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能夠在伊拉克過份擴張，歸因於宏觀區域形勢及國內政治等複雜因素。2003 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與伊朗並駕齊驅的伊拉克被美國攻陷，強人薩達姆政權倒台，頓時令區域權力失衡。蘇雷曼尼時代下的伊朗，藉機滲透伊拉克。
2020 年首宗憾動國際社會的危機，必定是伊朗強人蘇雷曼尼之死。伊朗精銳部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被喻為伊朗的區域軍事外交建築師，地位僅次於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暗殺事件令伊朗失去一名猛將，打擊沉重。
這些年來，伊朗對伊拉克過度滲透、操控，直到近來失去節制，終於釀成危機。突如其來的暗殺事件，不過是美國對伊朗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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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權力失衡 伊朗默默耕耘
伊朗能夠在伊拉克過份擴張，歸因於宏觀區域形勢及國內政治等複雜因素。2003 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與伊朗並駕齊驅的伊拉克被美國攻陷，強人薩達姆政權倒台，頓時令區域權力失衡。蘇雷曼尼時代下的伊朗，藉機滲透伊拉克。
例如，在 1980 年代由一群伊朗軍官及薩達姆政權流亡者組成的伊拉克什葉派軍旅「巴德爾組織」，於 2003 年戰爭後返回伊拉克。另一親伊朗民兵組織「真主黨旅」亦在此時成立，由同樣死於暗殺的穆罕迪斯領導。這些零散的軍旅都與伊朗「聖城旅」關係密切，同宗同派，受其資助、訓練。
除了一起對付伊斯蘭國之外，面對伊拉克庫爾德地區獨立公投，伊朗亦透過軍事干預伊拉克政局。2017 年 9 月，逾 9 成庫爾德人壓倒性地支持獨立，惟伊拉克中央政府反對，令雙方陷入僵局。不久，「人民動員」次長穆罕迪斯以保護什葉派土庫曼人為名，揮軍北上庫爾德地區南部城市基爾庫克，「聖城旅」的高級軍官亦參與其中。因當地第二大庫爾德族政黨「愛國聯盟」棄城，使巴格達政府成功收復自 2014 年失去的石油重鎮。伊朗高調地軍事干預伊拉克內政，遭美國時任國務卿蒂勒森譴責。雖然美國冷眼看待庫爾德公投，但此時伊朗的行為已被白宮看在眼內。
然而，馬利基因應付伊斯蘭國不力而下台，繼任總理阿巴迪略略調整了外交方針。巴格達政府及輿論開始擔心伊拉克過於依賴伊朗，因此希望與周邊遜尼派阿拉伯國家修補關係，借沙地阿拉伯之力平衡伊朗。在野本土派什葉派教士薩達爾也有此憂慮，原本親伊朗的他，近年漸走民族主義路線，除了貫徹反美，亦冀伊拉克變得自主。
可是，要擺脫伊朗的控制並不簡單，原因有二。第一，近年親伊朗軍旅在伊拉克政治體制內的影響力大增。在 2014 年還是依靠執政聯盟「法治國家聯盟」晉身國會的「巴德爾組織」，於上屆國會選舉另起爐灶，與其他親伊朗軍旅組成「法塔赫聯盟」並大勝，成為國會第二大政治聯盟，僅次於由薩達爾和共產黨組成的「前進」。在前交通部長兼「巴德爾組織」領袖阿米里帶領下，脫離原本的執政聯盟，異軍突起，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其次，伊拉克國內政治結構存在先天缺憾。過去數屆國會選舉，政治聯盟之間的宗教、意識形態、民族分野鮮明 —— 不只出現「什葉派與遜尼派」、「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等等對立，亦故於歷史緣由，令彼此分歧更趨劇烈。加上，伊拉克國會選舉實行比例代表制，就算政黨間透過組合政治聯盟參選，亦逃不過碎片化的政治生態，此現象令政府內閣長期處於弱勢。2018 年國會大選後，各方足足用了五個月才達成共識，選出馬哈迪成為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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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政府讓德黑蘭乘虛而入
過於分裂的政治生態，催生缺乏權威的弱勢政權。自上年 10 月始，伊拉克全國持續發起「反貪、反伊朗操控」示威遊行。事實上，政府內閣在應付這場危機的作為有限，反而阿米里能夠左右大局，擁軍自重，指揮親伊朗軍旅暴力鎮壓示威。即使薩達爾及什葉派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出面調停，或是其後馬哈迪自願請辭，阿米里的權力依然大到無可約束。更重要是，哈梅內伊直接命令伊拉克示威者依法達成訴求，又譴責美國及西方國家干預，使阿米里有聽命德黑蘭執行鎮壓命令之嫌。由此可見，伊朗如何影響伊拉克政局，了了可見。
直至最近，伊拉克於除夕夜發生的「班加西事件 2.0」成為危機導火線。親伊朗民兵率領示威者，在巴格達綠區「無警時份」下攻擊美國大使館，此行為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十分侮辱。美國面對伊朗在伊拉克不受制約的挑釁，最終選擇以暗殺對方猛將蘇雷曼尼作還擊。
多年來伊朗在伊拉克不受管束地滲透和擴張，助長銳氣，近日又勾起美國人對「德黑蘭人資危機」的傷痛歷史，刺激白宮作出反擊。這反璞提醒伊朗，凡事皆有底線。
（原文刊於信報，作者孫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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