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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特約】北京超限戰碰壁 歐美逐一反擊

這次新冠肺炎展示了中國向全世界發動訊息超限戰的能力,但同時消耗了外國多年來對中國的信任。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會在短期內被削弱,但當超限戰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全球民眾對中國信任度經此一役後不斷下降,或許就是一些網民猜想的「中國崩潰」時刻。

 

中國在是次新冠肺炎上對外的文宣操作,超出了一般人想像,過程中更有外交部發言人參與,引來美國和歐盟不滿。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中國政策首席顧問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形容,北京的舉動為「虛假宣傳」。北京打這場疫情資訊戰,固然是要盡快洗掉「病毒源頭」的指控,但只要細心整理過去中國外交路向和取態,這次資訊戰開打可看成是北京非常重視的超限戰,是鞏固中國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時刻。

 

觀乎北京在新冠肺炎爆發初期,主要是慣常地透過官媒否認疫情,統一疫情訊息,威嚇阻止散播不按官方意思報道的疫情,以及指控每年在美國發生的流感情況更嚴峻。同一時間,運用世衞的國際地位,藉與中國關係良好的世衞總幹事譚德塞之口,淡化中國疫情狀況和反對各國對中國封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月在Twitter發文,質疑病毒可能來自2019年在中國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的美軍,結果外界嘩然,特朗普罕有以「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高調反駁。特朗普的言論惹來亞裔美國人反感,擔心會因為外貌和膚色而被歧視,但趙立堅也被迫「神隱」一段時間避風頭,由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演白臉」為言論降溫。

 

除了美國,疫情嚴重的意大利也是北京的文宣材料。《環球時報》引述意大利病毒專家雷穆齊(Giuseppe Remuzzi)在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的訪問內容,斷章取義地指新型冠狀病毒早在去年11月已經在意大利出現,雷穆齊其後親自澄清病毒來自中國,更譴責北京為了政治宣傳扭曲科學資料。

 

以上只是中國在這波疫情大外宣中,比較多人關注的言論,北京現時每日在境外透過外交部、駐外大使、俗稱「五毛」或「小粉紅」的親政府網民、親中或友中的政商學僑界領袖,合力發動「戰狼」外交,用中文及外文鋪天蓋地直接間接維護中國利益或捍衞中國面子,並宣傳中國體制如何有助防疫抗疫。中國近年在釣魚島主權爭議、台灣大選、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均有大規模文宣操作,但範圍之大和所涉及的官方層級之高,則遠遠不及今次的新冠肺炎訊息戰,可見北京在網絡、媒體和意識形態上,進入了超限戰狀態,務求短時間內轉危為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質疑病毒可能來自參加世界軍人運動會的美軍令外界嘩然,特朗普隨後以「中國病毒」高調反駁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藉疫收割 惹歐洲反感

 

美歐以往對中國採取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給予中國機會透過參與全球貿易和管治,加強與各國合作和建立互信基礎,最終達至中國民主化。這個設想固然已經落空,白邦瑞在《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中批評北京運用了美國對中國的信任,在科技、意識形態和貿易等層面上,以竊取、瞞騙和不公平交易的方式提升實力,逐步削弱美國的領導地位,藉此確立中國的強權。他形容西方一直把戰爭狹義定於軍事層面上,相反中國採用超限戰應對,再配合《孫子兵法》和圍棋所強調的「勢」,結果把握了2008年金融海嘯這個黃金機會,令中國可以反噬西方。

 

當特朗普招攬了白邦瑞、納瓦羅(Peter Navarro)、班農(Steve Bannon,已離職但仍然發表言論支持特朗普強硬對抗中國)和博明(Matthew Pottinger)等對中國抱有相同想法的幕僚入閣,配合彭斯(Mike Pence)、蓬佩奧(Mike Pompep)和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等鷹派官員,以及透過國務院任用友台疑中外交官員,特朗普在2018年起對中國展開貿易戰,利用聯邦法律封殺華為,透過盟友加拿大扣留華為太子女孟晚舟,發表印太外交戰略,皆可看成美國已用超限戰回應中國的超限戰。特朗普稱呼「中國病毒」,不過是美國超限戰的一小部分。

 

歐洲國家近年一直不願意跟隨美國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特別是沒有跟隨美國封殺華為的5G通訊設備。但中國針對意大利的大外宣引來當事人、當地官員和傳媒激烈反感後,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罕有撰文警告中國展現「慷慨外交」,正利用疫情「爭奪地緣政治影響力」。

 

歐盟多年來甚少批評中國,博雷利的言詞正是預示歐洲多國不再像以往般信任中國。英國和歐盟固然沒有能力對中國實踐超限戰,但疫情過後,歐洲會否全力站在美國一方對抗中國,絕對是觀察未來局勢的關鍵。

眼見中國在是次新冠肺炎上對外的文宣操作,歐洲多國很大機會不再像以往般信任中國 (圖片來源: Wikimedia Commons)

權鬥為先 劣幣逐良幣

 

《超限戰》末章指出,實踐超限戰須遵從六大原則──全向度、共時性、有限目標無限手段、非均衡、最小耗費、多維協同全程調控。中國的黨國大一統政治制度,令中國擁有絕大優勢,發動包括文宣媒體戰在內的超限戰。外交部官員、駐外官員、網民、華僑、與中國有利益的外國政商人士,以至對中國國情一知半解的西方左翼知識分子,客觀上都能夠為北京所用,隨時抵擋甚至反擊全球的反中情緒。

 

可是,這套因應中國體制而衍生的超限戰思想,有一個重要假設,就是最高領袖必須有無上權威和戰略靈活性,才能夠完全實踐六大原則。開國領袖毛澤東在1950年派兵協助北韓對抗美國,但後來有感蘇聯對中國的威脅愈來愈大,在1969年上半年(按白邦瑞在書中所指)果斷開始認真研究聯美抗蘇,最終與有聯中抗蘇想法的基辛格一拍即合,促成改變世界局勢的中美破冰。

 

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無限連任,理論上他比以往的江澤民和胡錦濤更有空間發揮超限戰的中國優勢,在這場「百年馬拉松」逐步打敗西方。可是,中共主導的中國黨國制度,注定了國家領袖和官員必然以權力鬥爭為先,任用賢能為後,結果劣幣驅逐良幣,導致超限戰在實踐期間愈來愈僵化,為中國帶來更多問題。

 

這次新冠肺炎展示了中國向全世界發動訊息超限戰的能力,但同時消耗了外國多年來對中國的信任。中國的國際地位不會在短期內被削弱,但當超限戰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全球民眾對中國信任度經此一役後不斷下降,或許就是一些網民猜想的「中國崩潰」時刻。

超限戰─平民參與不沾血

 

超限戰這個概念,來自兩名中國解放軍將領喬良和王湘穗於1999年出版的著作《超限戰》(此書在2016年推出修訂版)。兩人認為,1991年波斯灣戰爭已是傳統戰爭模樣的尾聲,而二十一世紀由於資訊革命和科技進步促進全球化,社會原有界限被打破,未來的戰爭不會只停留在軍事層面,而是戰爭會滲透至每個角落,而且互相發揮作用。

 

兩人所指的軍事以外戰爭,有外交、情報、網絡和走私等的超軍事性質,也有金融、貿易、法規、媒體和意識形態等的非軍事性質;超限戰的參與者將「平民化」,職業軍人以外亦有金融炒家、網絡黑客、恐怖分子和普通平民等加入。

 

王湘穗去年9月便按這個20年前所提出的概念,形容香港的反修例示威具有超限戰特徵,嚴重衝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但他認為這場運動最終結果是「用香港模式解決現在的問題」。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郭耀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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