然,「日本回來」論合理化日本積極的外交政策之外,也意味著安倍要打造一個強勢、不易向外屈從的日本。正因如此,安倍二度拜相後,多次在歷史問題上展現強硬姿態,堅拒向周邊國家示弱。過去八年,安倍先後參拜靖國神社,表明拒絕讓後代在二戰問題上「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在「慰安婦問題」更釀成小型貿易戰,差點被韓國終止「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置身一個對歷史問題相當敏感的區域內,如何同時推進「強大的日本」和「積極和平的日本」兩套說法,確保日本不會淪落成「二等國家」,但又不失其「熱愛和平」的精神面貌,似乎仍然是「後安倍時代」的挑戰。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馮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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