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在美軍撤離之後馬上對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族人發動籌劃已久的攻擊，背後原因明顯不過— 像任何專制國家，一旦管治失衡，經濟頹靡，往外發動戰爭往往是轉移人民視綫，尤其是社會深層撕裂的好機會。2013年的土耳其反政府抗議運動便是埃爾多安專制政府一直無法撫平的深層次傷口。這場抗議運動被示威者稱為「佔領蓋齊公園運動」（Gezi Park Protests），後來又被媒體廣泛簡稱為「土耳其之春」。這場運動由一件極爲普通的基建抗議而起，卻由於埃爾多安政府的無能，恐懼和群衆對於專制政權反抗的低估，延燒到社會每一個層面。
埃爾多安在美軍撤離之後馬上對敘利亞北部的庫爾德族人發動籌劃已久的攻擊，背後原因明顯不過— 像任何專制國家，一旦管治失衡，經濟頹靡，往外發動戰爭往往是轉移人民視綫，尤其是社會深層撕裂的好機會。2013年的土耳其反政府抗議運動便是埃爾多安專制政府一直無法撫平的深層次傷口。這場抗議運動被示威者稱為「佔領蓋齊公園運動」（Gezi Park Protests），後來又被媒體廣泛簡稱為「土耳其之春」。這場運動由一件極爲普通的基建抗議而起，卻由於埃爾多安政府的無能，恐懼和群衆對於專制政權反抗的低估，延燒到社會每一個層面。
這場反政府抗議運動源於重建塔克西姆廣場的爭議。這個大型重建項目在是正義與發展黨在2011年的選舉政綱，目標是希望透過重建為廣場增添昔日鄂圖曼帝國輝煌的特徵，以及使廣場變成有利可圖的旅遊景點。正義與發展黨勝出大選後，連任土耳其總理的黨領袖埃爾多安認為相關重建項目得到足夠的民意授權，遂希望把政綱付諸實踐。可是，由於這個大型重建項目會砍掉廣場內蓋齊公園的大量樹木，破壞生態，所以受到土耳其環保團體的猛烈抨擊。2013年5月27日晚上，重建工人嘗試把推土機駛進蓋齊公園，但遭到約50名環保人士和抗爭者的阻攔，他們在蓋齊公園搭建帳蓬營地準備長期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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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情而論，抗議運動初期的規模只屬一般。不過，埃爾多安選擇強硬對付這場示威，到了5月30日早上，土耳其警方更進入蓋齊公園禁燒示威者的帳篷和個人財產，這件事件成為抗議運動的轉捩點（註一）。雖然土耳其的新聞自由狀況向來不甚理想，但由於社交媒體的興起，警方使用暴力的影像得以在網絡世界廣泛流傳，這激起廣大民眾的義憤，不少人選擇湧入塔克西姆廣場聲援示威活動，示威亦蔓延至土耳其國內的其他大城市（此外，智能電話和網絡通訊軟件的普及化，亦有助示威者建立即時的行動聯繫網絡）（註二）。示威的訴求不再局限於捍衛蓋齊公園，而是擴展至同時要求警方禁止再使用催淚彈對付示威者、立即釋放被拘捕的公民、立即撤銷有關在廣場和公共場所集會的禁令，以及埃爾多安及下令暴力鎮壓的官員和警察局長下台。
6月17日，抗議運動迎來另一個轉捩點。土耳其舞蹈家埃德姆·京迪茲（Erdem Gündüz）堅持站立在塔克西姆廣場凝望着揚起土耳其國旗和豎立起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雕像的阿塔圖爾克文化中心長達八小時，事件不僅引起全球網絡世界的重大迴響，更引來包括殘疾人士和長者在內的大批示威者模仿（註三）。此外，多名音樂家、藝術家、舞蹈家、歌手和演員押後他們的演出前來塔克西姆廣場打氣聲援，塔克西姆廣場亦遍佈具抗爭意識的創意藝術品，使這場抗議運動的非暴力形象更深入民心（註四）。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之春」不是新舊世代之爭，而是銀髮族加入或陪伴新世代參與抗議運動。這場抗議運動打破了部分上一輩認為新世代自私、消費至上和政治冷漠的偏見（註五）。
然而，安卡拉政府屢次嘗試以維持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作為打擊示威活動正當性的藉口，示威者紛紛被妖魔化成極端恐怖分子，以及阻礙平民工作和破壞商業活動的罪犯。雖然時任土耳其副總理比倫特·阿林奇曾就警方過度使用武力對付示威者道歉，時任土耳其總統（當時土耳其未修憲，總統沒掌握多大的政治實權）阿卜杜拉·莒內（Abdullah Gül）亦盛讚和平的示威者，但大權在握的埃爾多安多番親口形容示威者為掠奪者（çapulcu）（註六）。不僅如此，安卡拉政府和執政黨的國會議員還訴諸外國勢力干預的陰謀論，例如猶太銀行家試圖秘密破壞土耳其的經濟發展，以及德國在土耳其興建新機場之際從中作梗以阻止法蘭克福機場的區域性地位受到威脅（註七）。無獨有偶的是，土耳其在2013年六月份的股市曾一天內急瀉10.5%，德國政府亦在「土耳其之春」期間建議歐盟成員國押後與土耳其商討容許對方加入歐盟的事宜（註八），讓不少較保守的民眾對政府散播的陰謀論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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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Türkay Salim Nefes的學術研究發現，土耳其人民是否相信政府的陰謀論，很大程度與他們的政治傾向息息相關，但不能否認的是，陰謀論是安卡拉政府分化民眾的有效武器（註九）。事實上，縱然安卡拉政府作出了一些讓步，例如承認警方存在一些過失，以及把是否拆卸蓋齊公園留待法院和人民公投決定，但抗議運動結束後，土耳其的社會出現嚴重的撕裂。一方面，土耳其的世俗派廣泛支持與政府對抗的路線，但另一方面，保守的穆斯林群體對示威者敵視正義與發展黨心懷不滿，他們認為示威者既不尊重民選政府，亦擔心抗議運動會導致激進的世俗主義重新抬頭，令他們的穆斯林身分再被邊緣化（註十）。
無論如何，對於示威者來說，埃爾多安的新鄂圖曼帝國夢無疑於實行獨裁統治。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參與抗議運動的伊斯坦堡示威者來自中產階層，驅使他們參與示威的主因並非在於經濟層面受到剝削，而是不滿安卡拉政府以國會的多數派壓倒少數派的技倆蔑視多元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今年正義與發展黨兩度在伊斯坦堡市長選舉中落敗，正正是伊斯坦堡中產選民以「票債票償」方式還撃埃爾多安的結果。將人民低估成只配擁有物質生活卻不配擁有相同價值觀的政府，無異於“經濟家畜”的專制政權，一旦高經濟增長無法維持，任何的社會運動都可以是壓垮駱駝的稻草—-而王朝的掘墓人往往是驕縱的專制政權自己。
註釋：
註一、二：Suner, Asuman, 2017. “Trees and umbrellas: a parallel reading of the Istanbul Gezi Park Movement and the Hong Kong Umbrella Movement,”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18(1), p. 110.
註三、四：Koca-Atabey, Müjde, 2016. “Gezi park protests in Turkey: how can death be related to the protests?”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18(4), pp. 424-425.
註五：與【註一】相同，pp. 111-112。
註六、七、八：Nefes, Türkay Salim, 2017. “The impacts of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conspiratorial framing of the Gezi Park protest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5), p. 614.
註九：與【註六】相同，pp. 615-619.
註十：與【註一】相同，pp. 115。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楊庭輝，楊庭輝是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