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的成功可以說離不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北歐人務實，勤儉的性格在成熟的公民社會背景下真正讓政府做到了‘凝聚共識’，成功造就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平衡國家長線利益之餘又得以保障一直豐沃的福利制度。
沒有比能有效率地解決資源分配問題，平衡到商業利益及國民優裕生活質素更能讓一個經濟學家感到驕傲— 當然，完美的理想國只存在於理論裏，北歐市民的富庶和國家的繁榮，卻倒是每一位在移民顧問幫助下著陸的‘新北歐人’或者妄想集資購入冰島的網民都可以告訴你的。
北歐五國在一團愁雲慘霧中的歐洲大陸中一枝獨秀，雖然在經濟增長以及淨值之上未必有某些暴發金磚的誇張，卻可以不消費下一代的前提下保障國民個個豐衣足食，並且不需要由某高官號召‘以免被邊緣化‘特意搞些什麽文娛藝術區數碼港未來基金等等卻又語焉不詳的大白象工程，就可以在國際間保持高度的競爭力，成功的秘訣就在於擁有成熟的社會孕育的民主政府。北歐經濟體運營的成功，是從七八十年代歐洲廣泛蕭條情況下的經濟萎頓，以及九十年代初的泡沫爆破一點點的經驗積累得來，加上本身高效廉潔的多黨民主政治體系，為歐洲及世界其他國家樹立一個歐洲管治的範例—尤其是他們泥足深陷的南歐鄰居。北歐的成功體現在改革福利制度去容許勞動市場的彈性；第二，在優渥福利制度伴隨著的高負擔下以市場化及優異的教育及退休金政策保持長遠的經濟活力；以及相當關鍵的第三個元素，讓政府作爲民間及歐洲的中間人調節與歐盟的合作，在善用歐盟一體化進程的紅利之餘又不失國民的核心利益。北歐國家小國寡民，在天然資源豐厚，地廣人稀的情況下其實完全可以大搞一通“發展”那個，“開發”這個一類透支未來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勾當，但是，北歐人居然想著均富！我想，這大概便叫作文明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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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歐洲硬化症’
七十年代開始，北歐經濟乘著戰後至六零年代的工業化出口起飛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果，但與此同時在工會的崛起及從農業經濟轉型的雙重壓力下，經濟增長伴隨著的卻是漸趨頑固的工資結構和日趨龐大，保護政府相關產業及衰退中行業的補貼，而兩者均對公共支出造成龐大的負擔。結果，歐洲，尤其是北歐丹麥瑞典仰賴石油驅動的工業在一九七三年第四次以巴戰爭之後的中東石油禁運之後受到災難性的打擊；高通脹，沉重的公共債務以及巨額的政府赤字，再加上高失業率更是火上加油；沒有受到高油價直接打擊的出口國家比如冰島和芬蘭也被歐洲大陸遍地的低需求擊沉 — 當年的北歐，至少在經濟上，其實不比今日的歐豬四國好。
擧個例子，至到一九七六年下臺，執著于全民就業的社會民主黨瑞典政府在勞工市場上的佔有率超過三成，並有著相當于10-12%國民生産總值的赤字，同樣，差不多10-12%每年的通脹率，承繼的保守黨選擇增加補貼去保護國家工業自然不但無濟於事，更加重了七十年代國家的負擔，直到80年代社會民主黨重新執政摒棄保護主義，經濟方開始有所起色。其他北歐國家除了幸運在北海發現油田的挪威以外在70年代遭受的命運也差不多，芬蘭雖然靠著與前蘇聯的貿易來往相對地過得比較好，但和主要產業屬於出口漁獲的冰島一樣，或多或少都受困於當時西歐嚴寒的經濟氣候。
不止是奴工
八九十年代可以説是北歐的轉捩點，開明和前所未見的改革基本上奠定了北歐之後的豐盛。尤其是七十年代工業一如瑞典受到重創的丹麥，在保守黨的領導一系列的改革下，在減少公共開支的同時，卻靠著減免入息稅等等的優惠讓勞動人口留在市場更久，從而得以維持寬裕的退休金以及醫療保障，加上擴大稅基及破除了工資與通脹挂鈎制度這一類自由化市場的措施在九十年代終于返回之前出口的強勢。
不錯，改革後丹麥人退休年齡推後了，但丹麥的勞工市場在失業福利優厚的情況下從此告別了與歐洲其他地方一樣陷入受政策保護的局內群組及被臨時工化的局外群，丹麥人從此不必掛慮經濟上被迫靠臨時工作度日而可以等待合適的機會發展所長。勞工市場的流動得到了保證的另一面，就是讓可以輕易調整架構的丹麥公司的競爭力, 比起比如受到墨索里尼時代臃腫架構遺毒的意大利國營企業高出一截。
瑞典則正從八十年代的改革陣痛中掙扎，90年代初經歷了可以說是零八年美國次按危機預演的第一次地產泡沫爆破後，瑞典先以國有化過分杠桿投資地產項目銀行的方式涅磐重生，並在1996年施行發達國家有史以來所見最龐大的退休金改革計劃並且加入歐盟申請成功。瑞典的退休金計劃自始與國民人生的總收入挂鈎，在政府保底的基本退休金之上再加以從年均每人收入中抽起一部分投入資產市場或者以退休人士一生人的總收入調整福利金額的選擇，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負擔之餘瑞典人優渥的退休生活亦未有受到影響。從1993年起，瑞典的公共債務從相當於國民生産總值67%下降至2013年的40%，相比歐盟2013年平均的87%，以及痛苦地削減公共開支，卻依然超過110%的意大利和葡萄牙希臘等等國家比起來，更能顯出瑞典政府的高效率。勞動市場的改革重點在於平衡彈性和政府支出，而北歐在保障了勞工福利之餘還確保了經濟效益做到了面面俱圓，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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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主義不等于消費未來
北歐的福利主義總是被很多第三世界的冬烘之輩譏笑為養懶積惰的溫床，很少人明白的卻是北歐對國家未來體現在教育上龐大的投資還有重視新興產業的遠見。的確，北歐的經濟體系並非完美，挪威在石油經濟的支撐下勞動人口的告假率為歐洲最高之一，丹麥的人均稅收負荷非常重，瑞典的公共部門依然太大而私有部門太小，芬蘭在諾基亞被收購後還在尋找下一個科技巨人，但北歐的全民免費教育以及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都會在天國會心微笑的‘教育卷’制度保證了北歐的下一代得到前往成功最優厚的起步點，只要他們想的話。
挪威擁有的石油及天然氣產業收益都撥入了世上最龐大的主權基金，一個根據BBC的報道擁有全球1%股票，總值達到八千億美元的基金，平均分于每一位挪威人的話，人人都會是百萬富翁。挪威政府的開支，完全來自這個基金每年4%的回報，分毫不差–這個基金其實等於挪威人民的儲蓄戶口。挪威的中小學，以至歐洲頂級的大學均免學費，由挪威的教育及科研局負擔，一如其他北歐國家的相應機關。
瑞典，這個諾貝爾獎創立人發明家諾貝爾的故鄉兼工業巨人從八十年代起便盛產工程師的國度不但容許私人及公立學校並存競爭，其施行的教育卷制度更允許了國民家長得以在不需考慮花費的情況下選擇學校就讀。
在芬蘭這個曾經擁有諾基亞這個巨人的國家在它開始走下坡的同時不但在教育方面尤其下工本培養下一代的芬蘭企業家，更由政府設立了專門投資在芬蘭創業的風險投資基金Finnvera，瘋魔一時的手機遊戲Angry Birds的總公司Rovio Entertainment，以及Clash of Clans的總公司SuperCell 就正正是芬蘭企業家所創辦。北歐政府的遠見，比選擇販賣原材料透支環境歇澤而漁的許多新興經濟體考慮得更多。
如何擁抱歐盟而不失本土
歐洲一體化有利有弊，歐盟固然提供商機處處，但歐盟内部成員國各自發展程度的不同令到歐盟政策總有甲之熊掌乙之砒霜的情況出現，甚之，歐盟一直秉承的自由經濟主義對北歐福利社會的衝擊亦相當可觀。如此一來，北歐政府如何在顧及整體國家利益之餘平衡民意中的保護主義就的的確確變成了一門藝術。
首先，北歐不論是最早歐盟成員國之一的丹麥，屢次收回申請始終留在歐盟外的挪威及金融危機後凍結申請的冰島，還是九零年代方加入的瑞典芬蘭，雖然對歐盟及歐羅在政策的反應其實相當極端，但無一例外對歐洲市場相當依賴，對歐洲社區法規 (acqui communutaire) 的接受度甚至比歐元區國家更高。比如一直非常依賴歐洲市場的冰島經濟及挪威石油出口經濟，就造成了雖然在歐盟外，兩國卻都比法國及意大利這些歐盟核心國更嚴謹地遵守及執行歐盟法規的奇景。其中北歐對歐盟反應得最微妙的莫過於丹麥，可以作爲北歐對歐洲整合的案例。 長期屬於丹麥其中最大黨的丹麥民主社會黨(SDP, Socialdemokraterne)這個旗幟鮮明，強調國民政府應當在國家經濟中佔主導角色的左翼政黨，卻不止一次游說國民加入崇尚經濟自由主義的歐盟(當時叫作歐洲經濟共同體，或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優點；比如在1972年公投決定是否加入EEC的前夕，SDP鼓吹的政綱是丹麥產品可以進入歐洲龐大的市場，以及丹麥受益于勞工改革相對歐洲大陸國家廉宜的工資，可見當時來説SDP並不認爲丹麥的政經社會框架會受歐洲大陸不良的影響。在八零年代初期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的討論中，SDP對於歐洲整合的態度尤其曖昧；開始時表明立場反對授予歐洲共同體更多的獨立權利，另一方面卻又表明渴望當時尚在調整期的丹麥經濟可以乘攜於歐洲市場，最終原本丹麥足以大比數由議會通過下單一歐洲法案下因爲SDP的三心兩意迫使當時的保守黨首相為丹麥通過法案展開公投並最終獲得國民過半數通過法案，始作俑者SDP最後的表態卻是支持通過法案的。之後的SDP一直保持着此一看似矛盾的立場去調整對歐洲的方針；即一方面反對授予歐洲共同體更多的權力，尤其在稅收及勞工法方面在歐洲層面上決定的任何權利，另一方面又希望繼續得益于歐洲的自由市場經濟。於是乎丹麥變成現在的’騎牆派‘腳色；一方面不希望賦予歐盟插手丹麥福利主義社會的能力並且極力爭取豁免部分歐洲法規條款，另一方面卻爲了遷就歐盟市場而在獲得部分豁免權後同意執行歐盟大部分的法規—雖然丹麥在這樣的情況下冒著在未來被歐盟政治上邊緣化的風險，但卻是向惶恐被歐盟主宰的選民交待了。政黨必先向選民交待這種事雖然看似簡單明瞭，卻不是每個社會都成熟到可以駕馭議會而非被黨派騎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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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理想國非一日之功
北歐的成功可以說離不開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北歐人務實，勤儉的性格在成熟的公民社會背景下真正讓政府做到了‘凝聚共識’，成功造就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在平衡國家長線利益之餘又得以保障一直豐沃的福利制度。 北歐為世界上的一課在於‘務實’二字之上，同樣是六百萬人口，芬蘭的科研資源造就了憤怒鳥，丹麥人的福利主義和馬士基集團（Maersk) 的強大並無牴觸，令人不無神傷，在北歐社會不斷改善自己的政經架構下成為多數世界人民嚮往的天堂的同時，香港卻被浮躁的領導者一次又一次半吊子兼如同無頭蒼蠅的改革硬生生變成了移民出口的中轉站和炒家的天堂。 可見，北歐文明民主公義不止是言必馬克思恩格爾，葉公好龍的‘左翼’分子不能理解的範疇，更屬於第三世界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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